2、讀大學時在《中國青年》上讀到《北大,魂兮歸來》,淋漓酣暢,切中時弊。只有愛之深,憂之切的人才寫得出來,但也感覺到,這雜誌也許會給停刊。現在讀《五百年來誰著史》,才知道此作者正是彼作者韓毓海,時光流逝,他依舊目光如炬,這不是書生意氣,才子情懷,而是壹位嚴肅的思想者,身居書齋,心懷天下,位卑未敢忘憂國。他曾說過“任何民族也必定有它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獻身於這個將終生憂心如焚上身清貧的行列”。他正是這樣的哀痛者與幸福者。
3、談史與著史,不是壹回事。韓教授知識的廣博和思維的活躍都令人佩服;但韓教授壹會兒用技術性分析取代歷史現象的定性分析,壹會兒又用簡單論斷來代替必需的數據分析,用這樣的“學術工作努力”來橫掃壹個學術領域,就難避 “無事實求是之心,有嘩眾取寵之意”的嫌疑。韓教授在本書緒言裏說“這當然不能算是史學,連歷史研究也可能談不上”,大概是為了謙虛,卻不失為自知之明。
中國的近代史是屈辱的,從情感上講,我們都不願意接受中國近代的衰落是壹種必然過程的觀點,而寧願相信是出自某種技術性失誤的偶然,甚至寧願選擇許多“排除消極面”的假設:假設明朝高度的商品化生產帶來了國家的近代化;假設皇家的財富轉化成為科技進步的源泉;假設慈禧太後沒有挪用海軍費用修建頤和園……但這壹切假設除了帶來阿Q式的精神勝利,別無他用。韓教授將歷史歸於簡單因素的努力,無疑為類似的想法提供了土壤,這或許就是韓著如此暢銷熱賣的深層原因。這種***鳴中透露出的今天某些國人的歷史訴求,作為壹種社會現象,倒真是值得社會學和歷史學界認真關註、仔細思考、深入解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