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當指黃河上遊、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古稱“三河間”。這壹地區自古以來多民族繁衍生息，至少從秦漢以來，眾多民族的先民耕牧於其間，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河湟文化。河湟文化是青海東部地區和甘肅西部與青海接壤地帶，歷代先民在壹定的物質文明基礎之上的精神文明化的結晶，有其獨特的內涵及其特征。研究其內涵及其特征，使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相承繼，相統壹，顯得十分重要。
壹
河湟文化是黃河源頭人類文明化進程的重要標誌。自古以來，我國從華夏到漢唐，乃至元明清時代，都將黃河流域看作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古人將黃河源頭看作是聖潔而又遙遠的，李白有“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慨嘆；人們探察河源乃至不斷遷徙往返最頻繁的地區，都莫過於今天青海東部和甘肅接壤的地區即上述“三河間”。
縱觀河湟文化在黃河流域古文明中的地位，我將黃河流域分為四大優秀的傳統文化加以比較：即青甘地區的河湟文化；今寧夏、內蒙古地區的河套文化；今陜西、河南等地區的中原文化；今山東地區的齊魯文化。河湟文化是上述黃河流域四大傳統文化中的源頭文明化的重要標誌，與黃河中下遊流域的三大傳統文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以河湟地區上世紀我國100項重大考古發現之壹的柳灣出土文物為例，當地發掘出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馬廠類型、齊家文化、辛店文化等從新時期時代到青銅器時代的墓葬***1730座，出土文物37925件，其中僅彩陶器近2萬件，這是其他地區所無可倫比的。彩陶紋飾圖案中的擬蛙紋亦作神人紋，反映了我國古代先民的人祖崇拜。蛙同娃，女媧摶土造人的古代神話傳說的最早形象化圖案。筆者認為河湟文化與河套文化、中原文化、齊魯文化***同鑄就了黃河流域文明化進程中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早期文化內涵，至少在北宋以前這四大優秀的傳統文化發出過耀眼的光芒。如果說河套文化以草原文化走廊即遊牧之路的文化內容為主；中原文化以農耕文化走廊即絲綢之路的文化內容為主；齊魯文化以海陸文化即蓬萊神話的文化內容為主，那麽，河湟文化則將草原文化和農耕文化兩大走廊的文化內容兼而有之。
二
河湟文化是草原文化走廊與農耕文化走廊文化薈萃之地的瑰寶。
說河湟地區是農耕文化走廊的地區之壹，人們容易理解。但何以又是草原文化走廊之壹呢？筆者以為我國北方各民族先民依托所生存地區的自然環境，亦耕則耕，亦牧則牧，很多地區耕牧相間，農牧業生產相得益彰。以鮮卑人為例，其部族在今東北遼寧地區就曾從事農牧業，後來人畜繁衍，鮮卑諸部從東北逐漸進入漠北高原，在陰山隴山腳下放牧，壹部分遊牧到祁連山北麓，有的翻越祁連山進入青藏高原，乃至川西北；青海歷史上的吐谷渾人以畜牧業為主，兼及農業；而南涼國屬民則以農業為主，兼及牧業；青海東部地區的幾個世居民族，從原先的畜牧業轉入農業者，不乏其例，如土族、東部藏族都是這樣。所以河湟民間傳播很廣的山歌“少年”，就具備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文化的雙重性。
在河湟地區，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之間的交往十分頻繁，形成了河湟文化內涵的多元性。有許多文化現象並非某壹個民族所獨有，如自古以來的羊圖騰崇拜，至今農牧業區多民族所***有，藏族仍有“長壽羊”?CAI LOU ，漢族稱“神羊”，即壹群羊中留壹只羯羊，終其生而不宰殺。這種習俗與古“羌人事奉羱羝”?即盤羊 的習俗壹脈相承。筆者曾聞“西寧的賦子，蘭州的鼓子”民諺。“西寧的賦子”是平弦坐唱藝術的主調，幽雅宛轉而又悠遠，給人以余音繞梁之感，平弦坐唱藝術還有“十八雜腔”之說，唱調多以歷史典故為主，是曲型的農耕文化的產物。筆者曾在蘭州有幸聽到鼓子詞的演唱，那音調蒼涼而悲壯，深沈而高亢，顯然有著北方大漠草原文化的風韻。西寧和蘭州，可謂我國西部相距最近的兩座省城，從蘭州北去，便是草原文化走廊之地；從西寧東去，便是農耕文化走廊之地。賦子詞與鼓子詞，就在時代的演進中保留了下來，豈不是河湟文化的代表作嗎。
對草原文化走廊及其文化研究的疏忽，是我們文化學界的失誤。彌補之法，除了細加研究史籍之外，在交通便利的今天，更應行萬裏路實地考察才是。特別是對重要的草原文化遺產應加以發掘、整理，借助今日的科技手段加以保護並發揚光大，如蘭州的鼓子詞，多年前筆者在蘭州時所見藝人多年老體衰，若不搶救則有後繼無人之虞。青海的皮影戲音樂也少有人承繼，要盡快錄音。河湟地區少數民族的民間音樂、舞蹈以及繪畫等也應采取搶救性措施。筆者曾著文指出，對中國西部歷史上的兩大文化走廊，要設法重振。文化自強，是中華民族奔小康的重要內容，千萬不可忽視。
三
河湟文化又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並存的必然結果
河湟地區曾有過對文化作出創建的歷史的民族，諸如戎人、羌人、氐人，鮮卑、小月氏、韃靼、吐谷渾、吐蕃等，這些古代民族不僅從事高寒畜牧業，也從事農業、手工業，積極發展與周邊民族之間的商業和文化交流。譬如壹條唐蕃古道曾留下多少文化遺存，僅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壹條山溝圍繞文成公主廟留下了歷代先民數不清的石刻藝術遺產。河湟谷地至今保存完好的1840年以前的寺廟塔窟，都是先民們留給後人的文化遺產，如瞿曇寺、隆務寺、塔爾寺、西寧東關清真大寺等等。廣而言之，雲崗石窟、麥積山石窟、炳靈寺、郭煌藝術，都是中國西部歷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並存的必然結果。
元明清時期祖國出現大壹統的局面，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更加頻繁，這壹時期作為綜合藝術的戲曲空前發展，河湟地區隨著手工業作坊的大量出現，民間坐唱藝術也得到空前發展。筆者聆聽過許多民間藝人的演唱，有些曲目並非民間藝人所創作?包括音藝人 ，二十多年前筆者曾在湟中小南川洛瑪村聽過張姓老人?已去世 演唱的民間曲藝節目《宮門掛帶》、《孫臏上壽》等，從其遣詞造句，喻古頌今的手法看，當是歷史上河湟地區的落魄文人所為，只是借助民間藝人的口流傳了下來。多年前壹位劉姓盲藝人在西寧小遊園演唱的《方四娘》，與我國內地流傳的《四姐寶卷》也存在著淵源關系。由此可知，河湟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並存的必然結果，這壹點是無可置疑的。
既然如此，我們對待河湟文化的態度只能是在繼承基礎上的創新。在這方面雖然我們過去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限於諸多制約因素，我們做得還很不夠。青海曾有過許多諸如三個集成、618米彩繪大觀、改編上演傳統曲目等成功之舉，但也有壹些不盡如人意之處。特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使河湟文化發揮更大的社會效益，這是擺在河湟文化人面前的壹大歷史使命。
在這裏想將我中華民族的另壹條母親河即長江流域的傳統文化作壹比較來說明繼承與創新的重要性。筆者也曾將長江流域分為四大傳統文化，即：江源文化?青海南部地區，玉樹康巴文化為主 、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和吳越文化。其中，江蘇無錫地區的壹些有識之士創辦吳文化公園，實現學術走向民間的方針，借助社會力量辦文化，走出了壹條成功之路，他們提出“以經濟治窮，文化治愚”的口號，認為“今日的文化，明日的經濟”這樣的理念是完全符合時代精神的，青海省舉辦郁金香節、中國消夏之都文化旅遊、昆侖文化藝術節，以及中國西部文藝博覽會等，我想也出於這樣的理念。只是我們對河湟文化的內涵及其特征方面的深入研究太少了，鑒於此，應《河湟》雜誌社之約，以上面的拙見，作為拋磚引玉之用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