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軍事思想蘊含的戰爭觀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戰爭觀 無古不成今。“以史為鑒”、“古為今用”，是軍事家、名將增加知識、開發智力的重要途徑，是豐富、深化和發展軍事理論的必要條件。 毫無疑問，中國古代社會的戰爭觀，因其產生的社會政治、經濟基礎，戰爭樣式及作戰方法的巨大差異，必然受到當時特定歷史條件的限制和制約。但是，中國古代兵家的戰爭觀念，是我國軍事文化的源頭和起點，它凝聚著古代先人的聰明智慧和對階級社會戰爭的基本認識，有著很強的生命力、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其中的思想精華並不因時代的變遷而喪失其理論的光輝。可以說，當代戰爭觀問題上的主要思想及觀點，都是對古代戰爭觀的繼承和發展。這些思想，對於在現代信息化條件下繼承、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的戰爭觀，深入認識、研究和指導未來戰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戰爭，廣泛涉及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心理、地理等因素，是壹個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和系統工程。從有階級社會以來，由於國家、階級、統治集團之間以及統治集團內部利益的激烈沖撞和爭奪，普遍存在著因各種矛盾及利益之爭而引發的暴力對抗。研究、準備和應對戰爭，成為各國統治階級的頭等大事。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不僅著力研究怎樣應對面臨的戰爭威脅及奪取戰爭的勝利，而且非常重視從宏觀上認識和把握戰爭，以充分發揮經濟的、政治的、外交的、心理等綜合力量，來準備、駕禦和控制戰爭。私有制、階級和國家出現以後，戰爭隨之產生並連綿不斷。戰爭，在給統治階級帶來利益得失的同時，也給廣大人民和社會帶來數不盡的劫難和動蕩。渴望和平、希望安定、反對戰亂，是廣大人民的普遍要求和願望。但是，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作戰工具、能力的不斷增強，階級社會的戰爭卻以不同的形態不間斷地持續著，而不以人們的良好願望為轉移。這使人們逐漸認識到：“兵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呂氏春秋·卷七·孟秋紀·蕩兵》）。戰爭由來已久，人們既不能禁絕它，也不可制止它。所以古代賢王，有為正義而進行戰爭的，而沒有廢止戰爭的。開始認識到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同時也逐漸懂得，戰爭的社會作用具有雙重性。它除了具有殘酷、掠奪、殺戮、戰亂的負面作用之外，還具有破舊立新、消除邪惡、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因而也是壹種革命手段。因此，對於戰爭不能簡單地以好壞而論，更不能憑借人們的善良願望而廢止。自有階級社會以來，“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呂氏春秋·卷七·蕩兵》）。歷史上有人因發動戰爭而導致亡國，但卻不能因此就廢止天下的戰爭，幻想廢止不僅是荒謬的，更是不可能的。戰爭就象自然界裏的水和火壹樣，善於運用它就能造福於國家和人民，不善於運用它就會遺患無窮。又好象用藥壹樣，得到良藥就能使病人起死回生，吃了毒藥就會被毒死。毒藥是要不得的，但任何人也不會因為世界上存在毒藥，而拒絕良藥。（二）兵不可黷戰爭不可禁絕，就要隨時準備應對，並要建設強大的專業武裝。但壹味窮兵黷武、好戰喜鬥，也是絕對不可行的，必須審慎的對待，兩個極端都是錯誤的。對此，《孫子》指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計篇》），這是現存兵書中，人們最為熟悉的、中國古代最早的慎戰思想。“兵不可以黷，黷則玩，玩則敗。茍不察國之虛實，不謀敵之強弱，而唯戰是務，則國危矣”（《明太宗實錄·卷九十二·永樂七年五月·庚寅》）。因為戰爭畢竟不是目的，軍隊決不可濫用，否則就會招致禍患。出師興戰要審視時事、考量國力，否則只想以戰爭解決問題，那國家就要面臨危險了。因此，“主不可怒而興師，將不可慍而致戰”（《孫子·火攻篇》）。《老子》更進壹步指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兇年”（《老子·三十章》）。壹個國家，僅靠兵力的強大而逞強天下、濫施暴力、濫殺無辜、頻繁發動戰爭，那樣是很危險的，那樣做的結果必將走向事物的反面，於人於己都是不利的。 壹味輕率好戰，片面追求軍事上的優勢和戰爭的勝利，窮兵黷武，就會四面樹敵，導致國力的衰竭和政治上的被動，甚至於亡國。《孫臏兵法》指出：“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事備而後動。”（《孫臏兵法·見威王》）。認為輕率好戰的人會導致亡國，壹味貪求軍事上的勝利反而會受挫被辱。因為戰爭不是可以隨意喜好的，勝利不是可以隨便貪求的。必須事先周密、詳盡地審視利弊，充分做好準備，而後才可采取行動。不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只根據軍事上的需要南征北戰、東爭西討，其結果必定是“國雖大，好戰必亡”（《百戰奇法·好戰》）。歷史上“隋之煬帝、國非不大，民非不眾，嗜武好戰，日尋幹戈，征伐不休，及事變兵敗遼城，禍起蕭墻，豈不為後世笑乎？籲，為人君者，可不慎哉！”（同上）。這種教訓，在歷史上是不少見的，對後人的啟示也是頗為深刻的。《吳子兵法》以歷史的教訓，指出窮兵黷武的巨大危害：“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壹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是說天下各國之戰爭，戰勝了五次（意指多次）仍不得善其後、不能解決問題的，必有災禍來臨；戰勝四次的，必是疲憊不堪；能夠以三次決定局面的，可以稱霸；能夠以兩勝而使對方心悅誠服的，可以為王；壹戰而勝的則可以為帝。能夠屢戰屢勝僅依靠戰爭勝利而得天下的，是少之又少，因此而致亡國的，卻比比皆是。以此告戒人們：應該審慎地對待戰爭，動輒采用暴力手段，窮兵黷武、連年征戰，即便是多次取得戰爭的勝利，卻不壹定是好事。所以“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占亡者不可勝數”（《墨子·非攻》）。言天下治國，年代久遠的耳目所聞，年代近的親眼所見，由於發動戰爭而亡國的數都數不清，戰爭並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好途徑和手段。“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病，不以無疾而用藥。”（《明太祖寶訓·卷五·諭將士》）這正象醫生治病，醫治了壹萬人，而只醫好了幾個人，大多數人治死了，決不是好醫生。打起戰爭，國君無法朝政，官吏無法處理事務，農民不能耕田，婦女不能紡織，而且要以人的生命和物資財富作為代價，其結果是“奪民之用，廢民之力”，得不償失。 兵不可黷，表現在作戰目標和行動上，就是“允當則歸”。這句話，出自我國最早的兵書《軍誌》，意思是說當迫不得已采用軍事手段時，戰爭的目標要適當，作戰行動要適可而止，不求過分。要懂得“知難而退”（《軍誌》）。要“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經法·稱》）。既要是統率正義之師討伐不義之兵才可興兵，又要在達到預期的目的時適時罷兵收戰，才是明智之舉。（三）忘戰必危 兵實不可黷，但亦不可廢、不可無備。慎戰，決不是不戰，更不是忘戰。古人壹方面指出，“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同時又指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仁本第壹》）。道理很簡單，那就是“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鹽鐵論·卷九·險固第五十》）。好戰必亡，是黷武所致。而止戈忘戰，走向另外壹個極端，同樣會因疏於戒備而導致亡國。由於長期的和平環境和人們壹相情願的善良願望，會使壹些人產生和平麻痹思想、放松警惕，認為戰爭離我們很遠，強調國防、軍隊建設和備戰意識，是勞民傷財，多此壹舉。止武忘戰思想，是相對和平時期壹種極為有害的思潮和容易出現的通病，它嚴重地麻痹著人們的思想、渙散著人們的鬥誌，直接危害著國家的安全穩定與生存環境，因而是要不得的。古人曰：“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同上）。當社會矛盾用正常的方法不能解決時，就需采用變法，這種變法就是戰爭。當戰爭迫在眉睫時，任何中間人去勸說、斡旋都是沒有作用的，戰爭的方式往往成為解決問題的最終手段。因此，為了維護本國、本階級的根本利益，戰爭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戰爭準備是不可忽視的，止武忘戰的思想是極其危險的。 古兵法曰，“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韓非子·五蠹》），由於社會的發展和世故人情的變化，解決問題的方式也要隨之發生相應變化，僅靠“道德”和“仁義”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在歷史上，“強國事兼並，弱國務力守……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商君書·開塞第七》），是不爭的事實。盡管儒家無數次地強調“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章句上》），痛斥“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子不誌於仁，而求為強戰，是輔桀也”，“兵者，不詳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誌於天下矣。”（《老子·道經》）也無濟於事。“當今爭於氣力”，更能深刻說明階級社會局勢的發展和演變、國家的興衰、聚合和強弱。所以，任何壹個主權國家都必須加強軍備，準備戰爭，“治兵然後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言偃武”（《籌海圖編》），才是合乎時宜的明智之舉。古人認為，“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管子·立政第四》）。如果廢止軍備的言論占了上風，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不言武事，即使有地理上的險阻之利也是守不住的。不分敵我的“兼愛”言論占了上風，士兵就會喪失戰鬥意誌，不願意作戰。壹個國家只有常習“武事”，才能避免“戰事”，充分搞好武備，才能擁有和平。“兵者百歲不壹用，然不可壹日忘也。”（《曷冠子·卷上·近叠》）。常講武事、長於戒備，而又不窮兵黷武，才能使國家、民族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