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時期的風氣經過長時期而能持續，沒有根本的變動，那就是傳統。”倘或我們將錢鐘書先生的這句評論套用在電影發展史上，便會發現這壹公式同樣具有適應性——壹定時期可以調查得到的觀眾興趣與相對穩定發展的電影工業使得類型片成為好萊塢大制片廠商業化生產機制下最富創造力產物，西部片作為其中風格顯著的壹支也開始獲得觀眾的青睞。然而，正如“傳統”本身的瑕瑜互見，西部片的發展同樣存在著壹種矛盾——壹方面，它不肯輕易改變，於是它把風格約束得明顯，以其獨有的元素與其他類型片保持距離。事實上，1903年愛德溫?鮑特導演的《火車大劫案》就早已為日後的西部片選定了形式：奔馬、火車、手槍、長途的競逐以及影片高潮正義的英雄在激烈的決鬥中戰勝邪惡。從此，西部片得以憑借其顯著的速度感和蒼莽中的雄性力量定格自己的傳統風貌。但另壹方面，它又不得不變，觀眾不斷變化的賞片趨向甚至於時代背景的日益復雜都在驅使著西部片開始革新。這樣的妥協之下它嘗試著吸收更多的元素，從而達到改頭換面的效果。六十年代意大利興起的新西部片事實上便已經處於改良階段。以至後來仿諷時期出現的反西部片，更是對傳統西部片的套路大加諷刺，甚至於從影片價值觀上重新為觀眾灌輸新的道德判斷。類型片發展出反類型片從而進壹步推動其自我揚棄，壹如時代孕育出變革時代的改革家，而專就西部片壹個世紀以來的發展過程看，西部片的觀眾——如同改革時代裏的平民——無疑成為了最大的收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