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記者在普拉多見到來自遼寧的壹位姓姜的同學時，她的身份已由壹名學生變成壹家電腦公司的員工。姜小姐畢業於遼寧壹所旅遊學校，來到了意大利後不久在親友的幫助下取得了工作居留，完成了由留學生到打工淘金的轉型。
和她同期到達羅馬的學生中，有5位因為難過語言關提前退學回國了。剩下的37名學生因花完了帶來的錢後家裏無力為繼，相繼放棄學業去打黑工了。6名學生在機場失蹤的學生，在機場就和迎接他們的人會合，直接去打黑工了。
目前仍然在校堅持學習的兩人中，壹位侯姓男同學堅持半工半讀，已經通過了大學註冊後的壹項單科考試；另壹位來自遼寧撫順的張希文同學，出國前在遼寧某大學讀二年級課程。來到意大利後很快度過了語言關，被卡西諾大學語言和文學的多媒體通信專業錄取。張希文因成績優秀獲得了獎學金，無須為費用發愁了。
“馬可·波羅計劃”是意大利政府與中國教育部的合作項目，大大降低了留意門檻。沒有語言基礎的中國學生可先參加6個月的意大利語強化培訓，再註冊進入大學課程學習。從2005年“馬可·波羅計劃”實施以來，前往意大利學習的中國學生已由最初的每年150名，上升到現在的近1000人。
遺憾的是，留學生頻頻失蹤使“馬可·波羅計劃”從壹開始就變味了。更令人震驚的是，這壹現象並非“馬可·波羅計劃”獨有，留學變成出國通道正在成為公開的秘密，卡西諾大學中國留學生不過是失蹤比例超高的個案。而導致中國留學生失蹤的背後，則是中國學生人員成分和留學觀念的微妙變化。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前後，海外留學生主要來自國家公派，留學費用也由國家承擔。部分學業優良但家庭貧寒的學生，也通過申請獎學金獲得了出國機會。盡管相當數量的留學生逾期不歸，但這批學生還是學有所成的，他們無論在國外還是歸國都獲得了很高的評價。其中相當壹部分人，如今已經成為國際知名企業的高管。
10年前張朝陽等壹批海歸或成功開創自己的事業，或成為外企中國高管，或在大企業挑大梁，再次使出國留學熱急劇升溫，出國鍍金已經成為年輕人的理想選擇。有條件的家庭，也把讓子女留學鍍金作為首選。與此同時，留學生的人員構成也在發生急劇變化，由學業優良的尖子生向中下生甚至差等生轉變。學歷也由大學畢業生向高中畢業生轉變。甚至到連到國外讀高中的小留學生也應運而生。這類新生往往是來自高幹階層或中國改革開放先富人群家庭。留學生總體素質和適應能力也急劇下降。留學生出現了在國外留不下，歸國無能力的兩難現象。素質縮水，使留學生已經不再是人才市場的寵兒。
在大學生和海歸都面臨就業壓力的嚴峻形勢下，逼著學生再次把目光瞄向了國外。2004年西方國家陸續對中國開放公民旅遊以來，出國旅遊曾壹度成為變相偷渡的重要途徑。許多旅遊團落地就有人離團，中途不停減員，行程結束只剩領隊壹人回國。為此，西方國家曾壹度對中國公民旅遊緊急剎車，審批越來越嚴格，控制手段越來越嚴厲。相對比較起來，出國留學審查較松，資金要求也不高。壹位黑下來打工的留學生說，如果旅遊留下來往往要損失花上6萬元以上，而留學不歸的損失則在5萬以內。
外國遊客滯留和留學生失蹤，在西方法律上和偷渡還是有不小的區別的，在法律法律上也有壹定的回旋空間。目前西方國家還沒有真正重視，也沒有行之有效的策略來對待這兩個問題。加上部分國家不定期有大赦的政策出臺，也等於變相鼓勵了非法滯留行為。
國內的中介公司也在這方面推波助瀾，意大利和法國等壹些國家可以利用的環境被作為留學推介的重要內容，很多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前去咨詢的學生，往往欲罷不能。這樣壹來，出國雖然還是以前的出國，而留學則早已不是以前的留學了！與此同時，留學生也越來越多地來自中等以下收入階層。
留學失蹤顯然是壹個盲區。在國外生活如果不完成壹定的學業，就意味著壹生都被徹底斷送了。壹個連語言關都過不了的學生，壹輩子也只能在社會底層從事簡單體力或手工勞動，或者只能在華人中間生存。將來留在國外只能像老壹代華人那樣生活在底層，歸國也難有大的作為。
如果出國前做好語言學習積累準備，出國後在資金鏈中斷的情況下堅持半工半讀，就能度過最艱難的時期，為自己的將來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上壹代華人因窮偷渡情有可諒，年輕壹代重蹈覆轍實不應該。這樣，雖然暫時冒風險能賺到壹點錢，幾年後會發現自己依舊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