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有人說楊絳先生是最後壹位大師？

楊絳女士走了，找錢鐘書先生說話去了，這大概是這個世紀至今為止最浪漫的事情了。悼念也好，祝福也罷，楊季康先生如此盛名在外，離世之時也只不過換來壹大部分人的“刻奇”而已，不過我想，這對早已知天命的夫婦是不會在意這些的，我不清楚關於他們的任何評價，也不關心歲月流淌在河床上留下的痕跡。我只知道，這對夫婦用思想和文字構建的世界是那麽的奇妙和愉快。正如壹個時代的結束總是以偉大人物謝世作為標誌的，比如王國維在北京城的殉身，那就是經學的落幕，比如76年的大事，那也是時代的告別。但無論如何，總會有人作為時代的殿軍提醒時間和總結過去。有清壹代，到1912清帝遜位，學術之論何其繁盛，但是無論顧炎武，抑或戴東園，歸根到底還是由梁啟超進行總結。《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此文只能梁任公作，旁人絕對不可，壹無學識可支撐總結，二無時代之巨變體會。所謂學術總結，莫過於學術之爭的總結，而學術之爭，本質上便是思想之爭，思想之爭，那便是道統的爭議。今文與古文，黃老與孔孟，純儒與雜儒，理學和心學，漢學和宋學，乃至新文化運動，都是如此。而這新文化運動，毫無疑問已經取得了勝利，其開創者如陳獨秀、胡適、周樹人等，開壹代風氣，於是讀書的種子便沿著這條路壹直走下去，直到形成我們當今這樣的文化。每次遇到有人說什麽“崖山之後無中華”，我都是不說話，大概就相當於壹個標榜做出了永動機的民科非要在清華園開課壹樣，無法交流。而這總感覺，恰好用楊季康先生的名言來說，便是“妳的問題主要在於讀書不多卻想得太多。”這句話現在很火，很多人表示醍醐灌頂。如果我記得沒錯，初中課本上《論語》第二條就是“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夫子三千年前說的，沒人願意去記，現在說自己醍醐灌頂，就算是訶佛罵祖的禪宗也不敢這麽做啊。我們現在的文化石新文化運動的產物，但是巨變之際的社會壹定是百家爭鳴，楊絳女士的伴侶，錢鐘書先生卻是學貫古今的人物。要知道，不是誰都能稱得上學貫古今，我們看多了文人的自吹自擂，拋開名聲，胡適先生只能說學貫中西，不能說學貫古今；章太炎先生便是國學大家，又不能稱作學貫中西；周樹人先生那是文起三代之衰，卻難稱壹句國學大師。諸如種種，便是缺憾，但錢鐘書先生恰恰好好學貫古今又頗得西方新思想。寫《圍城》可謂新文化運動的傑作，《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立意便有壹種“長風幾萬裏”的青霜，《宋詩選註》無需多言，《談藝錄》和《寫在人生邊上》可以同苦雨齋壹爭長短，六十歲之後創作的《管錐編》擱古代大概能開宗立派了。正是這樣的人，所以眼高於天的劉文典才發出感慨，清華以後就看錢鐘書的了。劉文典的軼事最出名的莫過於壹腳踢翻蔣介石，然而他講莊子可謂三百年最通透者，抗戰之時在西南聯大，劉文典月下講莊子盡得魏晉風流。據回憶錄，劉文典極看不起新文化運動的諸位幹將，壹日日本飛機過來轟炸，教授們都紛紛躲避，劉文典身體不好跑不動路，突然看見沈從文也在跑，比他跑的還快，這氣不打壹處，開口便罵道“我研究莊子的跑就算了，妳壹個搞新文化的也跑，跑什麽跑。”傲氣可見壹斑，而沈從文先生日後用他獨有的筆調證明了自己，這都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