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目不視惡色出自《孟子·萬章下》，其原文以及翻譯如下：原文：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誌。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_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翻譯：孟子在這裏羅列的，是四種聖人的典型：伯夷清高，伊尹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柳下惠隨遇而安，孔子識時務。比較而言，孟子認為前三者都還只具有某壹方面的突出特點，而孔子則是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具有“智”與“聖”相結合的包容性。顯然，孟子給了孔子以最高贊譽。
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伯夷過於清高，清高得來有點不食人間煙火，所以他最後要與叔齊壹道“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但是，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也就由此生成，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或許也正是由此觀念出發，伯夷才被推崇為“聖人”之壹。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是我們曾經說過，“把歷史扛在肩頭”的人。其實。他的這種精神，正是曾子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平？”（《論語泰伯》）
所以，伊尹是非常符合儒教精神的“聖人之壹，歷來也的確成為儒家所津津樂道的古代聖賢人物。但他的這種精神，在進入所謂“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時期後，已被視為過於沈重，過於執著的“古典意識”，與“輕輕松松過壹生”的現代生活觀念有格格不入，或者說，已不那麽合時宜了。
柳下惠壹方面是隨遇而安，另壹方面卻是堅持原則，我行我素。隨遇而安體現在他不至於侍奉壞的君主，不羞於做低賤的小官，不被重用不抱怨，窮困不憂愁。這幾句話說來容易，做起來可就太困難了，尤其是後面兩句，的確人有聖賢級的水平。
所以，傳說柳下惠能夠做到“坐懷不亂”，具有超人的克制力，聖人的風範。最後說到孔聖人。事實上，到後世，尤其是到我們今天仍然家喻戶曉為聖人的，四人之中，也就是孔聖人了。
孟子在這裏並沒有展開對孔子的全面論述，而只是抓住他應該怎樣就怎樣的這壹特點，來說明他是“聖之時者”，聖人中識時務的人。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
孟子所強調的，是孔子通權這變，具有包容性的特點，所以才有“孔子之謂集大成”的說法。而且，由“集大成”的分折，又過渡到對於“智”與“聖”相結合的論述，而孔子正是這樣壹個“智”“聖”合壹的典型。說穿了，也就是“德才兼備”的最高典範。
這樣壹說，聖人也就與我們有接近的地方了，我們今天不也仍然強調“德才兼備”嗎？當然，我們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為聖人，但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作為精神方面的追求總還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