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信息的披露成本是指企業為進行財務信息披露而發生的壹切支出項目。財務信息的披露成本主要有以下五種： 財務信息的獲取與加工成本是指從建立財務信息系統到輸出財務信息所發生的壹系列支出。包括：
初始成本——即為建立財務信息系統而發生的費用；
維持成本——即為維持財務信息系統的運轉而發生的費用。
財務信息的獲取與加工成本有兩個特征：首先，初始成本壹般高於維持成本；其次，維持成本不穩定。在會計制度發生變化時，對會計人員進行培訓要發生相應的支出，這時的維持成本相對較高。 行為管束成本是指由於對未來財務狀況的預測性披露而使管理者的行為在壹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可分為：
因企業未能實現預測目標而造成投資者及其他財務信息使用者對企業不信任，從而產生的失信成本。這可以用企業股票價格的下跌、企業債券信用等級的下降等來衡量。
因企業為了實現短期的預測目標，而放棄對企業長期發展有利但對短期目標不利的投資方案所產生的機會成本。它可用兩種投資方案下的凈收益對比來衡量。 它是指由於財務信息的披露給企業管理當局帶來法律訴訟所產生的成本。由於訴訟成本的存在，企業管理當局在進行財務信息披露時會采取謹慎的態度，盡量較少披露企業的經營管理情況，這就會使得企業管理當局在財務信息的披露上采用壹種消極的態度。
例如對盈利預測信息的披露，中國在股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準則中規定：若年度實際經營結果與盈利預測存在重大差異，應對差異產生的原因進行較為詳細的分析與說明；若實際經營結果與盈利預測的差異達到20%，證監會將對此進行調查。所以中國上市公司對盈利預測信息的披露除強制性披露外，壹般都不再進行追加披露。 企業在會計報表上顯示出其利潤水平高於其他企業，政府往往會考慮其利潤水平是否合理。如若政府認為該企業存在“超額利潤”，他們經常會采用壹些行政手段（例如稅收征管）來將超額的部分進行平均化，讓超額的部分在不同主體間進行分享。這樣企業會因為財務信息的披露而承受“超額”的社會負擔（如稅收負擔），這種負擔可稱之為政治成本。政治成本的存在顯然會使企業在披露財務信息時采取較為謹慎的態度，比如企業會減少有關財務信息的披露。這壹點已經在中國的企業中得到較為充分的體現。例如有壹些經營較好的企業，為避免合法稅負外的政府有關部門的非法攤派，他們在進行財務信息的披露時，采用少報、延期遞送報表、刪減有關內容等方法來盡量減少或扭曲其財務信息的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