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的偉大誌願，就在於他壹生想為中國造就人才，他壹生走的路就是教育愛國大道。他教育不忘愛國，愛國不忘教育。
近代中國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識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學術、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影響，他壹生竭盡知識分子的責任，常傾向於革新的、進取的事物，具有開創及領導之功，不愧是壹代宗師。
沒有蔡元培就沒有五四。壹談到“五四運動”，便會聯想到蔡元培，沒有北京大學的學生倡導風潮，推動文化改革，也就沒有五四運動；沒有北京大學校長的開明進取，支持學生的行動，也就沒有五四運動。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後首任的民國教育總長。
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以後的活動，較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較少。無疑的，他的貢獻主要是在進入民國以後。可是，若要探源他後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動，他前半生的思想趨向、政治活動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國史上新舊過渡時期中壹個成功的、典型的代表。
蔡元培生於同治六年（1867），家鄉是浙江紹興，和魯迅同鄉。紹興便是人盡皆知的“師爺”產地。紹興的文化氣息很重，是盛產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讀書時才叫元培，字孑民。父親是錢莊經理，蔡家數代從商，祖上沒有讀書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歲入家塾讀書，從《百家姓》、《千字文》讀起，讀完《四書》、《五經》。隨後，老師就教他“八股文”，又稱“制藝”或“時文”，作為應付科舉考試之用。到光緒三年（1877），元培十壹歲，父親逝世，因他父親為人寬厚，有貸必應，死後債臺高築，東家責令賠償。世交分頭募款欲以接濟，但為元培母親周氏所拒。由此可見，元培性情寬厚，是父親的遺傳，而不茍取，不妄言，則得諸母教。
蔡元培十四歲至十七歲的三、四年間，元培就教於同縣壹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師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業期間，光緒九年（1883），元培十七歲入學補諸生（秀才），放棄“舉子業”，專治小學和經學，廣泛地自由讀書，也就不再到王懋修處學習。離開私塾後，兩年間在家設館教書，並赴杭州參加鄉試（考舉人），首次落第。二十歲起不再教書，在同鄉徐樹蘭舉人家中讀書。徐家建有“古越藏書樓”，書籍甚多，有此機會可以博覽群書。他作學問、治經偏於訓詁與哲理，治史則偏於儒林傳、文苑傳、藝文誌等，這也是當時流行的求學方法。
光緒十五年（1889）二十三歲，元培參加浙江鄉試，中了舉人。次年赴北京參加會試，考中，成為貢士，必須再經殿試合格方為進士，但元培未即參加本科殿試，過了兩年始成進士。梁啟超鄉試中舉和他同年，可是會試累試名落孫山，可見在科舉試途上，蔡元培比梁啟超順利得多了。原來考官王蒿隱欣賞他的文章，錄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稱元培是“蒿隱門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賞，稱贊他“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
光緒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進士的第二年，二十七歲，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編修國史。新科翰林是有資格往各省寫字賣錢的，這叫做“打秋風”。七月間，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廣州小住，入冬後，又到潮州親戚家，住在文鹹街十號元發行商店裏。曾為主人寫了壹副對聯，聯語為“過事虛懷觀壹是，與人和氣察群言”，由此可見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態度，壹向是虛懷若谷，待人和氣。
翌年，再進京參加“散館”考試。因庶吉士經過壹定的期限，須參加甄別考試，叫做散館，合格的授以編修，不合格的改任知縣。蔡元培順利地通過散館考試，升補翰林院編修。同年6月間，“甲午戰爭”爆發，京師頓時緊張起來，他在聯合英、德以禦日人的奏折上，和文廷式壹齊署名。這年他又在李慈銘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師。十壹月間大文學家李慈銘逝世，元培為他的遺著《越縵堂日記》付梓。
這時，康、梁的維新變法正當全盛時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維新方面的。他在戊戌年間與友人合設了壹個“東文學社”，學習日文。學習日文是求取外國知識的壹條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識，除了部分得自中譯西書之外，主要是從日文書中得來的。
當時康、梁門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譚嗣同，又與梁啟超有己醜年同年中舉的關系，照說他會和康、梁同走維新路線，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卻恥於與炙手可熱的人相依附，維新派楊銳欲想拉攏，也被他拒絕。9月間，戊戌政變發生，保守派控制整個大局，百日維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師大學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轉眼之間被推翻了。
蔡元培是同情維新派的，他深感變法的失敗，是“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他雖非康黨，因同情維新，又有深交被捕，難免被疑為維新派人物，只好卸職南歸。這是蔡元培壹生的轉折點，他已經看出滿清政府沒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歸後，即在紹興紳士徐樹蘭所辦的壹所叫“中西學堂”的中學任學堂監督（校長）。這是元培服務於新式學校的開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齋”。學科分文科、數學及理科等，外國語有英、法、日三種。蔡元培和黃仲玉及子女教員是當時紹興壹時之選，學生在日後更是人才輩出。如後來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也就是蔡元培的後任蔣夢麟，和該校地質學教授王烈，便是那時候第壹齋的小學生；中央研究院秘書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則是第三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學堂內，新舊的對立是很明顯的，蔡元培因過於袒護新派，舊派的堂董時加壓力。最後，他憤而辭職，以示不願意與舊勢力妥協。
蔡元培仍在中西學堂監督任內時，原配夫人為他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叫做無忌，但不久王氏即因產後失調，與世長辭。還未滿壹周年，作媒請續弦的人很多，元培提出五個條件：壹、女子須不纏足；二、須識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
男子娶妾，在當時是被認為天經地義，而再嫁和離婚則是驚世駭俗。單就此事，已可得知蔡元培的重視男女平等，打破傳統社會陋習，其所受維新運動的影響是如何巨大。由於條件過苛，幾經說媒，難覓合適女子為繼室。壹年後，始訪得江西黃爾軒的女兒黃仲玉，天足、工書、有才學，遂在杭州結婚。
他們的婚禮別開生面，形式別致，賀詞亦諧，有人知他主張男女平等，故意在賀宴上說：“倘黃夫人學行高於蔡先生，則蔡先生應以師禮視之，何止平等？倘黃夫人學行不及蔡先生，則蔡先生當以弟子視之，又何以平等？”蔡元培答道：“就學行言，固有先後，就人格言，總是平等。”說得全場無不首肯。
蔡元培離開中西學堂後，仍壹心為教育事業奔走。庚子、辛醜之間，亦即1900～1901年，為紹興僑農設壹小學校。又在浙江省城議改某書院為師範學校，但為地方巨紳及當道所阻而未成功。在這年春，便轉到南洋公學當特班總教習。
上海南洋公學是後來交通大學的前身，成立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分為師範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部，外院即小學。光緒二十七年（1901）春增開壹個“特班”，取錄了42位私塾就讀而又有誌向西學的秀才、舉人，預定教他們外國語言及經世之學，成績優異者保送“經濟特科”。蔡元培就是擔任這個特班的總教習。
當時特班的學生都想學日文，元培便用他半生不熟的日文教學生選讀政治、法律、外交、財政、經濟、哲學等門類的專業書，要求學生每日撰寫劄記。其主旨“蓋在啟發青年求知欲，使廣其吸收，由壹己觀念進之於國家，而拓之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猶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開發群眾之才，壹人自覺，而覺及人人。其所詔示，千言萬法，壹為之愛國”。在諸多學生中，他最欣賞邵力子、李叔同、黃炎培、王世澂、洪允祥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中已日漸活躍。他所從事與新教育相關的有兩件事：壹是籌辦“愛國女學校”，壹是發起“中國教育會”。
愛國女學校由蔡元培夫人黃仲玉首倡，取得上海猶太富商哈同夫人羅迦陵女士的獨力支持，再由蔡元培和蔣觀雲等人租校舍，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冬正式成立。早期學生人數僅有十名左右。中國教育會則由元培和上海文教界人士葉瀚、蔣觀雲、黃宗仰等人***同策劃，由蔡元培任會長，成立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主張革新，因無經濟支持，早期僅從事文字方面的鼓吹而已。
光緒二十八年，元培三十五歲，開始學習拉丁文，天主教徒馬相伯是他的老師。蔡元培認為拉丁文是歐洲各國語文的根本，各國語言多源於拉丁文，若不通曉，則無法了解西洋的壹切古代文化。他還選派了24個學生，和他壹齊向馬相伯學習。後來，馬相伯就以這批學生做基礎，創立了震旦學院，也就是震旦大學的由來。
這壹年，蔡元培趁暑假赴日本旅遊，卻遇上了東京留學界的“成城學校事件”。成城學校是專為中國學生而設的軍官學校預備班，吳敬恒奉兩廣總督之命，帶領速成師範學生到日本留學，其中9人擬入成城學校，清駐日公使拒絕保送。吳向公使抗議，被召日警驅逐出境。吳敬恒回國船中和蔡元培相遇。
兩人“大談立憲之不可成，皆知革命之不可已”。7月10日船抵上海，中國教育會同仁發起歡迎大會。會中決議由教育會自設學校，自教子弟，毋須赴日本留學。
於是教育會遂有自辦學校的計劃。
吳敬恒同入南洋公學任教，卻因他發生了轟動壹時的退學事件。同年10月17日，導火線是壹個小小的墨水瓶，引起特班學生犧牲其保舉經濟特科的資格，相率退學，蔡元培也引咎辭職。而原因是吳敬恒和校方發生沖突，有十數名學生遭開除，吳亦辭去。
這個事件對清末學界的影響無比重大。蔡元培和吳敬恒、章太炎、蔣維喬等，便在中國教育會的二樓成立“愛國學社”，社員55人，都是南洋公學的退學生。
學社社員勸其姊妹就學，自此女校學生漸多。愛國學社成立後，蔡元培等幾個具有進步和革新思想的人士，從此與壹群熱情奔放的青年學子日夕相處，彼此間互相影響，言論和思想都有了急劇的發展，不久便激起更大的浪潮，震撼了上海甚至整個中國。
光緒二十九年（1903）1月間，由於中國教育會的言論十分激烈，引起守舊人士利用《申報》加以譏評。吳敬恒主張在《蘇報》上，由元培、章太炎和他輪流撰寫文章跟他們對抗。鄒容遺著3月間，章士釗等31名南京陸師學堂學生集體退學，在蔡元培的協助下加入愛國學社。同時，浙江大學堂也爆發學潮，退學生自建“新民塾”，並電請蔡元培和吳敬恒前往支持。
當時仇滿的情緒已日益高漲，蔡元培發表《釋仇滿》壹文，發表在《蘇報》上。認為種族之別，壹是血液，壹是風習，滿人血統與漢族混雜既久，其語言文字風習亦已為漢族所同化。所謂滿人，不過是在政治上擁有世襲爵位、不管實業而坐食特權的壹個記號而已。只要滿人自覺放棄其特權，則漢人絕無殺盡滿人的必要。
3月底，跟著又有拒俄運動的展開，蔡元培剪了頭發，和誌願加入“拒俄義勇隊”的96名學生，穿上制服，早晚訓練，準備抵抗俄國侵占中國東三省。可是，清廷不但沒有明白青年學子的愛國熱誠，反以為他們是在陰謀造反，而加以強烈的壓制，結果只有迫使急進的青年走向反清的道路。
5月間，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兩本巨著先後出版，尤其轟動壹時。
中國教育會會長於此時改由黃宗卿擔任，卻鬧起會與社誰為主體之爭。章太炎主張不與學社合作，吳敬恒較袒護社員。蔡元培原本態度溫和，不隨便袒護壹方，但壹向保持和平態度的蔡元培卻為吳敬恒的壹句刻薄話所激怒，忿然道：“我本要上德國留學去，我辭去會和社的事。”
說罷即離去。眾人雖予挽留，但他去意已決，略整行裝後，於20日乘船離開上海，臨行時各人都去送別。
蔡元培離開上海不過半個月左右，轟動壹時的“蘇報案”便發生。章太炎和鄒容被抓，吳敬恒逃匿，愛國學社亦遭波及而解散。案發時，蔡元培正船抵青島，接到他哥哥蔡元堅發來的電報，說“清廷已與德使商定，電青島德吏捕蔡某”雲雲。元培只好返滬，又重新參與上海誌士的活動，這時，適逢俄人進兵奉天，蔡元培便與劉師培等發起“對俄同誌會”，參加會員有百余人。
光緒三十年（1904），元培在《俄事警聞》上發表了壹篇《新年夢》，主張說：“我們意中自然有個中國，但我們現在不切切實實造起壹個國家來，怕永遠沒有機會了。”又提出了外交方面應辦的三件事：壹、恢復東三省。二、消滅各國的勢力範圍。三、撤去租界。這篇文章，頗能反映出他這時的思想。
對俄同誌會並以《警鐘日報》為機關報，報紙的編輯工作初由王小徐負責，其後嬗於蔡元培。他主持到這年6月間，因接任愛國女學校校長，編輯工作才由汪德淵接任。《警鐘日報》後因揭載德人經營山東的密謀，觸怒德國領事，報紙被封禁，拘去五人，上海的革命言論機關至此又遭遇挫折。
蔡元培重掌女校校政之後，除了在文字和教育方面努力鼓吹之外，與國內的秘密革命運動更建立了深厚的關系。1903年在東京成立的“軍國民教育會”本因拒俄而起，但後來改組變成壹個秘密從事革命活動的團體，並有“暗殺團”的組織，由楊篤生主其事。
軍國民教育會會員黃興歸國後，創設“華興會”，擬於1904年慈禧太後七十歲生辰之日，發動長沙等地起義。楊篤生回上海，別樹“愛國協會”，由他擔任會長，章士釗副之，蔡元培、陳獨秀、蔡鍔等也同時加入。
東京原有“浙學會”的組織，由陶成章主持。陶成章回滬後，和元培等人又在上海成立壹個新的革命團體，叫做“光復會”，以擴大暗殺團組織為目的。跟著光復會的東京分部也正式成立，魯迅等人也參加進來。元培加入光復會後，即邀請徐錫麟入會，並介紹徐與陶相識。
蔡元培參與暗殺組織，專學制造炸彈，賃屋購儀器藥品，由黃興帶來十余枚彈殼，遂填以炸藥。吳樾暗藏炸彈，計劃行刺五大臣於北京車站，不幸炸藥誤發，竟以身殉。
1905年8月間，留日十七省革命誌士在東京發起“中國同盟會”，以孫中山為總理，誓言“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本部之下，設立各省分會。上海分會由蔡元培擔任分會長，光復會會員也大半加入同盟會籍。蔡元培以愛國女學校作為革命同誌的接洽機關，並提供教員資格給徐錫麟、陶成章、楊篤生、黃興等革命同誌作為革命活動的社會身份。
同年，章太炎出獄，可是鄒容卻病死獄中。在鄒容追悼大會上，蔡元培當眾演說，痛詆清廷的暴虐，蔑視人權，聽者無不動容。鄒容墓前紀念塔落成，蔡元培又作演說，演辭特別警策，陳英士聞而感惜，返裏變賣不動產，決心從事革命工作，他後來成就的事業實發端於此。
當時國內的革命人士主要集中策劃暗殺和暴動，但暗殺工作不能順利開展，革命的方針和步驟也無法確定，因此大家對革命的前景仍然非常黯淡。蔡元培的內心不免會有失落的感覺，因此改變壹下生活環境的欲望便愈來愈強烈。到這年秋天，聽聞清廷有派遣編修、檢討出洋留學之議，便決定進京銷假，申請留學歐洲。臨行，把同盟會幹事壹職托他弟子黃炎培代理，並將秘密文件及名單多種交給他保管。蔡元培離開上海，獨自前往闊別了8年的北京。
光緒三十二年（1906）秋，蔡元培跑到北京，壹心想申請去德國，但因政府絀於經費，無法派出。後在譯學館任教，等待出國時機。譯學館後來歸並京師大學堂，而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所以蔡元培這次在譯學館的任教，實在是服務於北大的第壹次。他的《中國孫寶琦像倫理學史》壹書就是在這段時期寫成的。
1907年4月，清政府派孫寶琦為出使德國大使，孫寶琦允每月資助元培學費30兩，而商務印書館又與蔡元培訂定每月送編譯費百元。基本生活費用問題既已解決，元培遂隨孫寶琦赴德留學。這壹年蔡元培已四十壹歲，作為壹個留學生，年紀似乎大了壹點；可是，他時常想爭取進修機會以充實自己的學問，這種好學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蔡元培在德留學，直至辛亥年（1911）革命成功，始回中國，前後有四年。他進入萊比錫大學專攻哲學，在校期間翻譯德國哲學家包爾生所著的《倫理學原理》，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在他初到柏林時，即聞徐錫麟起義於安慶，被執就義；不久，秋瑾又密謀在紹興起義，也被捕遇害，光復會的力量大受摧殘。
當時，吳敬恒、李石曾、張靜江等在法國巴黎出版《新世紀》周報，宣傳無政府主義，並反對君主立憲，提倡革命。蔡元培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在德國也作精神上的呼應。辛亥年4月27日，黃興所領導的廣州起義雖然失敗，卻轟動全國，革命情緒自此更趨高漲。10月10日武昌起義.武昌光復後，鄂軍政府旋告成立。
蔡元培得吳敬恒在倫敦寄出的信，始知武漢的消息。他在致吳敬恒的信中，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間”之語，暗示打算回國赴難、***同奮鬥的意向。其後，接陳英士電報，催他回國。於是結束四年的留學生涯，取道西伯利亞東歸。抵達上海之日，正是黃興由武昌抵滬之時，即12月1日前後，孫中山尚未返國。他壹時沒有住處，蔣維喬留他住在愛國女學校內。
12月4日，各省代表議決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黃興當選為大元帥，黎元洪當選為副元帥。孫中山亦於年底返國，旋即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以1912年1月1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此後改用陽歷。是日孫中山就職於南京，著手組織內閣。各省代表會正式開會，通過國務員名單，各部門總長依次為：陸軍黃興、海軍黃鐘瑛、外交王寵惠、財政陳錦濤、司法伍廷芳、內務程德全、教育蔡元培、實業張謇、交通湯壽潛，中華民國第壹次臨時政府至此完全成立。
各部人選決定後，教育總長蔡元培因久居歐洲，對國內教育情形異常隔膜，特請蔣維喬幫助。二人並偕另壹會計兼庶務職員，於1月4日晚上到達南京，住在壹小旅館中。5日，蔡元培正式就職，出席臨時政府首次國務會議。會後，蔡元培往謁孫中山，請示教育部辦公地點，孫回答說：“辦公房屋要妳自己去找。”連日奔走，壹無辦法。適遇江蘇都督府內務司長馬相伯，就商借碑亭巷內務司樓上空房三間作為辦公處，隨即遷入。其簡陋情形，可想而知。
1月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當時全國各地仍然十分混亂，南北議和正在進行，清帝仍未退位，臨時政府的政令未能有效推行。在這種情形下，蔡元培踏出了民國教育的第壹步。
蔡元培自從四十五歲起，回國擔任教育總長，後在北洋政府時代，又以國民黨員的身份留在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壹生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在北大校長的任內，其所樹立的北大民主校風，源遠流長，影響巨大。
北大作為五四運動的震源地，作為新中國的發祥地，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是不言可喻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精神”，這位北大之父，逝世於1940年，享壽七十二。他在辛亥革命前的生涯，簡直是中國黎明前的奮鬥紀錄。他是從新舊過渡時期走過來的典型人物，他的言行典範和偉大的人格，感人至深，於今沒有任何人會發生疑問。吳敬恒曾說：
蔡先生平時待人，對好人沒有不尊敬，對壞人，也沒有不寬恕。這個人只要有壹點可取之處，總是待他很好。他惟壹的誌願，壹定要盼望中國出些了不得的大學問家。因為他抱了這種誌願，以前有了許多當仁不讓的事。
對於蔡元培的人格，吳敬恒也說：
蔡先生之為人，真是所謂“君子和而不同”，他和哪壹個人都很和氣，然而他有壹個“自己”。絕不是因為做人和氣，就會人雲亦雲。蔡先生所到之地，誰和他相處，都像從前人交了程明道壹樣，如坐春風之中。不過雖坐春風之中，很感到有壹種嚴肅之氣。如果我們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驕不吝”、“壹沐三握發，壹飯三吐哺”。什麽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儼如周公風度。
吳敬恒說蔡元培，在做人的態度上，對自己是“不驕不吝”，對人是“和而不同”，只要這個人有壹技之長，沒有不取其長，絕不問其短處如何。然而他無時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張：鼓勵造就大學問家出來。這有壹個實例可以拿來佐證。
五四時期，新舊文學的論爭，白話文言的抗拒，兩派人士都服務於北大。胡適、陳獨秀的提倡白話文派，和提倡文言文的林琴南、嚴復，都在北大教書。當時的校長就是蔡元培，他雖然傾向於革新的、進取的事物，但認為這幾位老古董的確有壹技之長，也就延聘他們在北大任教。所以說，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擔任校長時期，不問這個人有辮子沒有辮子，只看他有沒有學問，只要有壹點長處的人，他沒有不器重他的。這種態度，就是所謂“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
元培先生的偉大誌願，就在於他壹生想為中國造就人才，他壹生走的路就是教育愛國大道。無怪乎他所創辦的第壹所女校，取名為“愛國女學校”，他所設立的第壹個學會，取名為“中國教育會”。他教育不忘愛國，愛國不忘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