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儲君，太子的問題，也就被認為是關系國本的大問題。唐宋務光上書，說：“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桃，養民贊業。”（《新唐書》卷壹壹八本傳）因此，冊立太子，在當時是壹個國運攸關的嚴重問題。《白虎通》所謂：“國在立太子者，防篡煞，壓臣子之亂也。”（卷四《封公侯》）後漢人袁宏也說：“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壹民心也。”（《資治通鑒》卷四三）顯然，擇立皇太子、培養皇太子，並保證傳位的順利完成，確是壹個關涉國家根本的重大政務；同時，也壹直成為折騰和苦惱老皇帝，使他往往死不瞑目的老大難問題。皇帝這個富有天下、貴極人寰的位子太誘人了，古往今來，引來了無數“英雄”為之爭奪廝殺。天下未定之時，爭在群雄，演成競爭的殘酷搏殺；天下即定，然老皇宴駕，同樣也給覬覦者留下了希望，只不過這時大多是爭在宮閫。兄弟子侄之間，為了搶班而骨肉相殘、腥風血雨的事也是史不絕書的。
從西周開始，王位繼承的原則，基本上是明確的，即“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鄭玄註：“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騰及侄娣之子，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侄梯……”（《春秋公羊傳註疏》卷壹）按說，有了這樣經典生的詳盡規定，皇位的繼承是不會發生問題了，但事實卻是大謬不然。據楊鴻年、歐陽鑫兩先生所著《中國政治史》統計，秦漢兩代***二十六個皇帝，以嫡子繼承皇位的只有西漢時三位；東漢竟沒壹位。兩宋十八個皇帝，以嫡長繼承的僅三位。明十六個皇帝中僅五位。（《中國政治史》）可見嫡長繼承這條規律，在實際生活中，遠非決定性的。
造成這壹現象的原因，除無嗣或嫡長死亡等自然原因之外，決定的因素無非是兩條：壹是老皇帝的喜愛；二是繼位競爭者之間實力的對比。
首先，即使是以嫡長的身份，得立為太子，但太子位能否保得主，很大程度上決定於老皇帝的喜愛。隋文帝之於太子楊勇、唐太宗之於太子承乾，康熙之於太子允礽，都是喜愛發生變化，而終遭麥黜的。太子這個位置，是候補的皇帝。對老皇帝而言，他意味著取代。他們之間，雖親為父子，但權勢所熏，確有熊掌難熟，幹掉父皇帝的事情。劉宋的太子劭弒父文帝，既得太子位的楊廣弒父隋文帝都是例子。至於政見不壹，習性有差，這本是人情之常，但壹旦發生在皇帝與太子之間，往往就會上升為原則的分歧。因此，作太子的總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過日子。他的處境是非常特別的。舊對於臣下言，這位未來的君主現在卻是空有勢而沒有權。臣子們無論是擁護者或者是反對者，都希望在他身上投機。對於親附也的人，他卻不敢接近，因為那樣將招來老皇帝的忌刻，認為他是在結黨謀位。對於不滿他的人，他又無力阻止他們借機進讒，動搖他的地位。因此，東宮永遠是是非叢生，讒毀交集的所在。作太子的時間越長，被廢黜的可能就更大。壹旦老皇帝愛有所移，太子就會輕而易舉地以“失德”而終被廢黜。夜長夢多，日久變生，這也更刺激了熊掌難熟的心理。皇帝對皇後的色衰愛弛也往往影響作為嫡長的太子的儲君地位。劉邦有寵於戚夫人，移愛於戚夫人所出之趙王如意，便要廢呂後所生的太子劉盈。只是因為別有原因，終於作罷。漢武帝的兒子據，衛皇後所出，七歲立為皇太子。武帝末，衛後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遂以巫蠱誣太子。太子殺江充而舉兵自衛，兵敗自殺。唐高宗的太子忠，本後宮劉氏所生。由於王皇後不育，收為己子，故得立為太子。及王皇後被廢，武氏有寵，忠不自安，因辭得允，降封梁王，然仍不兔廢為庶人，終身禁銅。當皇後不保時，兒子遭殃，這也是情理中的事。可見在擇定繼承人問題上，關鍵仍在於皇帝的意願。
唯壹能夠改變這種意願的，無它識能是競爭者本人的實力。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朱棣的靖難之變，都是依靠自己的實力，剪除作了太子的哥哥與推翻侄皇帝。取而代之。在暴力面前，嫡長繼承的道德規律就顯得蒼白無力。也有的時候，太子的廢與立，外朝的權臣起著很大的作用，甚至完全操持在權臣、權宦、外戚的手中。這同樣也是實力影響太子命運的事例。當雍正還是王子時，他的謀士戴擇曾上書為他策劃。書中說：王子的地位很難處，“論者謂處庸眾之父子易，處英明之父子難；處孤寡之手足易，處眾多之手足難。何也？處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長，恐其見棄；過露其長，恐其見疑，此其所以為難。處眾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竿，被有好瑟；此有所爭，彼有所勝，此其所以為難”《文獻叢編》第三輯《戴鐸奏折壹》）。這無疑正是作皇太子的尷尬處境。不幸的是在皇帝當中，即使不是英明之主，他們對權力的喪失也大多是十分敏感的；兒子又通常總是幾個或壹大群。
太子為了博取老皇帝的愛，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偽，即善於偽裝。在這方面，後來成了隋煬帝的楊廣就是最好的標本。隋文帝直到臨死，才看出他的真面目，痛悔莫及地說：“獨孤（文帝後）誤我。”為了對付自己的競爭對手，就只有拚死地爭，即勾結黨羽，發展勢力，以求壹逞。所以，沒有巧妙的偽裝，沒有拚死的爭奪，要想保住或爭得太子的位置，幾乎是不可能的。通過這壹系列的手段，是位即使得到手，但由繼承引起的舊怨還遠沒有結束，為了徹底剪除舊日的競爭者，壹場殘酷的報復與殺戮，還要繼續進行。劉宋的前廢帝劉子業為了鞏固帝位，把恐為外患的諸叔“皆聚之建康，拘千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祜指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以或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梅王偉，性凡劣，謂之驢王”。“嘗以木槽盛飯，並雜食攪之，掘地為杭，實以泥水，裸或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為歡笑。前後欲殺三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泱說之，故得推延。”（《資治通鑒卷壹三○）雍正即位之後，將他的兄弟允禩更名為“阿其那”（或謂意為狗），允搪更名“塞思黑”（或謂意為豬），殘酷虐待致死。允、允禵均遭迫害。所有這些，無壹不是圍繞繼承這壹問題所引發的暴行。
應該指出：嫡長繼位制度是落後的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壹種僵死、喪失任何活力和阻塞任何發展的自殺性制度。自己的嫡長用明是壹個弱智、白癡，但是也只好讓他來繼承皇位。晉武帝的兒”惠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晉書》卷四《惠帝》）。晉武帝當然知道他根本負擔不了國君的重任，但廢嫡必然引起諸子的紛爭。因此，他盡管對兒子惠帝很不滿，也只能按照常規，把皇位傳給他。其結果，是“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賄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誌，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西晉敗亡，如此其速，和這低能兒皇帝是直接關連的。這種以天下為我私產的制度，其結果是：其得天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天下之子女，以博我壹人之產業”；其既得之後，則但求子孫萬代，永保私產，而根本不問子孫是何等人樣？有何德才？最終卻是壞了國家，也同時毀了他們拚死爭來的基業。
太子所居日東宮。不過在西漢時候，東宮、東朝，指的卻是皇太後，因為她的宮殿在長樂宮之東。把東宮當成太子的代名詞，至少不晚於東漢。《後漢書·班彪傳》載：“時，東宮初建。”就是證明。太子的東宮又稱震宮，《易經》以震為長男，其方位為東，故雲。（《東漢會要》卷二《雜錄》）漢制：東宮置太傅、少傅，以輔導太子。其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先（或作洗）馬、舍人。又有詹事，統領率更，家令、丞、仆，中盾、衛率，廚、廄長丞。唐制則設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壹人；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各壹人，以道德輔教太子，官不必備，唯其人，無其人則缺。通常多以朝臣之德高望重者兼任。譬如：唐太宗就曾特令魏征領太子太師。詹事“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舉其綱紀，而修其職務”（《唐六典》卷二六）。從總體上講，東宮的官制以詹事府擬於外朝之尚書省，左右春坊擬中書。門下，三寺擬五監九寺，戍衛東宮的十率府擬十六衛禁軍，是比擬外朝而小其規模建制的。
太子既身系國本之重，因此，對其教育與培養就是重大的政治問題。西漢的思想家賈誼、戴德等人都認為秦之速亡，是與對太子的教育培養密切相關的。他們都認為殷、周之所以享國長久，都是因為在這方面有過成功的經驗。“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團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繈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日少保、少傅、少帥，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新書·保傅》）《大戴禮記》的作者戴德，在《保傅》章中，同樣強調這些觀點，要求把太子自幼即以正人、正道相薰染，使“少成若性，習慣之為常”。古者太子八歲人小學，十五人太學，承師問道。“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吏，有徹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於是有進善之，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鼓使誦詩，工誦正諫，土傅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化與心成。”（卷三）歷朝的君主，大體上都是企循用這種古典式的儒學教育來培育太子的。大抵幼年的皇子，通常就以宮內有文化的妃嬪宮娥教讀，如宋神宗時張夫人“久在宮掖，嘗教哲宗、道君（徽宗）讀書”。宋朝宮中專設有資善堂，設翊善、贊讀、直講等，教皇子書。東宮還曾特設小學教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三）明朝建大本堂，教育諸皇子，後移至文華殿東廂房，教師多在閣臣與翰林中指派。“每早各官皆繡服進，俱行叩禮後分班立。東宮自座上背誦先日之書，畢，東講官直上至地平前立，內侍授以牙簽，手執指書而講。《四書》講畢，從西而下，橫折過東，還班。西講官從下橫折過東，直上地平前，講經如東儀。講畢，從西下，橫折還班。蓋左進而右退，折旋中矩，禮也。書冊皆向上。講畢退食後，東宮乃易，金鑲寶石或玉鉤條，向西窗下習仿書壹張。各官易素袍復進，通講三日之書。”（《謇齋瑣綴錄壹》）中期以後，講讀已流為形式。孝宗時東宮詹事吳寬上書：“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壹年不過數月，壹月不過數日，壹日不過數刻。”（《明會要》卷十四《東宮出閣講學》）萬歷時，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時已十四歲。二十年中輟學就達十二年之久。這樣的學習，其效果自不難想見。清皇朝對於皇太子、皇子的教育是十分嚴格的。康熙就說過：“自古帝王，莫不以預教儲貳為國家根本。朕恐皇太子不深通學問，即未能明達治體，是以孳孳在命，面命耳提泊幼時勤加教育，訓以禮節，不使壹日遐免。”（《康熙起居註》第1638頁）
為了鍛煉太子的實際工作能力，老皇帝往往讓他們有機會參與政務。如梁武帝以蕭統為太子（昭明），“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南史》卷五三）。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六年，用群臣請，“下詔皇太子燕王（真金）參決朝政，凡中書省、樞密院、禦史臺及百司之事，皆先啟後聞”（《元史》卷十《世祖紀七》）。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命政事啟皇太子裁決奏聞”（《明史》卷二《太祖紀二》）。也有的皇帝，因健康、出征或享樂等原因，以太子監國，權理政務。這當然不失為壹個老皇帝在世時，培養鍛煉太子的有效辦法。但是，如果太子不是十分小心謹慎，而是執意推行自己的主張，違拂老皇帝的意見，後果也往往不堪設想。譬如真金在主政之後，決意把漢化運動繼續推向前進，這就惹起了在這方面已趨保守態度的忽必烈的不滿。所以，至元二十壹年，忽必烈突然徹底改組了中書省，使真金所倡導的繼續推行漢化的路線夭折。這時，恰巧有人上書，以忽必烈年高，患風濕，艱於行動，建議他傳位太子。壹些不滿真金的官員乘機煽動，忽必烈大為震怒。盡管由壹些蒙古重臣出面調解，平息這壹危機，但真金也因此憂懼而死。由此可見，無論在什麽情況下，太子的基本保全之術，就是緘默與順從，否則是很容易招致滅頂之禍的。所以，說來說去，太子自我保全的基本原則是“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唐王叔文語）。《禮記》載：“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禦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文王世子第八》）晨昏定省，才是作太子的最基本的任務。文王、武王的這壹套就是千古不易的標本。東漢制度，太子五日壹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仆中允旦旦請問而已。（《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當然，恪守晨昏定省，也不壹定能保住太子的職位，但是，在謹行定省之外，不言外事，無疑是保全自己的惟壹辦法。這裏，還可以補充壹點，太子壹旦被廢，他的命運是遠比壹般人更悲慘的。東漢時候，被廢的太子，還可以保全首領；隋唐以後，壹旦被廢，則很少有可以得到善終的。可見太子也的確不是好當的。
在繼位問題上，我們往往見到，繼位的新皇帝有時還是壹個幼稚的孩童，甚至是初生不久、尚在繈褓中的嬰兒。這種情況，東漢最為突出：所有皇帝中，除光武帝得壽六十二歲、明帝四十八歲。章帝三十壹歲之外，和帝十歲即位，在位十七年，二十七歲死。殤帝始生百日即位，十月後即夭折。安帝十三歲即位，在位十九年，三十二歲死。順帝十壹歲即位，在位十九年，三十歲死。沖帝二歲即位，在位不足壹年夭折。質帝八歲即位，數月後即為梁冀毒死。桓帝十五歲即位，在位二十壹年，三十六歲死。靈帝十二歲即位，在位二十二年，三十四歲死。獻帝九歲即位，壹生充當了董卓、曹操手中的傀儡，遂至亡國。連續九個皇帝都是在未成年時即皇帝位的。在這種主少國疑的嚴重形勢下，稱之為皇太後的母後，就不能不挺身出來承擔保護幼主、操持政務的重大使命，而在中國皇權史上扮演壹種特殊的角色，謂之“臨朝稱制”。顏師古解釋說：“天子之言，壹日制書，二日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後所得稱。今呂太後臨朝行天子事，決斷萬機，故稱制詔。”（《漢書》卷三《高後》）
呂後臨朝，幾移劉祚。由於這壹教訓，漢武帝嚴母後之制，所寵銘弋夫人生子弗陵，武帝愛之，欲立為太子，於是借故譴責鉤大夫人，令人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雲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後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資治通鑒》卷二二）這個辦法首先是太不近人情；其次也更無補而且有害於實際。在小皇帝尚無法管理國政的情況下，他唯壹可以依靠和相信的只有母後；沒有母後的護持，肯定情況會更糟。因此，漢武帝的這個作法並沒繼續實行。但是在北魏時期，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成為壹代制度。（《資治通鑒》卷壹壹五；參考《陔余叢考》卷十六《元魏子貴母死之制》）故當時妃嬪之中，皆私自祝願生諸王、公主，而勿生太子。（《資治通鑒》卷壹四七）及到宣武帝元烙立皇後胡充華子詡為太子，始不殺其母。這個制度也就從此取消。母後臨朝無代無之，是與封建皇權制度相始終的制度。因此，盡管封建統治者再三立法，防止母後臨朝幹政，如曹魏黃初三年，詔：“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後；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士之爵。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違背，天下***誅之。”（《三國誌·魏書·文帝紀》）劉宋武帝（裕）在臨終時，也親為手詔：“後世若有幼主潮事壹委宰相，母後不煩臨朝。”（《資治通鑒》卷壹壹九）朱元璋“嚴宮闈之政”，規定後妃不得幹預外事，及私書與外戚交通。但是，它壹直無法禁絕。應該指出：“漢母後預政，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洪邁曾列舉史實，有力的證明了這壹點。（《容齋隨筆》卷北漢母後切所謂“漢家舊典，崇貴母氏”。故當時太後自稱亦日“朕”，以詔自行。臣下稱她也作“陛下”。少帝即位時即代而攝政，臨前殿朝群臣，太後東面，少帝西面。群臣奏事，上書皆為兩通，壹詣太後，壹詣少帝。（《獨斷》）當時的宮禁仍不是太嚴，臣下見到後妃的事是較平常的。（《邵氏聞見後錄》卷七）故太後臨前，徑據前殿。唐武則天以女主臨，自稱皇帝，改國號為周，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壹大事變。宋以後，男女之大防更被強調，乃垂簾以隔之。除去明朝對母後的限制甚嚴外，元代和清代，女主幹政的情況都不乏其人。總之，它是壹個與封建皇權同始***終的現象，很難避免。
身處深宮，素無政治素養的皇太後，壹旦稱制，最妥當的應付辦法就是起用娘家的戚屬來作為依靠，即所謂外戚。“隆漢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寵。”這些外戚們，多是以女寵得位，本身也多缺乏政治素養。壹旦輔政得權，就驕縱自為，貪汙成性，甚而至於濁亂朝政，覬覦皇位。西漢時，外家悉封侯爵，從衛青、霍去病以功封大司馬、大將軍後，霍光遂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政。隊此大司馬兼大將軍壹官就永為外戚輔政之職。西漢後期的外成王氏壹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資治通鑒》卷二二劉向疏）。縱觀西漢壹代，“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後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余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漢書》卷九八《元後傳贊》）東漢更因“皇統累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帷臠，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後漢書》卷十《皇後紀》）。東漢的政局，從中期起，就成了外戚宦官交相傾軋和殘殺的宮廷內亂史，陵夷至於滅亡。外成的擅權，其結果也便是外戚自身的覆滅。《漢書·外戚傳贊》說：“夫女寵之興，由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後及鄧成後四人而已。”（卷九七）東京後族，亦唯陰、郭、馬三家保全，其余無不敗死。（《廿二史劄記》卷三《兩漢外戚之患》）外戚當政的結果，幾乎必然是朝廷與外戚的兩敗俱傷，這當然不能不引起統治階級的普遍重視。宋朝對待外成之法，“遠鑒前轍，最為周密”。對外戚不界事權，規定不得任宰執、樞密，不管軍令，不得為郡司、監守等等。（《宋史研究論文集》第（107—125頁）明代的皇後，“率由儒族單門”。後父之封，初秩不過指揮，侯伯保傅，以漸而進。“雖擁侈富之資，曾無憑藉之勢。”（《明史》卷壹。八《外成思澤侯表》）世宗嘉靖八年，更“除外戚世封，著為令”。故明之外戚，“不得與汗馬余勛為齒，雖稱肺腑，事劣封君，上機漢唐，殆相懸絕”。
嫡長繼承之外，又有兄終弟及的事例。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八《晉帝多兄終弟及》中謂：“晉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專魏政，是開國時已兄弟相繼。後惠帝以太子、太孫俱薨，立弟豫章王熾為皇太弟即位，是為懷帝。成帝崩，母弟嶽立，是為康帝。哀帝崩，母弟奕立，是為廢帝海西公。安帝崩，母弟德文立，是為恭帝。”其實，惠帝、哀帝都是無嗣，恭帝之立則在劉裕的操縱之下。真正皇位兄弟相承的，只有成帝與康帝。北宋的太祖趙匡民與太宗光義兄弟相承。元朝的武宗海山與弟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也是兄終弟及的例子。不過，他們都是在特殊形勢下相互妥協，以確保帝位能保持在家族之內的權宜措施。而且在傳弟以後，再沒有循叔侄相承的方向發展，而是無例外地又回到了立嫡的通例。因此，所謂兄終弟及，在我們所論及的範圍內（不包括殷商時期）至少在中原王朝中，是並不曾作為制度存在過的。
在皇位繼承上，清朝的秘密立儲辦法是帶有根本性的壹個改革。這個辦法可能在康熙晚年已經在醞釀，但未及施行；雍正起才正式采行。它是由皇帝當著總理事務王大臣的面前，將秘密寫好的儲君名字，固封在錦匣裏，藏之於乾清宮中高懸的“正大光明”匾後面。其後，又另書密封壹匣，隨身攜帶。等到老皇駕崩之後，諸王公大臣才當眾把秘匣取來打開，根據遺詔擁立新君。這個辦法突破了傳統的嫡長繼承制度，把諸王子的賢能放在選擇的首位。清朝的皇帝，就個人的素質而言，較之歷史上任何朝代都要高，這是壹個很值得註意的現象。前期的情況自當別論，但至少雍正以後，皇帝個人的素質仍保持比較高的水平，不能不說是這種秘密立儲法的積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