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王維為什麽老死不相往來 詳細?0?3

李白和王維同年出生，差壹年去世，李白兩次入長安時，王維也都在長安或終南。 李白也遊過終南還寫過詩。 兩人有壹個***同的摯友孟浩然。 兩人同王昌齡，杜甫都有過交往，兩人都走過玉真公主的後門。 兩人都喜歡交朋友，都對宗教癡迷。 可是除了小說裏，正式文獻裏沒有任何兩人交往的只言片語。 兩人在長安的各種沙龍裏見面的機會非常大，但兩人卻沒有交往紀錄，這讓許多研究著都很好奇。 中國文人，在文學上成功者，便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以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在文學上不成功者，也要借政治上的裨益來彌補，以求人五人六站穩腳跟。 但是，中國文人,絕對長於文學者，也絕對短於政治；特別善於政治者，也特別不善於文學。 因此，文學成就很高者，其政治智商必定很低，李、王兩位，成功於文學，失敗在政治，這大概也是中國文人難逃的宿命。 公元730 年(唐開元十八年),李白經河南南陽至長安。 在此之前,他漫遊天下,行至湖北安陸,因娶了故相許圉師的孫女,遂定居下來。這期間,多次向地方長官上書自薦,以求聞達,不應。於是,就如同當下很多藝術家、文化人來到北京闖世界,而成為“北飄”那樣,李白要當唐朝的“長飄”壹族, 遂下定決心來首都長安發展。 他是中國文學史上最不肯安分的詩人之壹。 這位大師總是想盡壹切方法爆發他的能量,炫示他的精力,表現他的豐彩,突出他的欲望。壹個人,像壹杯溫吞水,過壹輩子,“清風吹不起半點漣漪”,是壹種活法;同樣,像大海裏的壹葉扁舟,忽而騰升,忽而傾覆,忽而危殆,忽而逃生,驚濤駭浪壹輩子,也未嘗不是壹種活法。 李白的壹生,近似後者。他曾經寫過壹首《上李邕》的詩,大有寓意在焉:“大鵬壹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裏,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詩中的主人公,其實就是他老人家自己。 這既是他對自己平生的自況,也是他對自己創作的自信。 誠然,自信,是中國文人具有強勢沖擊力的表現;自信,也是中國文人能夠在大環境中,保持獨立精神的根本。李白給中國文學留下來的眾多遺產之中,這種強烈的自信,自信到“狂”而且“妄”,也是值得稱道的。否則,中國文人統統都成了鼻涕蟲,成了膿包蛋,成了點頭哈腰,等因奉此的小員司,成了跪在皇帝腳下“臣罪當誅兮”的窩囊廢,恐怕中國文學史上,再也找不到壹篇腰桿筆直,精神昂揚的作品了。 唐代詩運之興隆旺盛,應歸功於唐代詩人的狂放。 什麽叫狂放?狂放就是盡情盡性,狂放就是我行我素,狂放就是不在乎別人怎麽看,狂放就是不理會別人怎麽想。壹個社會,安分守己者多,對於統治者來說,當然是件好事。壹個文壇,循規蹈矩的詩人多了、老實本分的作家多了,恐怕就不大容易出大作品了。 詩稱盛唐,其所以盛,就在於有李白這樣桀驁不羈的大師。 此公活著的時候,就聲名遐邇,如日中天,就期然自許,藐視群倫。因此,他認為自己有資格這樣做,也就放任自己這樣做, 這種率性而為的自信,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生存方式。所以,無論得意的時候,還是失意的時候,他那腦袋總是昂得高高的。 文人的狂,可分兩類,壹是有資本的狂,壹是無資本的狂。李白壹生,文學資本自是充裕得不得了,可政治資本卻是窮光蛋。因此,他活著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狂,對政治家而言,就是不識時務的傻狂了。文人有了成就,容易不可壹世,容易旁若無人,當然也就容易招恨遭嫉,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中國文人的許多悲劇,無不由此而生,這也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 杜甫寫過壹首題曰《不見》,副題為《近無李白消息》的詩:“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曰殺,我獨憐其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壹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此中的壹個“殺”字,令人不寒而栗。也許杜甫說得誇張了些,但也可見當時的社會輿論,群眾反映,對他的張狂,未必都欣賞的。 壹個純粹的文人,通常都壹根筋,通常都不諳世務。他不明白,文學資本擁有得再多,那是不可兌換的貨幣。在文學圈子裏面流通可以,壹出這個範圍,就大為貶值。那是政治資本的天下,在世人眼裏,權力才是硬通貨。李白的計算公式:文學資本等於政治資本,不過是壹廂情願;統治者的計算公式:文學資本不等於政治資本,才是嚴酷的事實。 李白壹輩子沒少碰釘子,壹直碰到死為止,根本原因,就出在這個公式的計算錯誤上。從他下面這封自薦信,可見他是多麽看重自己這點文學本錢。 “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如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壹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上安州裴長史書》)。 這本是應該出自第三者口中的褒譽之詞,由當事人自己大言不慚地講出來,從自我炒作的角度,堪稱經典。在中國文學史上,借他人之嘴,吹捧自己,能如此坦然淡定;將別人看扁,擡高自己,能如此鎮定自若,大概也就只有李白這位高手做得出來。妳不得不對這位自我標榜時,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大師,要五體投地表示欽佩了。 還有壹封《與韓荊州書》,因為收人《古文觀止》的緣故,更是廣為人知。在這封信裏,他把自己的這點老本,強調到極致地步。“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於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壹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其實,安州裴長史也好,荊州韓朝宗也好,能幫李白什麽忙?這些官場人物,不過是政客而已,因為喜歡舞文弄墨,傍幾個詩人作家,作風雅狀,裝門面而已。即使大政治家,大軍事家,了不起的領袖又如何?也是不把文人雅士當壹回事的。公元1812 年6 月,拿破侖壹世大舉進攻莫斯科,曾經帶了壹個連的詩人同往。準備在他進入這座城池時,向他貢獻歌頌武功的十四行詩。結果大敗而歸,狼狽逃竄,詩人的鵝毛筆沒派上用場。副官問這位小個子統帥,拿這班詩人怎麽辦才是,拿破侖說, 將他們編人騾馬輜重隊裏當力夫好了。 這就充分說明,當政治家附庸風雅的時候,可能對文人假之以顏色,待之以賓客,而當他進人權力角逐的狀態下,再大的詩人,再棒的作家,也就成為可有可無,可生可殺的草芥了。 但是,李白這兩通吃了閉門羹的上書,並沒有使他有足夠的清醒。中國文人,成就愈高,自信愈強,待價而沽的欲望,也就愈烈,將文學資本兌換成為政治資本的念頭,壹發而不可收拾,這就成了李白要到長安來打拼天下的原動力。無獨有偶的, 早在三年前,公元 727 年(開元十五年),王維就離開河南淇水,舍掉那壹份小差使,抱著與李白同樣的目的,來到都城,也想開創壹個屬於自己的世界。 開元之治,史稱盛世,也是這兩位詩人創作的黃金季節。 王維的詩, “畫中有詩,詩中有畫”,涵泳大雅,無異天籟。李白的詩,高昂則黃鐘大呂,金聲玉振,低回則浪漫奇絕,靈思奔湧。他們作品中那無與倫比的創造力,想象力,震撼力,美學價值,構築了盛唐詩歌的繁榮景象。 那時的中國,尚無專事捧場的評論家,尚無只要給錢就擡轎子的吹鼓手,尚無狗屁不是就敢信口雌黃的牛皮匠,尚無報刊、雜誌、網站、電視臺的惡俗排行榜,尚無臭蟲、蟑螂、蚊子、小咬之類以叮人為業的文學小蟲子。因之,唐朝讀者的胃口,還沒有退化到不辨薰蕕;唐朝讀者的智商,還沒有被訓練到集體無意識狀態。所以,這兩位大師的詩篇,只要壹出手,立刻洛陽紙貴,只要壹傳唱,馬上不脛而走。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黎民百姓,眾望所歸;高至帝王後妃,低至販夫走卒,無不宗奉。 可對詩人而言,盡管名氣大,地位卻不高,盡管很風光,身份卻較低。這種名位上的不對稱,而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弄得兩位大師,很有壹點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的苦惱。王維23 歲就進士及第了,巴結多年,才混到正九品下的官職,也就是壹個科級幹部吧!而功不成名不就的李白,更慘,雖然娶了過氣高門之孫女,沾了壹點門閥之光,可布衣之身,尚未“釋褐”,仍是白丁,總不免自慚形穢,矮人壹截。 究其根源,問題還是出在中國文人幾乎都有的政治情結上。中國文人,在文學上成功者,便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以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文學上不成功者,也要借政治上的裨益來彌補,以求人五人六站穩腳跟。但是,中國文人,絕對長於文學者,也絕對短於政治;特別善於政治者,也特別不善於文學。因此,文學成就很高者,其政治智商必定很低。王、李兩位,成功於文學,失敗在政治,這大概也是中國文人難逃的宿命。 然而,他倆還是義無反顧地,要到長安打拼,加入“長飄”壹族,求得出頭之日。 依世俗的看法,這兩位同來長安,同求發達的詩人,聯袂出現於公開場合,敘談契闊於文藝沙龍,寒暄問候於皇家宮苑,見面握手於殿堂宮闕,是理所當然的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嘛!不壹定很熟悉,但壹定不面生,不壹定很知已,但壹定有接觸。同進同出,親密無間,也許不可能;但視若陌路,互不理會,總是說不過去的。 然而,後來研究唐代詩歌的人,忍不住蹊蹺的,也是感到難以理解的。第壹,在他們兩位的全部作品中,找不到涉及對方的壹字壹句。第二,在所有的正史、野史裏,也查不出來他們來往過,聚會過,碰過頭,見過面的資料。 兩位大師在長安期間,竟然毫無任何交往,這個歷史上的空白,遂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斯芬克思之謎。 我們知道:王維生於公元701 年,死於公元760 年。李白生於公元701 年,死於公元762 年。兩人年紀相仿,寫作相類,名聲相似,甚至連資本兌換的欲求也都相同,這哥兒倆,沒有理由不在壹起賦詩唱和,說文詠句,論道探禪,行樂遨遊。那是中國歷史上的開元盛世,也是中國詩歌史的黃金年代,更是中國文人最足以釋放能量的無限空間啊! 可是,從公元 730 年至733 年(開元十八年至二十壹年),從公元 742 年至 744 年(天寶元年至天寶三載),先後***有五年工夫,同住在首善之區的兩位詩人,卻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樣,不禁要問壹聲“為什麽”了! 同時出現在公元8 世紀20 年代,首都長安的李白與王維,使我們聯想到20 世紀20 年代的古都北平,“五四”新文學運動肇始時期的魯迅與胡適。也許,胡魯或魯胡,李王或王李,無法類比,但在領銜文壇,引導潮流,左右輿論,吸引眼球這壹點上,性質多少相似。 胡魯或魯胡,文學觀點不盡相同,政治立場也大為相左,但都在北平教書做事,無論怎樣悖背不壹,並不妨礙他們聚在前門外厚德福飯莊吃鐵鍋蛋,無論怎樣分歧交惡,也不影響他們在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品雨前茶。 尤其天寶年間,李白與王維第二次相集長安,李很抖,被唐玄宗由布衣擢為待詔翰林,壹朝得意,滿身朱紫。王也很抖,為七品上的左補闕,相當於準部級的高幹,高軒華蓋,隨從驂乘。同在朝廷供職,同捧皇家飯碗,同是禦用文人,同為詩界泰鬥。但不知為什麽,仍是形若水火,動若參商,仍是咫尺天涯,不謀壹面,這就使人疑惑了。 唐代的長安,比之今天的西安,要大三四倍,無論怎麽大,在同壹座城池裏,怎麽找理由,怎麽設法解釋,李白王維,盛唐詩壇的領軍人物,不至於好幾年工夫,像捉迷藏壹樣互相躲著。 以我所在的京城文壇為例,文聯、作協、報刊社、出版界,加在壹起,壹年下來,沒有三百場,也有二百場文學活動要舉行的。這其中,至少有壹百場的與會者,名單基本大同小異。因此,各路諸侯,海內文士,藝壇名宿,京都聞人,絕對有很多歡聚壹堂的機會。 這種會,第壹,熱鬧,第二,滋潤。茶水侍候,飯局等待,紅包奉送,打的報銷,不愁沒人捧場。於是,上至大老,下至篾片,呼之即來,來之能戰。或捧場,或鼓吹,或炒作,或推銷,或哼哈二將,吹之拍之,或四大金剛,歌之頌之,或合唱團員,附之和之,或老將拍板,壹槌定音。都是再熟悉不過的那幾張肉臉,那幾句套話,天天見面,日日碰頭,只有看膩了的可能,而無見不著的遺憾。甚者,上午壹個會,下午壹個會,中午還在壹張宴會桌上碰杯。袞袞文壇新貴,當紅風頭人物,穿紅著綠女記,沏茶倒水人員, 基本上是兩天見三次面。如果真是壹日不見,倒確有如隔三秋之感。 唐代長安,雖然沒有諸如此類的文學活動,如果這兩位詩人,不那麽故意鬧別扭的話,見面碰頭的機會,應是斷不了有的。大家知道,王維信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很難想象這樣虔誠的佛教徒,會不去佛寺禱拜祈福?大家更知道,李白風流,“落花踏盡遊何處?笑人胡姬酒肆中”,是個既離不開酒,也離不開女人的聲色才子,會安穩地坐在家裏納福?當時長安外廓城裏,“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觀十,女觀六,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遍布人煙稠密的裏坊間,而著名的聲色場所,如平康裏的上中下三曲,也處於鬧市區,歌伎胡女,僧人尼姑,比鄰而居,乃長安開放社會的特色。 那時,王維的輞川別業,尚未完全修繕完畢,自然借住其弟王縉在城裏的宅子。據清人徐松所撰的《唐兩京城坊考》,屬於“長飄”壹族李白,並無在他名下的邸宅。倘非住在旅店,就是寄寓崇仁坊,平康坊的各地進奏院,相當於今天的外省市駐京辦,與王維、王縉所居的道邸坊,只有壹街之隔,相距不遠。因此,拈香禮佛的王維,與尋花問柳的李白,狹路相逢,絕有可能。除非他們倆,刻意回避,有心躲讓,否則,這種不照面,不往來,不相識,不過話的背後,不能不令人疑竇叢生,令人費解。 何況,李白集中,有《曾孟浩然》、《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春日歸山寄孟浩然》等詩,交情匪淺;而王維集中,則有《送孟六歸襄陽》、《哭孟浩然》等詩,友誼頗深。由此判斷,孟浩然乃李白,王維的***同朋友,而且不是泛泛之交,當無疑問。實際情況卻是妳的朋友,可以成為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可以成為妳的朋友,獨獨我和妳,偏偏不可以成為朋友。李白和王維,就這麽別扭著,豈非咄咄怪事? 如果孟浩然是壹位女詩人,而且有點姿色,自然要避免這種爭風拈醋的尷尬場面。正如當下的外地美女作家,來到北京推銷 自己,決不會把京城四大評論家,四小評論家,同時約在壹家星級飯店開房間見面,哪還不得出人命案?孟浩然,當然不會有這等情色麻煩,可他怎麽對待這兩位朋友,估計也是很不自在的。難就難在與王在壹起的時候,不能有李,而與李在壹起的時候,又不能有王。這就成了壹袋米,壹只雞,和壹個狐貍乘船過河的腦筋急轉彎的難題了。 孟浩然肯定作過努力,因為,重感情,講友誼,喜交往,好賓客,正是這兩位詩人的***同之處。王維那首“西出陽關無故人”的《送元二使安西》,是盡人皆知的。在他詩集裏,這樣的“送別詩”,幾占總量的五分之壹,說明王維之情真意摯,很看重與友人的交往。具有如此平易近人,融洽處世的性格,應該有其樂意接近李白的可能性。而李白之重然諾,講義氣,任俠仗義,敢於承擔,孟浩然估計,諒不至於將朋友的朋友拒之門外吧?李白第壹次東遊,在揚州,為救濟落魄公子,“不逾壹年, 散金三十余萬”,何等慷慨?同遊者死於中途,李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寢興攜持,行數千裏歸之故土”,何等忠忱?如此兩位看重友情的人,怎麽可能大路朝天,各走壹邊,長安街頭,見而佯作不識呢? 然而,孟浩然的壹片好心,落空了,這哥兒倆就是別扭著。其實,作為這兩位詩人的***同朋友,他應該了解,李白也好,王維也好,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他們內心深處裏,存在著難於交聚的瑜亮情結。 公元 730 年(唐開元十八年)前後,李白第壹次到長安,王維已是第三度來長安,兩人想做的是同壹件事,因文學上的成功, 期求政治上的得意。但兩人心境卻不盡相同。李白乘興而來,壹路風光,自我感覺,異常良好,誌在必得,王維壹再受挫,跌跌絆絆,吃過苦頭,心有余悸。 歷朝歷代的中國文人,斷不了要吃歷朝歷代皇帝所恩賜的苦頭。於是,苦頭之先吃,還是後吃,對於中國文人的性格和命運, 便產生若幹不同。 王維是先吃苦頭,李白是後吃苦頭。先吃苦頭的王維,明白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明白了天地之間的自己,應該擺在什麽位置上,故爾他身段放得很低,低到讓李白大概很看不起。後吃苦頭的李白,在掌聲中,在鮮花中,在酩酊的醉眼朦朧中,在胡姬的迷人回眸中,有點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天地之間,最可有可無的東西,就是文人。因此,他的行事方式,往往正面進攻,他的敢作敢為,常常不計後果,這大概也是王維要同他拉開距離的壹個原因。 李白到長安來,可能還是靠著妻子娘家的鼎助,得以打通時任右丞相張說的關節,肯於舍出臉來為之說項,這當然是天大的面子了。而他的詩名,也為張說的兒子張坰,壹位駙馬爺所看重,願意幫他這個忙,這樣壹來,更是勝券在握。在唐代,無論科舉,無論求仕,介紹人的舉薦,非常重要,十分關鍵。用今天的話說,走門子,用當時的話說,幹謁,是壹種正當的行為。李白所以十拿九穩,心性頗高,所以不把同行王維擺在眼裏,因為攀附上張說父子,門路不可謂不硬,後盾不可謂不強,大有靜候佳音,坐等捷報之勢,估計那些日子裏,我們這位高枕無憂的大師,小酒沒有少飲。 其實,李白有些輕忽王維,忘了他具有住地戶的優勢。正如今天的“北飄”壹族,只能有臨時居住證而無北京戶口壹樣, 王維口袋裏有李白所沒有的這紙長安市民文書。這紙文書也許沒有什麽了不起,但體現出王維在首都的根基、人脈、資源、可以調動起來為他所用的壹切因素,李白在這方面只能瞠乎其後。 當李白覺察到這種差距,從而引起他對王維的警惕,從而發展到冰炭不容,相互隔膜,就是這兩位大師,所選擇的幹謁路徑, 殊途同歸,都在希望得到唐玄宗的姐姐玉真公主的賞識,只要她首肯誰,誰就會壹躍龍門,平地青雲。 王維23 歲中式以後,就被任命為大樂丞。他在這個國家交響樂團的崗位上犯了錯誤,純因少不經事的過失。史載他的屬下伶人因演《黃獅子》只能供皇帝觀看的舞,而被降職貶放。但李白顯然沒估計到,這個最高樂府的職務,正是王維的音樂天賦,表演才能,以及他詩歌書畫方面的成就,得以體現出來的機會呀!“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尤為岐王所眷重。”(《舊唐書》本傳) 從《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從岐王夜宴衛家山池應教》、《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等王維所作的詩,看來,他與這位“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的岐王,有著過從甚密的關系。而據《集異記》,王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之所欽矚”,個人形象上占了很大的優勢,在重要人物眼中,得到壹個視覺上完美的影響分, 作用匪淺,這也是李白不禁要自慚形穢之處了。再則,除寧王、岐王、薛王外,王維所交往密切的貴公子,也非等閑人物。如唐太祖景帝七世孫李遵,如武、中、睿三朝宰相韋安石之子韋陟、韋斌兄弟等,都是能在關鍵時刻起到奧援作用的中堅力量。 “長飄”壹族李白,在京城就得不到這種如魚得水的幸運了。首先,高層社會,他缺乏根基;其次,權力中心,他難有依靠, 再其次,王維結交者,當權派,實力派,主流派,在朝派,都是壹言九鼎之輩,無壹不是有用之人。而李白結交者,文人墨客,酒徒醉鬼,胡女歌伎,普羅大眾,都是上不了臺盤,幫不了屁忙的平民百姓。所以,雖經張說、張垍父子推介,得以住進玉真公主的別館,等待接見。可遠在城外,離長安還有壹段路程,加之公主很忙,壹時來不了,也許說不定把他忘了。 有壹首《玉真公主別館苦雨》的詩,便是李白待命時刻的心境寫照。“秋坐金張館,繁陰晝不開。空煙迷雨色,蕭颯望中來。翳翳昏墊苦,沈沈憂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詩思管樂,此人已成灰。獨酌聊自勉,誰貴經綸才?彈劍話公子,無魚良可哀。” 這首詩寫得很淒清,很郁悶,那點滴的檐頭細雨,那瑟瑟的山間冷風,那空茫的乏人問津,那寂寞的無望等待,是李白少有的低調作品。因為他不可能不知道他所期盼的這位公主,那位李隆基的九姐,很大程度上替她弟弟照管壹下意識形態方面的事務,負有發現人才,培養重點作家的使命,正興致勃勃地觀看王維的琵琶獨奏,並大加賞識呢! 《唐才子傳》載:“維,字摩詰,太原人。九歲知屬辭,工草隸,嫻音律。岐王重之。維將應舉,岐王謂曰:‘子詩清越者,可錄數篇,琵琶新聲,能度壹曲,同詣九公主第。’維如其言。是日,諸伶擁維獨奏,主問何名,曰:‘《郁輪袍》。’因出詩卷。主曰: ‘皆我習諷,謂是古作,乃子之佳作乎?’延於上座曰:‘京兆得此生為解頭,榮哉!’力薦之,開元十九年狀元及第。” 《唐詩紀事》亦稱:“《集異記》載:維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壹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為伶人,進主前壹進新曲, 號《郁輪袍》,並出所為文。主大奇之,令官婢傳教,遂召試官至第,諭之作解頭登第。” 雖然王維壹生以此為恥,靠賣藝求榮,茍且仕進,但他從此春風得意,平步青雲;而李白盡管身孤心冷,盡管磊落光明,盡管不為富貴折腰,可始終沒見到公主的倩影,沒得到公主的芳心, 只好灰溜溜地淹蹇而歸,對爭勝好強的李白來講,這是多麽沒面子,多麽掃興,多麽無趣的結果啊! 我想,這可能就是兩位頂級大師隔閡的肇始緣由。而對雄性動物來講,再沒有比鬥敗的鵪鶉打敗的雞,更為刻骨銘心,更為飲恨終生的痛苦了。 作為文人,自信是應該有的,自尊也是應該有的,但是,特別的自信,格外的自尊,那必然,緊接著而來的便是令人討厭的自大了。李白這壹次長安之行,是對他自信、自尊,乃至自大的壹次挑戰,他當然吞不下這枚苦果,因此,李白與王維,遂成為永無交結可能的平行線。兩位大師的“零度”反應,在長安城裏的不通往來,這個唐代詩歌史的不解之謎,似乎也就大致了解底裏了。 我試著推斷,這當中,肯定有壹位,有意約束自己,說不定,是他們兩位,決心回避對方。壹個強大的文人,不大容易與勢均力敵的對手,在同壹天空底下***存。也許覺得妳不見我,我不見妳,反而更自在些,更自由些。 後來人對於前賢,都有壹種“為尊者諱”的諒解,都有壹種“玉成其美”的願望,也就不甚細究,隨它去了。實際上,歷史的細胞,是壹個壹個具體的人,而人的性格,決定了他在歷史中的角色地位。因此,壹個太自信的李白,和壹個太自重的王維,形成這種旗鼓相當,互為芥蒂,彼此戒懼,壁壘森嚴的局面,本質上也是壹種強之為強的勢所必然。 應該說,壹流的文人,只能對二流,三流,不人流的文人,起到磁吸作用。在京城地界上呆久了,在文學聚會上混多了,妳就會總結得出來,什麽人跟什麽人坐在壹起,什麽人和什麽人偏不坐在壹起,什麽人簇擁著誰,什麽人背對著誰,妳就大致了解所謂的“圈子”是怎麽構成的了。至於那些風頭正健的女性作家,拼命把胸脯於努力貼著誰,恨不能保持著零距離;至於那些年老色衰的女性作家,壹臉怨恨地瞅著誰,作棄婦狀恨不得吃了誰,則更是就近觀察的指標。嗚呼,每個圈子都是壹個小太陽系,眾星繞著太陽運行,太陽接受眾星擁戴。而若幹個“圈子”組合到壹起,便叫作文壇。 因此,壹個太陽系裏,只能容納壹個太陽。若是兩個不埒上下的重磅文人,如宇宙間兩個等質的物體,便得按物理學上的萬有引力定律行事,只有相拒和相斥,無法尿到壹個壺裏了。文壇的不安生,無不由此而來。 李白與王維,就是循著自己的軌跡運行而無法相交的星系。 也許真實的歷史,並非如此,但如果這個斯芬克思之謎的謎底,就是這樣,也沒有什麽不好。誰不願意仰望那滿天繁星的夜空呢?每顆星星都在銀河系裏閃爍著自己的光芒,那宇宙才稱得上燦爛輝煌。 若是,只有壹顆星星在眨眼的夜空,或者,只許壹顆星星在發光的文壇,那該多麽寂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