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
其特征是人們基於經濟未來將更加悲觀的預期，整個區域內貨幣幣值出現幅度較大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的損失，經濟增長受到打擊。往往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甚至有些時候伴隨著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蕩。
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機制出現新特點:
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國際傳染並非近年方才出現的現象。1873年，德國和奧地利經濟繁榮，吸引資本留在國內，對外信貸突然中止，導致美國傑·庫克公司經營困難；1890年，倫敦巴林兄弟投資銀行對阿根廷債權發生支付危機，加之當年10 月紐約發生金融危機，倫敦壹系列企業倒閉，巴林銀行幾乎於當年11月份倒閉，只是在英格蘭銀行行長威廉·利德代爾牽頭組織的銀團擔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幸免，但英國對南非、澳大利亞、美國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貸款因此事而銳減，致使上述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危機壹直持續到1893年；1928年春，紐約股市開始繁榮，汲幹了本可投向德國、拉丁美洲的信貸源泉，導致上述國家和地區陷入經濟蕭條。中止發放海外信貸很可能加速海外經濟衰退，後者又會反過來對導致這壹切的國家發生影響。20世紀 90年代，伴隨著國際遊資的膨脹，國際貨幣、金融危機頻繁爆發，根據巴裏·艾森格林和邁克爾·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壹項研究，現在隨機挑出的壹個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都比1973年大1倍，國際貨幣、金融危機的傳染性也大大增強，往往爆發不久就如同傳染病壹樣迅速從最早爆發危機的國家或地區蔓延到其他國家和地區。輿論界留下了許多描繪這壹現象的詞匯：1994年墨西哥危機的“龍舌蘭酒效應”、“亞洲流感”、 “俄羅斯病毒”等等不壹而足，而對貨幣、金融危機傳染機制的研究也迅速興起。由於多種危機傳染機制需要在資本項目和金融市場開放條件下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我國依靠資本項目的適度管制和金融服務市場低開放度而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幸免於難，但時至今日，隨著我國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盡管我國資本項目仍未完全開放，危機傳染的風險已經大大上升，震撼國際金融市場的美國次貸危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表明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機制出現了新特點。
廣義的貨幣、金融危機的國際傳染渠道可以劃分為非偶發性傳染渠道、偶發性傳染渠道兩大類，前者指在危機爆發前的穩定期和危機期都同樣存在的傳染渠道；後者指僅出現於危機爆發後的傳染渠道。由於第壹類傳染渠道源於國家或地區間實際的經濟金融聯系，危機的傳染來自宏觀經濟基本面的變動，因此又稱為“真實聯系渠道”，或“基於基本面的傳染”，主要包括貿易聯系與競爭性貶值、政策調整、隨機總需求流動性沖擊等途徑。偶發性傳染與經濟基本面無關，僅僅是投資者或金融市場其他參與者行為(特別是非理性行為)的結果，因而又有“真正的傳染”、“純粹的傳染”之稱，主要包括內生流動性沖擊、多重均衡和喚醒效應、政治影響傳染等途徑。但這些傳染機制往往是建立在貿易聯系和“中心”國家對“邊緣” 國家投資的基礎之上，是因為來自發達國家的機構投資者紛紛棄新興市場資產而追逐母國優質資產所致。而就此次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影響而言，貿易聯系與外國對華投資機制的作用可能並不十分關鍵，反而是中國對外投資和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可能成為最主要的危機傳染途徑，而且這樣的危機傳染途徑的重要性還會日趨提升。
貿易聯系和外國對華投資傳染機制重要性有限 :
美國次級按揭規模龐大，危機初起之時公布的2005～2006年間美國累計發放次級按揭統計數字是1.5萬億美元；且房地產業是本次美國經濟景氣期的最重要的推動力量之壹，近5年來美國新增GDP中有50%來自房地產業，居民消費增長的70%依賴於房地產增值的財富效應，次貸危機的發展與應對已經成為美國經濟走勢的決定因素之壹。中美雙邊經貿規模龐大，按中國海關統計，2006年中美貿易額已達2627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2035億美元；2007年1～7月中美貿易額1670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1277億美元。按照美方統計，2006年美國對華貿易額已達3430億美元，其中從中國進口2878 億美元；2007年上半年對華貿易額為1785.9億美元，其中從中國進口1480億美元。許多人由此擔心，如果美國經濟因次貸危機而發生衰退，高度依賴出口的中國經濟將因此蒙受重創。然而，在高度全球化的當今世界經濟體系下，盡管經濟蕭條在總體上將削弱壹個發達國家的進口能力，但卻將增加其對進口低檔次廉價商品的需求；盡管我國近年來努力提升出口商品結構，但就總體而言，我國對美歐等發達國家出口依然以廉價商品為主，因此，發達國家經濟蕭條未必會減少我國對其出口，反而可能有所增進。2000年下半年起，美國經濟逐步滑入蕭條，但我國對美出口卻逐年增長，1999年為419.47億美元，2000年為521.04億美元，2002年已達 699.51億美元，原因即在於此。
任何投資者都存在“本土偏好”，西方投資者通常將新興市場投資視為邊際投資，其主要功效不過是在主流投資收益率不高時加以補充而已。壹旦西方母國宏觀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如提高利率從而削減新興市場的投資收益優勢)，或是蒙受重大損失而需要重新配置資產，西方投資者就可能大規模抽回在新興市場的投資，這是國際金融危機傳染的重要機制之壹。然而，無論是直接投資還是易變性較高的組合投資，此次美國次貸危機中，直接進入中國內地的外資驚恐逃離的潛在沖擊也不宜高估。對華外商直接投資中受此次危機沖擊最大的當屬並購基金開展的外資並購，原因是並購基金慣用杠桿收購手法，而次貸危機後海外銀行等金融機構明顯收緊了對並購基金的融資。但我國外資並購絕對規模並不很大，2006年我國批準外資並購項目約1300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不過14億美元，占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總數的2%左右。即使這條渠道的外資流入徹底停止，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也無足輕重。
就組合投資而言，不可否認，根據美國等國的壹些統計數據，盡管我國已經批準的 QFII投資額度尚未用滿100億美元上限，但僅僅美國統計的美國居民持有中國證券規模就是這個數字的數倍，表明確實有不少海外遊資變相流入中國股市。據美國統計，截至 2005年12月13日，美國居民持有的中國大陸證券合計284.43億美元，其中股票268. 88億美元；持有的香港特區證券合計462.25億美元，其中股票444.65億美元。2006年，美國居民對外國股票的凈購買為1063.47億美元，其中後三個季度對中國大陸股票的凈購買為46.11億美元，對香港特區股票的凈購買為119億美元。根據新興組合基金研究(EPFR)提供的資料，從2006年10月到2007年1月末，投入中國股市的全球***同基金為 64億美元，同期投入香港股市27億美元，對亞洲區其他經濟體則是凈賣出18億美元。但國際遊資操縱引發發展中東道國資產市場崩盤的能力主要來自其作為“頭羊”的號召力，在海外機構數次踏空中國股市之後，其作為“頭羊”的號召力已經削弱不少，就目前而言，即使將變相內流的遊資納入考慮，以其規模也難以在抽逃之後引發股市大規模崩盤。
中國對外投資和中國企業海外上市作為危機傳染途徑的重要性趨向上升 :
截至目前，中國在美國次貸危機中蒙受的最明顯損失來自對外金融投資，主要是中國金融機構所持次級按揭債券的損失，此外還包括中國計劃和已經參股的海外金融機構因這場危機股價下跌的損失。8月初，美國財政部公布的壹份報告稱，截至2006年6月底，中國機構購入的美國按揭證券從559億美元猛增至1075億美元，占同期亞洲投資美國按揭證券總額的47.6%，市場傳言其中相當部分為高風險的次級按揭證券，從而引起了公眾對這個問題的關註。
根據有關銀行中報等公開信息，目前可以確認的中國金融機構損失仍然有限。截至 6月底，中國主要商業銀行持有的美國次級按揭債券和相關資產情況如下：
中國銀行對美國次級按揭債券(MBS)的投資規模為89.65億美元，占其證券投資總額的3.51%，其中AAA級次級債67.58億美元，占75.38%；AA級19.45億美元，占 21.7%；A級2.62億美元，占2.92%。中國銀行另持有與此相關的債務抵押債券(CDO) 6.82億美元，占其證券投資總額的0.27%，其中AAA評級、AA評級分別占81.8%、 18.2%。中國銀行對MBS、CDO分別計提了3.88億元人民幣、7.58億元人民幣未實現減值撥備，撥備比率為0.6%和14.6%。
中國工商銀行持有的美國次級按揭債券(MBS)面值12.29億美元，僅占其284億美元外匯債券資產的4.3%，占總資產的0.0012%，且全部為第壹留置權貸款支持債券，信用評級均在AA級以上，沒有計提減值撥備。
中國建設銀行、中信銀行對美國次級按揭債券的投資額分別為10.6億美元和300多萬美元，評級也都在AA級以上。建設銀行計提了0.18億美元撥備，撥備比率為1.69%。
然而，上述數據不足以充分體現對外投資作為壹種風險傳染渠道的現實和潛在重要性。隨著美國次級按揭違約情況惡化，以及形成“次級按揭違約情況惡化——房價下降”相互促進的惡性循環，上述損失數字可能增長。
更重要的是，中資金融機構在此次危機中的損失預示著對外投資損失在涉華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機制中重要性上升的趨勢。我國對外資產已經發展到了龐大的規模，2006 年末即達16266億美元，而且還在快速增長，但其結構存在的嚴重問題是官方儲備資產所占比例過高，2006年末儲備資產占對外資產總額的66%，在以儲備資產占比高著稱的亞洲經濟體中僅次於印度。優化我國對外資產結構的方向就是提高企業、居民資產所占比重，事實上我國也已經在朝這個方向努力。而中國民間對外資產壹旦增長到足夠規模，就將創造新的涉華國際金融危機傳染途徑：壹方面，在國外發生危機時，中國企業(特別是大型金融機構)、居民海外投資蒙受的損失可能在國內引發危機；另壹方面，如果中國國內市場發生金融危機，中國企業(特別是大型金融機構)、居民因而重新配置其資產，抽回海外投資，危機就有可能傳染到海外。甚至如果國內經濟繁榮而導致對外投資回流也可能在別國引起危機。
另外壹條重要性日益突出的潛在危機傳染渠道是通過海外上市公司資金鏈斷裂而發揮作用的。論者常常談及此次美國次貸危機觸發我國房地產市場危機的風險，但我國房地產市場與美國不太相同。由於居民收入來源多元化且透明度不足，我國固然存在類似美國次級按揭市場那樣高估購房者支付能力的風險，但也有不少情況下存在相反的低估情況，危機的國際傳染不太可能是直接因國內已購房者大面積違約而造成，風險更大的危機傳染渠道是海外投資者冷淡中國房地產公司，從而導致其資金鏈斷裂，進而導致國內房地產市場崩盤。在房地產市場價格壹路走高而成交量大幅度萎縮的情況下，房地產公司主要是依靠維持虛高價格和高價收購、囤積土地，制造上市圈錢題材，從而維持其現金流量。近年我國房地產企業紛紛奔赴海外上市，海外投資者也在包裝炒作作用下忽視風險盲目追捧中國房地產股。次貸危機爆發後，海外投資者意識到其中蘊藏的危機，今年7月31日至8月17日，香港股市中國內地房地產股票跌幅普遍為同期恒生指數跌幅的兩倍以上，方興地產8月7日掛牌首日竟然跌破招股價的7.2%，與此前碧桂園等公司上市首日動輒比招股價上漲20%乃至超過30%的景象形成鮮明對比，就揭示了這條危機傳染渠道的潛在風險
編輯本段新世界性金融危機
未來兩年將出現世界性金融危機
次貸危機導致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風險、分配資產，未來兩年，發達國家資金將紛紛逆轉回湧，加強當地金融機構的穩定度。由此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證券市場價格大幅縮水、本幣貶值、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其中最為脆弱的是波羅的海三國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機將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壓力，但中國資金也面臨“走出去”抄底整合並購相應企業的好時機。
世界範圍金融危機的烏雲正在聚集，未來兩年內，全世界將出現壹次新型的金融危機。這壹金融危機的最大受害者將是壹些新興市場國家，這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挑戰和新的機遇。
資金流動逆轉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危機
為什麽未來世界將出現新型的金融危機呢？這要從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過去近十年來金融業發展的基本格局談起。
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過去近十年 ，受益於全球化的大趨勢，經濟不斷繁榮，但這種繁榮的基礎其實比較脆弱。這些經濟體自身的儲蓄相對不足，消費不斷增長，經濟的金融化趨勢不斷加強，其集中的表現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資產，尤其是房地產為抵押，向銀行借款來支持其日益高漲的消費。這壹格局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消費信貸鏈的破裂，集中的表現就是美國的次級房貸危機。次級房貸危機導致美國的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金融風險的成本，也使這些金融機構必須重新分配自己的資產，以降低風險。
反過來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過去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吸引了大量發達國家的資金，以墨西哥、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國為例，其證券市場上壹半以上的資金來自於國外。日益高漲的海外資金不僅推動了本地資產價格的高漲，也推動了本地經濟的繁榮，同時也帶來了本地貨幣實際匯率的不斷升值。這壹系列過程為這些經濟體發生金融危機埋下了種子，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兩個地區：壹是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不僅經常賬戶出現了占GDP 10%以上的赤字，同時財政赤字也日益加劇，國內價格上漲的趨勢愈演愈烈，而且，這些國家還實行了與歐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這無疑是寫下了導致金融危機最佳的化學反應公式。
另壹個非常脆弱的經濟體，就是印度。雖然印度經濟在過去3年內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長率，但是其宏觀經濟的情況不容樂觀：長期以來，印度的經常賬戶處於赤字狀態，證券市場壹半以上的資金來自於海外，通貨膨脹率不斷上升，中央政府也是長期處於赤字狀態。
綜合考慮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市場國家的壹些經濟情況，我們不難得出壹個結論：在未來兩年之內，世界經濟很可能發生資金流動逆轉的情形，那就是幾年前從發達經濟體爭先恐後湧入新興市場國家、追求高風險高回報的資金，在發達國家重估風險的情況下，紛紛逆轉湧回發達國家，加強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穩定度。這種趨勢的形成無疑會對發展中國家帶來直接的影響，並最終導致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危機的形成。
新金融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的差異
這種金融危機同十年前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可能形式不同。十年前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主要形式是國際收支的危機，那時亞洲出現了大量到期的外債需要償還，同時國際金融炒家紛紛擠兌，造成了這些國家外匯儲備不足，以至於不得不讓本幣大幅度貶值。新壹輪金融危機的形式不見得以國際收支的短缺為標誌，因為今天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儲備量是比較高的，同時由於吸取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這些國家並沒有大規模舉債，只是通過證券市場吸引了大量外資，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新興市場國家不面臨著金融危機，這種金融危機的形式是以大量的資金倒流從而導致本國證券市場價格大幅度縮水、本幣貶值，從而導致本地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甚至於衰退為表象的，這和幾年前這些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高漲、資產價格泡沫化恰好形成了壹個逆反的鏡面圖像。這壹新型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很可能是波羅的楚遊，從波羅的海三國可能傳導至東歐各國，再傳到南亞包括印度，之後再進壹步傳到其他壹些新興市場國家。
資金流動不能盲目放開，財政政策須保留壹定的靈活性
壹旦這樣的金融危機發生，中國經濟面臨著怎麽的挑戰呢？可能的情況是，壹部分外資的表現也會如在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那樣紛紛出逃，對於中國的國際收支會產生壹定的沖擊，給中國經濟帶來壹定的通貨緊縮的壓力，但對於目前高速運轉（事實上是過快運轉）的中國經濟並不是壞事。而且，這壹資金倒流的情況也會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有所緩解。但是不容否認，這種資金倒流會對國內的投資規模產生壹定的沖擊，會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另外，由於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率的下滑，也會間接通過對中國產品需求的下降，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這些都是這壹新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
我們必須看到，這壹新興金融危機的到來對中國也蘊藏著巨大的“商機”。在這壹輪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很多新興市場的資產價格將大幅度縮水，這將是中國資金出國投向這些國家的絕好時機，這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整合並購相應企業的最好時機。為此，中國經濟界需要做好資金上和項目研究方面的準備。從宏觀層面上講，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考慮到這壹輪新型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在資金流動問題上必須穩紮穩打，不能盲目放開，要考慮到大量資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帶來的壓力。當壹輪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楚遊的經濟增長率必然會出現下滑，我們的財政政策必須保留壹定的靈活度，在繼續實行當前穩健財政政策的前提下，必須做好項目上和資金上的準備，壹旦新壹輪金融危機在周邊國家發生，中國就可以轉向積極的財政政策，找到壹些有資金保障和社會效益的投資項目。
總之，新壹輪金融危機的風險已經來臨，全速前進的中國巨輪必須考慮到金融風暴可能帶來的沖擊，把握機遇，化解風險，我們的經濟發展航程將會前途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