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29日－2月4日在廣州，壹個剛剛成立不久的新藝術群體“大尾象工作組”，在廣州市第壹文化宮展覽廳舉辦了“大尾象工作組藝術展”。參展藝術家陳劭雄在展廳懸掛起內外分三層、俯視平面圖呈三角形的透明塑料薄膜，用角鐵和鐵鏈拉撐，地面鋪設白色布。該俯視平面呈三角形的塑膜體積為270×1200×800厘米，薄膜面積約為160平方米。藝術家用七天的時間，每天用黑色油漆塗抹自己指定數量的薄膜，並標示塗抹的日期，以此實現他對時間概念的切割。需要指出的是，陳劭雄、梁矩輝、林壹林這三位“大尾象工作組”的始創成員，都曾經參與過上面所提到的“南方藝術家沙龍．第壹回實驗展”，而他們所以能在90年代的頭壹年，也就是中國當代先鋒藝術處於轉折的低谷時期，率先在南中國的大都市集合成群體，不僅是因為他們秉受了幾年前新潮時期對待藝術的熱忱，而且也與南中國的地緣和文化氛圍與北方有別有關。這裏是中國最早改革開發的實驗基地，因與港澳地區毗鄰，有著較北方城市濃厚的商業氣息和務實精神，也是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因此對現代化和高科技帶來的商品化物質世界，身處其中的藝術家是感受最深的。與物質材料充斥的世界相對應的是藝術家的態度和處理方式，這有兩種類型，其壹是物質材料現成品經由藝術家之手組合和裝置而傳達藝術家的思想；其二是藝術家直接運用身體和動作的運動過程來體驗和傳達其與周圍物質世界的相互關系。對於“大尾象工作組”的幾位成員而言，選擇周圍日益豐富且陌生化的物質現成品材料作為媒介並僭越還原到個人的行為行動媒介，這是有著現實背景的必然，與當時北方地區尤其是北京八九十年代轉折時期的文化真空狀態形成了較為鮮明的對比。必須看到的是，陳劭雄“七天的沈寂”中，藝術家意識到的是在壹定時間內對預先設定的塑料膜的塗黑行動，是在設定時間內對現成品裝置作品的完成過程，並沒有將其行為（塗黑）本身作為整個作品的主體成分看待，換言之，塑料膜作為主體已經存在，變黑只是作為時間過程為主體服務的。另外，從視覺語言角度看，其塗黑的行為本身並不是整體作品的視覺形象的主導部分。與此類似的，還有陳劭雄於1993年在廣州紅螞蟻酒吧作了“5小時”裝置行為藝術活動。
無獨有偶，在與廣東省接鄰的湖南省省城長沙，職業是美術編輯的孫平在壹份工作報告中談到：“1992年，商品的氣息使我意識到新的情況來了，……我趁當時‘廣州雙年展’的機會以行為方式放了'中國遊戲1號．發行股票'壹炮，隨即購回了壹批通常陳列在百貨或時裝商店中作為推銷衣物的衣架模特，第二年便開始了以時裝模特為媒介的'中國針灸'C部的生產。……事實上，自90年代以來，我就壹直關註市場經濟的興起對人們心態的影響。'中國遊戲1號'就是壹個最早的嘗試。只是因為行為藝術受到各方面條件的限制而使我轉向裝置的藝術方式。因為我不僅希望我們的藝術作品具有指向當下問題的直接性和此在性，而且我還希望它們具有可流傳的物質性，能成為壹段消失了的歷史的代言者。”（孫平《關於〈中國針灸〉的工作報告》（未發表））這其中所談到的“中國遊戲1號．發行股票”，是指1992年10月他借全國各地青年藝術家雲集廣州，參加“首屆9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雙年展（油畫部分）”（簡稱“雙年展”）之機，在廣州美術學院發行“中國孫平藝術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人民幣股票（A股）”並宣讀招股公告等壹系列行為。自制股票並公開招股出售，孫平以假亂真地模擬著當時風靡全國的炒股熱潮，把官方不得不認同而百姓響應熱烈幾近趨之若鶩的生活景象引入藝術。這種針對當下社會文化問題的直接性和鮮活性，是架上繪畫的風格、圖式和技巧等形式語言所無法達到的，而其中滲透的嘲弄和幽默，是每壹個當代的中國人都能會心地體味到的。經過周密的策劃、認真的細節構思和制作，以及突發性的操作而贏得壹時的轟動效應，孫平抓住了當時社會具有熱點意味的敏感神經，並且為藝術與社會生活相融合設定了壹套程序，即他所言的遊戲規則。他並沒有將自己刻意扮演成整個招股行為的主體，事實是他的預設的招股（包括文本、程序、現場反應等）規劃的展開和實施，作為壹個事件，才是其行為的主體；換言之，他的行為的全面展開和觀眾參與，才是其行為得以確立的基礎。因此他雖然與陳劭雄此前作品過濃的裝置色彩有別，卻也仍未把其自身的活動和生存方式作為整個招股行為的主體，準確點講，這是件因隨商業社會流程而設定的參與性的遊戲事件，模擬性和反諷性是十分強烈的。
如果說陳劭雄、孫平二人的行為藝術活動起因於南方日漸濃厚的商品經濟氛圍對當代前衛意識的影響，那麽，在遠離沿海城市的甘肅蘭州，壹個自稱為“蘭州軍團”的藝術家群體，卻對集中炒作於南方的藝術促銷與藝術包裝以及發生在這壹地區的種種因商品經濟引發的藝術活動和表現形式，持極為審慎甚至是抵觸的態度。成力、馬雲飛、葉永峰、楊誌超、柳以忤等人，似乎是嗅到了從南方傳來的各種藝術市場操作活動背後的危險氣息，認為現代藝術有可能被市場經濟的推廣所吞噬，而不少新潮美術時期的藝術家正被市場操作的熱情所陶醉，壹種肌體腐朽的現象正在形成，中國現代藝術需要壹場清理門戶的革命。於是1992年12月12日在蘭州組成“蘭州藝術軍團”這樣壹個采取“自由組合、自然穿插”的組織系統原則的青年藝術家群體，並提出了實施行為藝術活動葬”的壹攬子計劃步驟。1993年1月8日，他們用從醫院找來的空白死亡通知書和討論商定的訃告，郵寄給全國各地的藝術家、藝術批評家，訃告曾發表在《山西日報》上，而死亡當事人則是他們設計、用紙和泥制作的被悼詞描述為“長期勾結批評家、畫商、報刊編輯，制造人事關系，瘋狂銷售作品的藝術家鐘現代”。1月17日，“鐘現代”的葬禮舉行。呈T型的會場前方是躺著“鐘現代”的玻璃棺材，他被制作為全身裸體、毛發俱全但卻病骸白皙令人竦然，再往前是壹幅10米長黑布，上面寫有巨幅白底黑字“葬”和紅底黑字“三打”、“三反”（指“打倒畫霸，打倒畫刊，打倒畫販子”，“反對找人，反對賣畫，反對刊登”）的標語，被鋪放在雪地上。軍團成員在宣讀悼詞、呼喊口號、燃放鞭炮後，輪換穿上全紅、全黑、全白葬禮服，面戴口罩，由四人擡起“鐘現代”的棺材，緩緩走向市區，最後，被汽油燃為灰燼的“鐘現代”的“骨灰”被葬入小木箱內埋掉，至此“葬”行為藝術活動完全結束。較之於陳劭雄、孫平二人的行為活動範圍只在小規模的相對封閉空間裏不同的是，蘭州藝術軍團的藝術家們擡棺遊街，穿越許多馬路，引起無數人參與、註目，其以清理藝術圈內門戶的觀念而在更為廣大的民眾空間、時間中影響並收集民眾視覺經驗和情緒反應的舉動，使中國行為藝術第壹次在開放的環境中與民眾直接見面並引導後者參與，而其對死亡通知書、訃告、悼詞、遺物箱的設計、制作和分別郵寄，又使“葬”活動在藝術層面得到了極大的傳播並得到了廣泛的信息反饋。行為藝術快捷、靈活、針對性強、震撼性大、參與性強的特點，在“葬”活動中得到了較為全面的體現，它無疑成為90年代迄今為止行為與社會、與藝術產生互動關系的較成功範例之壹，當然它的實施成功與地理位置上遠離政治文化發達地區因而較少來自接受與理解方面的幹擾有十分緊密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