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傳統中，孔孟總是形影相隨，既有大成至聖，則有亞聖。既有《論語》，則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他們的宗旨也始終相配合。《史記》說： “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今人馮友蘭，也把孔子比作蘇格拉底，把孟子比作柏拉圖。
但是我們仔細比較他們，卻也發現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顯的，《論語》中所敘述的孔子，有壹種輕松愉快的感覺，不如孟子凡事緊張。所以大成至聖能夠以“君子坦蕩蕩”的風格，避免“小人長戚戚”的態度去保持他的悠閑。孔子令門人言誌，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贊許。而曾皙所說的，大致等於我們今天的郊遊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與這種態度截然相對的是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主張。孔子還說飯菜不做好，這樣不吃那樣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卻毫不忌諱地提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而且“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這樣的話也經常出現在他的嘴中。
孔子沒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惡。《論語》中，“仁”字出現了66次，沒有兩個地方的解釋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說出雖為聖賢，仍要經常警惕才能防範不仁的話，可見他認為性惡來自先天。他又說“觀過，斯知仁矣”，好像這糾正錯誤，促使自己為善的能力，雖系主動的，但仍要由內外觀察而產生。孟子則沒有這樣猶疑。他曾斬釘截鐵地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認，他壹生學習，到70歲才能隨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則可以由他自己所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壹句話裏看出。這種道德力量，經他解釋，純系內在的由自我產生。所以他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聖賢。
孔子對“禮”非常重視。孔子雖然稱贊管仲對國事有貢獻，但仍毫不遲疑地攻擊他器用排場超過人臣的限度。顏淵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他死時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卻根據“禮”的原則反對厚葬顏淵；又因為“禮”的需要，孔子見南子①，使子路感到很不高興。孔子雖不值陽貨的為人，但為了禮尚往來，他仍想趁著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沒有這樣的耐性。齊宣王稱病，他也稱病。他見了梁襄王，出來就說：“望之不似人君。”魯平公沒有來拜訪他，他也不去見魯平公。他對各國國君的贈儀，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齊國的吊喪正使，出使滕國，卻始終不對副使談及出使壹事。
這中間的不同，不能說與孔孟二人的個性無關。或許《論語》與《孟子》兩部書的取材記載不同，也有影響。但是至聖和亞聖，相去約兩百年，中國的局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孟子說“此壹時也，彼壹時也”，這八個字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他們之間的距離。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時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雖不能確定，但是他最活躍的時間，也縣戰國時代的前中段。《孟子》壹書開場即提到他見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離戰國開始已67年，又115年之後秦才滅六國統壹中國。在春秋的時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維持，但是還沒有完全敗壞。以前各小國各自為政，裏面主持國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擔任下級軍官的土，全部世襲，壹切都按成規，而現在壹切都接受“禮”的約束之原則已不再適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義出之。縱使叛逆篡位也還要邀請與自己利害相關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這時的戰事還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離散。
春秋時代的車戰，是壹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壹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不為已甚”是當時的壹般趨勢。根據原則，在某種情形之下，不追擊敵人。在某種情形之下，不向主敵射擊，不設險以譎詐取勝。既已給敵兵第壹下白勺創傷，不乘勢作第二次的戳刺。頭發斑白的人，不拘為俘虜。這些態度與歐洲中古的騎士精神很相仿佛，雖然這些原則並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戰時間短促，參戰的人數受車數的限制。總之，春秋時代的戰事，顯示了社會的不穩定性。但戰事的本身，還不足以造成社會的全面性動蕩。
針對這些條件，孔子對當時情形，還沒有完全失望。他的閑雅代表著當時的社會，相對於戰國的暴亂而言，還相當的寧靜。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復禮”，顯示著過去的社會秩序仍可恢復。他有時也發牢騷，說什麽“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針的時候，他的辦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復壹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更表現壹腔復古的熱忱。
孟子有時候被人稱為有“革命性”，這是因為戰國時代的動亂，使他知道，只是恢復故態而不改弦更張是不能濟事的。齊人準備伐燕，他說燕可伐。齊宣王問他貴戚之卿應做的本分，他說：“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也就是容許廢君而另立族中賢人。梁襄王問他：“天下惡乎定?”他答道：“定於壹。”襄王又追著問：“孰能壹之?”孟子就說：“不嗜殺人者能壹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說過“地方百裏，而可以王”。這已經不是孔子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嚴格規矩了。
孟子開始遊說的時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蘇秦、張儀提倡合縱連橫之季。戰國七雄，已經準備長期的大廝殺。雖然這時候的戰事還沒有像戰國末季那樣劇烈——凡是年齡十五歲以上的都要向防地報到，降卒四十萬或四十五萬壹起坑埋——但是這時也不再是春秋時代競技式的戰爭了。商鞅相秦，第壹件事就是“令民為什伍”，即是以壹種軍事組織的原則，加之全民。在戰場上騎兵既登場，步兵人數也大量增加。“斬首六萬”，“斬首七千”，已經開始見於各國的紀錄。孟子說：“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這句話可能反映著當時各國備戰的情況，也可以說是他對當時國君草菅民命的壹種控訴。他所說的“民有饑色，野有餓殍”不可能是無的放矢。
在宋朝以後，《孟子》成為《四書》之壹，實際上它占《四書》壹半以上的篇幅，既為各朝經筵講解之用，也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對中國思想史有無可估量的影響。而亞聖以慈悲為懷的心腸，為民請命，他講的話有時也富有情感，有時尤任直覺，例如“見牛未見羊”，“君子遠庖廚”。他的性善論必定帶著壹種強迫性的推論。因人既然生性為善，那麽強迫人們保持這種天性也不算過分了。這關鍵處有如盧梭之論自由。他的低水準平等思想——例如“樂歲終身飽，兇年不免於死亡”，以及“省刑罰，薄稅斂”，在壹個簡單的農業社會裏，被奉作經典，同時也符合事實的需要。可是今日我們讀《孟子》和《四書》全部，卻不能壹體視之為政治哲學，壹定也要考究他們的歷史背景，有時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說的壹樣，“盡信書不如無書”。
為什麽孔子和孟子之間會有這樣壹段距離?為什麽春秋階段與 戰國階段會有這樣巨大的差別?為什麽中國會如此早熟——在紙張 都未發明，文書尚用竹簡木片傳抄之際，即出現至聖亞聖，而且與 孟子同壹世紀即出現了秦始皇，且對此後的中國有決定性的影響?
對於上述諸問題的背景，前人已經說過：是因為華北黃土地 帶，耕耘容易，農業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業開始互通 有無，社會之流動性大。加以鑄鐵技術出現於春秋戰國之間，影響 到農具和兵器等等。這些解答都有根據，但是沒有壹針見血地指出 中國歷史地理的特點。春秋戰國間劇烈的變化，百家爭鳴，最後又 以暴力完成統壹，在世界歷史上是獨壹無二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