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試圖以政治寓言的角度閱讀?無間道?系列，在另文曾仔細追索過香港電影中?臥底?題材的次類型(sub-genre)自八十年代的發展，[1] 也會在本文展示 ?無間道?系列各集之間的內在聯系。我認為?無間道?系列的吸引力，在於它能在香港臥底電影的傳統上創新，而在各集之間，也互有連系地發展出壹種新的敘事風格，切中香港歷史現實和當下處境，對時間、記憶、身份等三個深具香港當下 文化 政治意義的問題，作出別具新意的介入。
毫無疑問，過去二十多年以來，香港深受九七問題的左右，這個問題既是政治性，也是文化性的。甚至雖然?後九七?的說法已漸漸在這幾年浮現， [2] 二零零四年的?愛國論?爭議及人大釋法，卻又隨即激發出 ?二零零四才是壹九九七?的驚嘆，[3] 可見 ?九七?其實並未隨主權移交中國而離香港遠去。九七之前，海外和香港的文化評論，出現了不少爭論，辯說香港是否壹種混雜的文化形態。這些爭論雖有助厘清壹些事實，但其局限是把香港的文化問題，收窄為對香港文化身份屬性的檢驗。然而，當代文化研究正好要指出，文化屬性的爭論不可能抽離在不斷變動中的具體政治處境。文化身份並非靜態的文化特質，它同時是文化認同的定位、政治身份的選擇、政治位置的占取並謀求確認的問題。所以，當這些九七文化爭論還在空泛地捕捉香港人是如何混同中西，且內在矛盾之際，香港人更切身地從每日生活和政壇政治變化所感受到的，更是活靈活現、目不暇給的政治?變臉?活劇，及種種關於轉換身份和政治效忠的遊戲。這種活生生的文化政治，更能剌激香港文化創作人的思緒。
占據香港電影創作人心目中壹個重要地位的，當然是香港人的身份政治，以及和身份政治相互緊扣的幾個課題，其壹是時間，其二是記憶。九七前後不少電影以人文體驗的切身角度去探討時間經歷、時間意識，其實它們都可閱作為對?九七大限?那種被動時間觀的反抗。從大部分香港人親身感到的文化 經驗 來說，壹百五十多年的香港，有著繁雜多樣的種種?過去?(pasts)，並無清晰線索，然而九七?回歸?，卻逼著所有人去面對和接受壹個壹統版本的歷史命運\。在 ?線性歷史觀?下所描畫的?歷史?長河上，香港完成了政治?回歸?，但這卻非意味為人們找到了壹個原鄉式的?歸宿?。相反地，九七年的時間?大限?，毋寧是壹個逼在每個人面前，要作的存在選擇。無論是走還是留，都要同時整理過去，為自己選擇未來。也正因九七是這樣壹個具存有論意義上的選擇 (ontological choice)，它也是壹個叫每個人都重整記憶，清理舊帳的大決算，仿如壹個讓每個人?重新做人?的生死大關。
然而，正由於各人身處位置不同，經驗不同，在壹連串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怨情仇面前，並沒有壹個放諸天下而皆合乎道義標準的公式，讓人整理自己的?過去?，因而產生各式各樣的焦慮和響應 方法 。有人尋回過去失落了身份的回憶，有人力挽狂瀾，在即將消逝的?現在?，保存這個即將失去的身份的回憶，也有人以為自己欠缺的，就是自己失去了的，對這壹切都聲稱曾經擁有，保留或運\用追究、索償的?權利?。於是，香港在過渡期末的電影，就出現了多種關於?過去?記憶的題材，其中包括 ?恢復記憶?和?失憶?這兩種主題，壹些敘述關於失憶之後找尋那失落了的?記憶?的 故事 ，另壹些則講述如何為了逃避痛苦而選擇?失憶?，分別展示對九七的記憶政治的不同取態。[4]《無間道》是關於臥底的電影，編導們對臥底題材有嶄新的演繹，但它同時是屬於那壹系列探索時間和記憶問題的九七電影。
記憶的政治與時間的暴力：《無間道I》(2002)
與八十年代開始把臥底寫成悲劇人物的傳統不同的是，《無間道》把臥底的形像和可書寫的角度大大開闊，臥底不再單指警方派到匪幫的臥底，也包括匪幫派進警隊的長期臥底。於是，臥底就成了壹種更有廣泛意含的?身份錯置?的象征。第壹集的《無間道》，把臥底探員陳永仁和臥底匪徒劉健明兩人的身份錯置，編寫成兩人妳死我活的鬥爭，而這也是環繞身份的記憶的鬥爭。因為當劉健明正要利用自己的假身份(也就是在警隊的職權)，追查誰是破壞匪幫的臥底探員之時，匪幫首領韓琛，卻派人把陳的上司黃誌誠\打死了。但黃卻是惟壹能證明陳乃臥底探員的人，掌握著關於陳的身份的全部記憶。這?身份?的機密記憶，只剩下劉健明可以替陳恢復，但陳後來偶然知道，這個事業上正如日方中的劉，其實正是潛伏在警察內部的臥底，兩人的對決就不可避免。
臥底如何回復真正的身份，是香港臥底電影的經典結構。對?真正身份?的執著，是港式臥底悲劇的基本原素。但《無間道》並沒有停留在重復這個悲劇故事，而是要討論壹個更深入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才能?重新做人?。?重新做人?不壹定是回復原來身份，但?重新做人?的歷程壹定要求每壹個人處理好自己的 ?過去?，那些只能透過記憶、記錄、檔案而留存的?過去?。對記憶的所有權，變成對身份的所有權，個中包括對他人的記憶、他人的身份的所有權。對於臥底探員來說，?重新做人?就是回復?真?身份，也就是恢復記憶，制止自己繼續在身份迷失的苦海中流放，終結那在善惡邊緣的危險徘徊。他需要的是名實相符的?回歸?，重獲警察這個國家機器的確認。相反，對於壹個潛伏在法治文明世界的匪徒，想?重新做人?的話就要為自己?洗底?，洗刷掉自己的記憶，也抹去甚至消滅他人對自己的任何記憶。
《無間道》片中經常朗日高照的天臺，是臥底任務的指派、爭吵和鬥爭的主要舞臺，暗示見不得光的臥底身份，將要在炙熱傷人的陽光下暴露，過去在暗室進行的勾結、交易，將要成為過去。然而，對?過去?的擁有權，仍然是善惡鬥爭的關鍵。就如陳永仁在陽光普照的天臺上，不肯和劉健明達成交易，讓雙方都有做?好人?的機會，是因為他自豪地堅持自己?真正?的身份，道：?我是警察！?，劉的回答卻是：?誰知道？?
九七年?重新做人?的暴力性格和政治本質，就在於時間的無上律令，逼令對?過去?進行整理和清算。而香港的?過去?，洽巧就是那種充滿含混，充滿暗室交易，充滿身份錯置，見不得光的勾結遊戲(collaboration)。[5] 那是壹種關於時間的暴力，或更正確的說，是壹種歷史主義時間排序的暴力(violence of historicist temporalization)。《無間道》對法理身份和法理的時間的諷喻，表現在陳和劉相爭不下的悲劇。正因為委身於法理秩序和法理身份的陳永仁，否決了讓劉和平地?重新做人?的選擇，拒絕繼續玩?勾結?遊戲，它所換來的，卻是殺身之禍。[6] 然而，消滅記憶的需要，也成為這個殺手(另壹個匪幫潛伏在警隊的臥底)被劉健明殺死的原因，因為這個匪幫?兄弟?，也保留了劉健明真正身份的記憶。為徹底完成為自己?洗底?的工作，以終結他長期為匪幫臥底的痛苦，繼續當壹個成功地活在法理社會秩序下的警察，他把?兄弟?也殺掉。從電梯暗室中善惡無間(無差別)的地獄深淵中，進行過以暴力完成的身份抉擇(重新做人)後走出來的，是手持警察身份證的?好?警察劉健明。
無間地獄的?史詩?：《無間道II》(2003)
《無間道I》以天臺和電梯的空間辯證，講述壹個發生於回歸之後六年關於臥底身份和記憶的傳奇故事。然而，《無間道II》卻進壹步把這傳奇的敘事的時間也顛覆掉。它是《無間道I》的前傳，說的是壹九九壹年開始直至壹九九七的事(如電影的宣傳 口號 謂，是關於?壹個傳奇的誕生?)。出人意表地，觀眾\ 在《無間道I》知覺到的善惡分野，在此集中被回溯式的敘事時間重新打亂和問題化。在第壹集中與黑幫相鬥，最後被殺的正直督察黃誌誠\，原來曾透過勾結黑社會內部分勢力，把黑幫龍頭首領殺掉。事變觸發了黑幫家族底下的五大頭目，產生脫離龍頭控制的背叛之心。家族第二代倪永孝施計對他們繼續牽制，並準備將他們殲滅，警匪雙方向對方派長期臥底的計劃，亦在這時開始。奇情之處是，臥底探員其實是黑社會新龍頭倪永孝的同父異母兄弟。這個大家族權鬥的故事，包含各條支線，探討夫妻間的情愛忠誠\和同事朋友間的兄弟情誼。關鍵人物是前頭目手下的?忠臣?韓琛，他被追殺至泰國不死，後答應回港以汙點證人身份，指控發動幫會內部血腥清洗的倪永孝。
影片以九七過渡為背境，片中幾個人物亦都面臨?重新做人?的抉擇：倪永孝發展?正行?生意，甚至在政界穿梭，靠攏?親中?力量，令他有可能得以放棄黑道事業，變為?正當商人?；督察黃誌誠\要面對如何洗刷他被揭發策劃謀\殺，和引致好友同事死亡的悔疚；韓琛要以汙點證人身份指控倪家，求取?重新做好人?的機會；而臥底探員陳永仁則努力搜集黑社會的犯罪證據，以助瓦解這個他在血緣上從屬的黑社會家族，以和它割斷關系。然而，韓要報復妻子被殺之仇的欲望，打亂了警察部署好，以法律制裁倪永孝的計劃(因而浪費了臥底陳永仁仔細搜集編排，曾說?絕不能把日子弄錯?的證據)。結果，督察黃誌誠\被韓琛設巧計親手殺了倪永孝，國家機器只成了被復仇欲望愚弄的工具。與韓同夥的泰國歹徒，亦在夏威夷把倪全家殺死，利用和收編了原來單純的為愛復仇之心。殺人和罪惡的無間斷伸延，於閃念中或有從善之心的韓琛，亦在無間地獄的犯罪之路上越走越遠，壹切善行惡行的精密平衡和計算，最後都全部失控。因為，在私人恩怨、個體身份選擇背後的，是跨境跨地爭奪利益，重劃地盤的野心。黑道?全球化?的邏輯，無情地嘲弄了?現代?的法理公義及?前現代?的恩怨情仇。
這種對黑社會家族故事接近史詩式的描述，令不少人將《無間道II》比擬為《教父》 (Godfather)。不過，我以為只有從政治寓言的角度，才可以解讀出這兩集《無間道》電影的有機統壹，及有別於壹般黑道影片之處。故事中倪氏家族衰亡，充滿內憂外患，權鬥不斷，壹邊是常抱異心的分離主義者，壹邊是意欲壹統天下的野心家。傳統價值的忠誠和忠貞，與不規矩的貪念欲望流動，出現無休止的較量。如果這個故事，可以被讀成中國近代史(或華人家族式社會)的某壹種縮影的話，那陳永仁這個?同父異母?的臥底角色，就更可堪玩味。他的身份悲劇，在於他決意?做好人?(不單只是壹個能完成任務的警察)，與自身家族的罪惡、傳統和恩怨告別，並因此而向現代法理秩序致敬效忠。但是，他的唯壹機會，卻是要接受任務，潛伏在家族之內，當壹個隨時被揭發向另壹種制度、另壹套價值效忠的?叛徒?。而當《無間道II》細訴了陳的過去身世，揭露了他的上司其實正是他的殺父仇人，情節之反諷詭異，壹如香港的真實歷史。如果鴉片戰爭之恥可以比作殺父之仇，那幫助為中華民族文化註入現代法理價值，於香港人而言就有如壹秘密任務，甚或會招來殺身之禍。
二十年來，活在種種?親英?還是?親中?的拉扯角力當中的香港人，在陳永仁身上，難以不會閱讀出壹種集體經驗。當陳決意下大決心?做好人?，選擇繼續秉承警察職誌，完成臥底任務，卻只能在暗角向在警校提擄 教育 他的殉職教官致敬。這壹幕就更折射出香港人對自己的?過去?當中，殖民性(coloniality)與現代性(modernity)交纏的復雜體認。不過，陳壹心以為可以耐心的收集黑幫犯罪證據，以求壹個歷史和法律裁決，為實現現代理性公正的夢想而努力。可是，在更大的復仇欲望和權術詭詐***同鼓起的竄流暗湧下，他的努力最終盡付流水，甚至付出生命。因為他要尋回?真實自我?(authentic self)，取回?過去?的?真實?記憶(authentic memory)，收集?真實?的歷史證據，將之交付公義裁決，實際上是有點過份純真率直，卻又非常危險和具威脅性。
身份錯亂與左右逢源：《無間道III》(2003)
如果說首兩集《無間道》的臥底群像，鋪開了壹個交錯的香港殖民歷史時空下，香港人主體性問題，在心理上和道德選擇上的焦慮困局，那不應忽略的是，?無間道系列?並沒有以自憐、自傷的態度去看待香港人的所謂雙重身份、雙重效忠、身份迷失等問題。相反地，?無間道系列?中壹、二、三集的編排，並非單純以壹個線性時序交待事件，而是以不斷回溯來重寫上壹二集的角色，打開觀眾觀賞和評價的可商議空間。這壹種不斷重寫的敘事策略，我以為特別適合探討香港的身份政治，因為香港的雙重身份問題，正好並非壹個單聲獨白的故事可以道盡，而是有多重書寫甚至多重解讀的可能。第二集改寫了督察黃誌誠在第壹集的壹貫正直形象，掏出他的汙點，以探討他的歉疚。這集也改寫了韓琛，他不是生性歹毒，而是如常人壹般，在忠誠、恩義、情愛之間糾纏掙紮。結果他舍善道而行惡道也是形格勢禁，在矛盾的道德原則下驅使的結果。
而系列第三集《終極無間》壹方面著墨於後九七更大的空間格局，引入沈澄和楊錦榮的新角色，以帶出大陸公安黑幫的元素，另壹方面也改寫了陳永仁和劉健明兩個臥底的形象和性格。這壹集的劉健明，也改變了他在第壹集的冷面形象。他藉偷閱陳的治療檔案而進入了陳的內心世界，使他原本被殘酷的生存和自保需要而掩埋的另壹個向向公義的自我浮現，但這也使他掉進了壹個負罪者自我揭發，無法區分雙重身份中何者才是真我的心理悲劇。但有趣的是，第三集的陳永仁，卻不再只是被描述為身份悲劇的犧牲品，他其實並非因為被分裂的身份所撕裂而有暴力傾向 (他的暴力其實是韓琛測試他的忠誠而被逼作出的)。這個被重寫過的陳永仁，是壹個不斷頑抗警察體制將他的處境?病理化?，與治療語言相互戲耍的頑強人物。[7]
《終極無間》拒絕自傷自憐地看雙重身份，還可以在新加入的楊錦榮及沈澄兩個人物得到引證。因為影片對兩者的?真正?身份，其實最終也沒有交代清楚。觀眾可以接受那個?官方?版本，認為後者是大陸公安而前者是協同大陸公安查案。但觀眾也可以把各種疑團、線索，例如楊錦榮和韓琛在圖書館的秘密會面，視作為楊錦榮其實?真正?是韓琛安插在警隊的另壹臥底的證據，而沈澄則是在大陸既為官府亦屬黑道的雙重人物。《終極無間》對雙重身份問題的開放詮釋，雖然使不少觀眾撲朔迷離，但楊錦榮這壹角色，對影片整體的這壹種結構性的含混，事實上作了很有興味的批註。
楊錦榮穿梭黑道白道，遊走京港之間，司職黃誌誠所指?有很多秘密?、?搞政治?比搞保安更多的?保安課?，左右逢源，實是呼之欲出的典型後九七政壇新人格。他那副冷峻無情、滿懷自信而跡近目空壹切的面孔，正好是陳永仁和劉健明這兩個苦惱於自身雙重身份的臥底們所欠奉的。他為求政治上把臺灣黑道掃出香港之外，面不改容地公然插贓捏造偽證。而他也透露，他早於警校時期，開始踏上成功之道就在於懂得寫 報告 。他從不猶疑或迷惑於真相、身份，因為他有懂得寫報告的能力。這點既是指涉他這個角色，也是指涉作為敘事工具的電影，以及香港歷史現實中的情況。
既然三集《無間道》都可以對不同角色的屬性壹再重拍、重寫，重新估價，觀眾所需的並非誰是忠、誰是奸的終極答案，而是重新閱讀、重新審視的空間。身份問題的問題意識，不在於身份的有或沒有、遣失或尋找、記憶與遺忘、證據與指控，也不在於它帶來的是喜劇團圓還是悲劇感傷，而是關於?再現 ?(representations)及?再現?的權力。
楊錦榮的自得自滿，相對於劉健明的迷亂瘋狂，陳永仁的無辜喪命，合組成香港雙重身份的文化權力大架構改朝換代下的浮世繪。但個中誰是忠、誰是奸，誰有罪，誰是站在公義的壹邊?等等，並不在乎有沒有證據左證終極的答案，而在於是誰人為甚麽原因擁有甚麽權力去重寫、重演、重看、重讀。然而，這種重寫的可能性，並沒有減弱?無間道系列?作為壹出政治寓言的批判性。可以說，沈澄的含混和神秘，毫無淡化這個角色所具體指涉的後九七香港政治實況，而楊錦榮的多重面貌，則更直率地說明壹種關於香港人雙重身份問題的政治演繹，以及這些演繹的政治性。?無間道系列?作為關於香港歷史境遇的政治寓言，它的成就在於既串連各種悲劇情節，卻亦能擺脫了香港文化討論中關於雙重身份、雙重文化等論述往往內蘊著的傷感主義濫調，開啟了歷史和政治層面上的諷喻和批判。而這點批判卻既是實質政治指涉上的，也是美學認知形式上的。
作為無間道的?勾結式殖民主義?
香港九七問題的出現，以及這個問題所爭持的，是關於香港島、九龍半島的有關條約的法理性，以及關於新界地區租約的時效性。整個爭論所先設的，是那套深植於現代世界民族國家體系內的線性法理歷史敘事時間觀。壹直以來，香港問題的官方陳述，都視之為?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以彰顯歷史的公義。但是，香港現代文化角色的難局，並沒有隨九七的時間界線被越過而改變。時間的序列(編好號碼和日子的證據)並非等同公義的序列，每個新的時間開端都不是原初性的復歸，也不是新的出發，而是另壹場表演和扮裝。[8] 就如九七之前，黃誌誠\督察面對謀\殺指控，雖然因意誌消沈而想壹口認罪，但警方的內部聆訊卻壹力為黃掩飾，否定各種證供。平行剪接的鏡頭又不時跳到劉健明在警隊的升職考核場面，他被問到對九七後的前景有沒有信心，匪徒臥底的劉卻以壹口流利的英語說：the law will back me up(?法律會支持我?)。顯然，法理公義的時間並非自有永有，它的前提其實是?再現?的權力。
?無間道系列?以不斷重寫人物的開放結構為中心，但整體上又提供壹個宏大而反諷的歷史敘事：九七不是壹個大審判的時刻，但也是壹個?大審判?的時刻。因為人們都要為自己打造壹個身份以便迎接?未來?。面對這場要?重新做人?的大決算的，包括那些曾被中央某些領導人首肯為?當中也有愛國人士?的黑道豪強。九七這場?大審判?以回歸?真正?身份為戲碼，但結果似乎更合於以背叛、出賣、勾結、?轉轪?、變臉為能事的各式豪強。壹方面我們看見，陳永仁在九七之前，於掛著快要下落的港英旗幟的墓地，向殉職警察同事立誌完成臥底任務，但九七之後，他仍繼續過?三年又三年?沒完沒了的臥底生涯，公義的時間似乎停頓下來，亦隱喻香港人作為壹個身負尶尬文化角色的悲劇，似是沒完沒了。但另壹方面，隨九七逼近而大步發展的，卻是黑社會權術家倪永孝，他甚至踏足政壇(差壹點被推舉為政協代表)。及後韓琛雖然經歷劫難，終能取倪而代之，重出江湖，立即就在慶祝香港回歸的酒會上，得意洋洋地舉杯。換旗、換徽，壹個大時代的開展，卻又好象甚麽都沒有改變。
九七之後，黑社會仍是香港政經權力形構核心的最佳隱喻，他們或會死於仇殺，或會死於被騎劫操控的法律工具手上，但他們真正的競爭者，就只剩下那些甚至能出入?政治／國家權力?架構的同類，以及與後者***謀\的?勾結者?。因為只有這些既能把弄雙重身份，卻又沒有身份認同和道德原則包袱的政治?勾結 ?行為，才有搬弄黑白是非，消滅和捏造歷史記憶和證據的權力，使他們得心應手地駕馭各式政治忠誠\的遊戲。它們沒有過渡九七，它們反是關於九七，關於前後的記憶和身份的主宰。這種權力形構，既是黑社會的，也不單只是黑社會的。就壹如香港壹百五十年來的?勾結式殖民主義?壹樣，既是罪犯的，也不單是罪犯的，既是殖民主義的，但更多是勾結者的。所以楊錦\榮和沈澄究竟是公安還是黑道，其實並不重要。
誠然，今天的香港，並非如電影世界所想象的，僅只是壹個由黑社會把持的?罪惡之都?，但放眼更宏觀的社會政治層面，那恐怕還是壹個由權術家、陰謀家、野心家和勾結者當道的世界。他們向哪壹方面都能靠攏，也會隨時背叛任何人和原則，在他們中間，起主宰作用的行為邏輯，恐怕還是符應著與百多年香港歷史***同推進的?勾結式殖民主義?文化政治形構。這個?無時間、無空間?，不隨時日年份而被跳越，跨境跨地的在不停運作的文化權力形構，或者也就可以像這系列電影壹樣叫作?無間道?。
[1] 香港臥底題材次類型的處理，可參閱拙作羅永生著：〈臥底的世界？?殖民香港的(非)歷史想象〉，本文由此整理節選。
[2] 例如影評人朗天即以?後九七?為題談論香港電影，參閱朗天著：《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3)。
[3] 見呂大樂著：〈二零零四年才是壹九九七〉，《信報》，2004年3月10日。
[4] 見《後九七與香港電影》中第四章?失憶遊戲?的分析；同註2。
[5] 參閱拙作Law Wing-sang,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A Genealogy of Competing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2002).
[6] 這裏對法理身份的歷史諷喻在於九七問題是因為九七到期的新界租約，在英方而言要解決，但從來不承認條約有效性的中國，卻以此來收回整個香港，包括原來是?永久割讓?的香港島和九龍半島。而當初提出條約問題，希望英人能延續其統治，香港?維持現狀?的香港富豪，卻觸動了壹個原初意想不到的歷史效應，使整個香港交回中國。
[7]陳永仁在此集的形象，其實脫胎自九十年代香港臥底電影中臥底?去悲劇化?的前文，和對身份的?演出?性質的體會。見拙作羅永生著：〈臥底的世界？?殖民香港的(非)歷史想象〉。而與心理治療師(陳慧琳)周旋的情節，更有向另壹出臥底電影《豪情蓋天》(1997)中心理學家(吳鎮宇)對出走臥底張耀揚不斷研判的情節致意的味道。
[8] 視身份作為表演和扮裝的文化理論，可參看J 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1993)。拙作羅永生著：〈臥底的世界？?殖民香港的(非)歷史想象〉亦曾分析周星馳在電影《喜劇之王》(1999)中曾以戲耍和表演論的角度重新刻鑄?臥底?角色和其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