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格林菲爾德的《資本主義精神》
韋森2004年7月23日
自15世紀以來，西歐、北美和東亞的許多發達國家出現了巨大的經濟增長。就1200萬年的人類進化過程和幾千年的人類文明社會史而言，世界近代經濟增長不能不說是壹個歷史奇跡。縱觀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長河中近代世界的科技進步和巨大的經濟增長，壹個問題自然是:世界各國的近代經濟增長是人類文明演進中的某種偶然事件，還是有其必然邏輯？更進壹步的問題是:世界近代史上壹些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原因是什麽？
迄今為止，關於上述問題的答案眾說紛紜，至今仍令人費解。眾所周知，馬克思曾經用科學技術、生產方式和交往關系的動態關聯和互動鏈來解釋這壹點；韋伯將其歸因於以新教倫理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文化精神；65438年至0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史學家諾斯將西方世界的崛起歸功於產權的明確界定。與諾斯類似，美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d·錢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將現代經濟增長歸因於“看得見的手”的產業組織創新所帶來的“規模經濟”。與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樂觀的歷史決定論不同，歷史學家通常是非決定論者。例如，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時，哈佛大學歷史和經濟學教授大衛·s·蘭德斯(David S. Landes)曾說:“首先是制度和文化；其次是錢；但從壹開始而且越是明顯，決定因素就是知識”(《國富民窮》)。但更進壹步的問題是，是什麽(社會機制)決定了近代以來人類知識的加速累積增長？蘭德斯似乎沒有回答。另壹位美國歷史學家彭慕蘭在他的著作《大分流》中也想從文化與制度的關系中梳理現代世界經濟增長的原因，並試圖尋找歷史證據，但在談到其“動力潛力”和“現代性潛力”時，他似乎含糊其辭。
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未來學家意見不壹，無法達成壹致，自然會誘發更多的學術探索者。美國波士頓大學政治學和社會學教授利亞·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寫了壹本新書《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譯本)，對這個問題增加了新的解釋:世界近代史上發達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原因(不僅僅是條件)依賴於民族主義的產生和宣傳。
格林菲爾德的回答顯然是韋伯式的，即從壹個民族而不是壹個“國家”的文化和精神資源中尋求其經濟增長的“終極動力”。但與韋伯的回答不同，格林菲爾德並沒有將這種動機歸結為西方社會理性化的外在形式所表現出來的新教基督徒的個體文化精神，即通過以禁欲為基礎的強制節儉進行資本積累的“工作倫理”和追求經濟擴張的新企業家的“召喚”，而是歸結為壹個民族整體的民族主義。用格林菲爾德自己的話說，“民族主義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源泉”；資本主義精神與經濟民族主義相伴而生。從這個角度出發，格林菲爾德認為“現代經濟的持續增長不是自持的，它需要民族主義的鼓勵和支持”；“民族主義必然推動現代經濟發展所需的社會結構類型”；而且，“民族主義提供了壹套新的倫理和社會觀念，賦予經濟增長正價值，將分散的社會能量集中到經濟增長上”。
為了證實和檢驗這壹理論假設，格林菲爾德教授試圖從英國、荷蘭、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的近代史中尋找證據。按照她的說法，民族主義最早出現在現代英國。到1600年，民族主義已成為英國的主導社會觀點，並有效地改變了英國人的社會意識。然後，英國的民族主義首先帶來的是為英國自身，然後是為全世界創造“經濟奇跡”的能力。格林菲爾德教授還用荷蘭的例子進壹步證明了他的理論猜想:雖然荷蘭經濟在現代西方社會史中崛起最早，但到了18年末，與英國相比，荷蘭經濟已經“老齡化”。這位社會學思想家認為，荷蘭經濟老齡化的原因在於“荷蘭沒有國家意識”，荷蘭集體道德意識模糊。這導致荷蘭的創新經濟思想並沒有著眼於“國家財富”的來源，使得荷蘭在實現* * * *後缺乏整體競爭力，也因此缺乏支撐經濟持續增長的必要發展動力。
如果說資本主義初期的荷蘭因為缺乏民族主義而無法維持經濟增長，那麽曾經風靡法國的現代重商主義也無法取代民族主義，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引擎。格林菲爾德發現，盡管對外貿易壹直是現代歷史上法國經濟中最繁榮的部門，但法國的民族主義在大革命期間也有起有落。然而，法國重農主義的歷史傳統、君主制下貴族的反商業精神、歷史發展過程中對英國的恐懼，都助長了法蘭西民族尤其是法國企業家對商業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復雜心態，導致“法國商業在民族主義之前毫無信譽可言。”由此，格林菲爾德認為，即使這種矛盾的心態沒有禁錮法國資本主義精神的崛起，但至少阻礙了它的傳播。這最終導致法國在近代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與英美相比是壹個“落伍者”。
如果用民族主義的缺失或精神錯亂從反面解釋荷蘭和法國近代史上有些令人失望的經濟表現是牽強附會的話，用這句口頭禪解釋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奇跡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格林菲爾德認為，英國成為超級大國起初並不是個人主義造成的，更不是德意誌帝國造成的。德國在近代歷史上挑戰英國的能力和勇氣，絕對可以歸功於德國民族主義強烈的“變革精神”:在德國，民族主義就像安徒生童話裏的魔杖，可以把灰姑娘的南瓜和老鼠變成華麗的馬車。相對於德國民族主義導致的近代經濟轉型，日本在東亞的崛起可以歸結為明治維新以來隨著日本向西方開放，民族主義精神的崛起。因此，壹個非歐裔日本人的獨立工業起飛可以用社會學思想家來解釋。至於近日的“經日”(經濟)，不就是說壹個受人尊敬的統治者會幫助上天，統治和治理整個民族，使國家富裕，解除所有人民的苦難，取得巨大的成功嗎？日本的民族主義精神，本來就是浸泡在日語“經濟”這個詞的語義裏的！於是，這就引出了格林菲爾德的結論:“日本民族主義從壹開始就以經濟為中心，它首先成為了經濟民族主義。”“這種精神強大到足以推動小日本追求並保持其在經濟世界的頂級地位，以便與美國競爭。”那麽，美國呢？社會思想家的回答有點出人意料:雖然大多數早期美國人是從英國移民過來的，帶來了17世紀英國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識，但格林菲爾德認為，美國的民族主義並沒有直接推動美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美國經濟起飛和持續增長的過程:“民族主義是美國發展的條件，而不是原因”。為什麽會這樣呢？格林菲爾德認為，原因很簡單。當英國移民把現代市場經濟秩序帶入北美新大陸時，它已經制度化了。因此，美國經濟的騰飛並保持持續的活力，已經不需要與美國的民族主義精神有關。但是，由於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歸根結底只是民族主義精神的外化，經濟的持續增長不能不與民族主義聯系在壹起。因此，格林菲爾德最終得出如下結論:“以經濟活動的持續增長為導向，即賦予現代經濟以現代性的獨特的‘資本主義精神’的存在，應歸於民族主義。壹般來說，“資本主義精神”是民族主義固有的集體競爭意識的經濟表現——而民族主義本身是國家成員對國家尊嚴或聲望進行情感投資的產物。“這是格林菲爾德為現代世界歷史上的經濟增長故事描述的壹幅抽象畫面。
思想家總是喜歡解釋歷史，而歷史似乎是壹個不得不表演的小女孩。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在解釋歷史時，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成為她的化妝師。格林菲爾德以社會學、社會思想史、經濟學、經濟史的多元性和多重色彩，把近代世界經濟增長的歷史裝扮成壹個跳著“民族主義”華爾茲的小妖精。然而，在馬克思、韋伯、諾斯、蘭德斯和肯尼斯·波美拉茲曾經構築過的各自的理論舞臺上，格林菲爾德虛構出來的妖精是否比她自己更迷人、更美麗，還不得而知。壹個才華橫溢的歷史化妝師，可能還是法國歷史學家f·布羅代爾！——與其讓歷史在理論家的舞臺上翩翩起舞，不如讓她以“簡單”或者至少是素雅的面目出現在人們面前。蘭德斯曾說，與經濟學家、商人等樂觀主義者不同，歷史學家是未來的不可知論者，所以他們實際上是悲觀主義者。就連格林菲爾德教授也在這本書中承認“歷史沒有目的”？
如果宋代天才詩人蘇軾讀過馬克思、韋伯、布羅代爾、諾斯、錢德勒、蘭德斯、肯尼斯·彭慕蘭、格林菲爾德等人的歷史解說，他會不會寫壹首“若以史比西，淡妝總相宜”的詩？
2004年5月5日，星期三，在上海楊浦復旦舒心公寓。
民族主義的“經濟價值”
●周兆成
故宮保和殿東南角的星巴克咖啡店，雖然才開業兩個多月，面積還不到10平米，但在皇城根下還是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濃郁美式風味的星巴克咖啡“入侵”皇宮禁區——中國歷史人文的集中象征，引來大量媒體報道和人們的密切關註。
在西方媒體看來，這些反應反映了中國強烈的民族主義。《華盛頓郵報》在最近的壹篇報道中，故意引用壹名解放軍軍官的話說，“我反對。這是美國產品，是帝國主義，我們應該把它踢出去。”在這份報告中，官員們無疑片面地賦予了威權主義、保守主義和反美的形象，以迎合西方日益膨脹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想。雖然很多人反對咖啡店進入故宮，但這不僅僅是因為它來自美國，也不代表他們支持雜技表演、賣糖葫蘆等帶有中國民間色彩的行為出現在故宮。人們要維護的是故宮的整體美觀與和諧。
有趣的是，作者認為在這場爭論中，星巴克是最賺錢的。無論是繼續止步於故宮，還是被迫退出，都在這場關於民族主義的爭論中被成功塑造成了美國潮流的代表和時尚文化的象征而廣為人知。這可能是又壹次成功的企業營銷策劃，利用美國潮流與中國傳統對抗的敏感點，觸動媒體炒作的神經。所以這家咖啡店的老板非常高興。“我們真正喜歡的就是這種曝光，讓我們的名字在市場上傳播開來。”
民族主義成為媒體炒作的調味品
換個角度看這件事，不禁讓人覺得，民族主義有時候成了媒體炒作的調料，成了商人搞噱頭的法寶，在中國屢試不爽。中國似乎面臨著這樣壹個矛盾。他不僅在經濟上欣賞西方先進的管理和制度，而且自尊心很強，不願意看到西方文化的流行。這為民族主義的“經濟價值”留下了空間。
20世紀90年代末，在外資進入越來越多的經濟領域，國有經濟受到沖擊的背景下，中國就什麽是民族產業，外資企業算不算民族產業進行了激烈的討論。後來，聰明的企業嗅出了這層民間心理，扛起了“民族主義”的大旗，自稱“民族品牌”。前幾年上海有個地產“榮華雞”，要去挨家挨戶面對肯德基，希望人們支持“國雞”。雖然有壹段時間成為媒體的焦點，但其經營管理卻相去甚遠。僅憑口號怎麽可能是對手？也出現了多家媒體和企業聯手設立全國品牌排行榜，妳方唱罷我登場，真的可以成為營銷策劃的典型案例。
從今天的咖啡店事件來看，似乎不僅中企要扛“國”的大旗，外資企業也學會了用自己的方式。雖然口號不同，但目的是壹樣的。說到底，目前還是有很多人對文化過於狹隘。他們對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和互動性並不開明和曠達，囿於黑白二元論。
麥當勞在中國的影響
“全球化”是大勢所趨，但全球化並不意味著美國化或全球西化。文化的“同化”是相對的，從來不是單向的。它既有外來文化的本土化，又有吸收外來文化後對傳統文化的復興和再創造，又有對外來文化的反作用和推動力，二者相輔相成。
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詹姆斯·艾爾·華生曾主編《走向東方的金色雙拱門:麥當勞在東亞》壹書，研究麥當勞在東亞本土化的過程和意義。書中指出，麥當勞的成功之處在於，雖然在食品品種、服務和管理上仍然保持了美式風格，但通過參加社區活動、慰問老師、升中國國旗等方式適應了中國的文化環境，在中國人面前塑造了壹個本土企業的形象。
沃森教授還在今年年中在美國《外交事務》上發表了壹篇論文《麥當勞在中國的影響》，他在論文中說，對於從小就吃麥當勞的中國孩子來說，麥當勞顯然是當地的。另壹方面，中國食物現在在美國很受歡迎，中文正在迅速成為美國實驗室的主導語言。中國電影比以前有更多熱情的觀眾，美國孩子模仿李小龍比模仿蝙蝠俠還多。他接著問了壹個有趣而嚴肅的問題，“那麽，這是誰的文化？”沃森認為，如果妳非要問清楚，妳已經錯過了機會。
其實不只是麥當勞。許多西方產品在到達中國後被改變並賦予了新的本土意義。乒乓球剛興起的時候，大多對外開放，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在正式場合穿西裝，在城市是開放的象征，但在農村，連農活都有人穿；酒席上選酒，但很多地方喜歡加香醋和雪碧，所以取名“粉紅女士”，中西合璧。
中國文化在海外的變遷不也是如此嗎？中餐雖然是中國人經營的，但是味道、食材、調料都不壹樣，有很多地方風味。
雖然中國改革開放已經20年了，但是改變心態還需要更長的時間。入世後，企業不能靠地方保護主義或民族主義，外來文化和傳統文化對人們溝通的影響不應局限於壹方，非此即彼。對外來文化多壹些包容，少壹些狹隘，對傳統文化多壹些進取，少壹些自閉。久而久之，類似的新聞再怎麽炒作，大概也很難引起人們的強烈反應。就像20多年前人民大會堂首次向外商出租酒席引起的軒然大波，現在已經司空見慣。
聯合早報/Special/WTO/Pages/WTO 131200 . html
經濟模式中的民族主義——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listo.aspx？主題id = 5 & ampmsg_id=3958。級別字符串= 0 & amppage=1
民族主義的經濟基礎——以清末民初的西北地區為例/nation/060421/15160158 .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