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
1921年9月生於北京，原籍湖南嶽陽，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歷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大外文系讀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至今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
生平事跡
何兆武，湖南嶽陽人，著名歷史學家、思想文化史學家、翻譯家，1921年9月出生於北京，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歷史系。歷任北京圖書館編目員，西安師範學院歷史系講師，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等職；現為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
何兆武學識淵博，精通中西思想文化史。1978年，他的《中國思想發展史》出版，全書50多萬字，系統、全面、科學地論述了中國思想發展史。此書幾經再版，被許多大學選為教科書。而後他用英文撰寫了《中國思想發展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全書60多萬字，為世界了解中國，為中國走向世界作出了貢獻。
何兆武說:“改革開放不僅繁榮了中國的經濟，更重要的是給中國的思想文化帶來了繁榮。使我們這些“文革”時期‘荒廢’的中國史學研究工作者有了春天”。正是在這個春天裏，何兆武的學術研究成果如雨後春筍，他的《近代西方思想史》、《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等十幾部著作以及《歷史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等論文集攜百余篇論文不斷問世。他還參加了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中國近代哲學史》、《中國思想史綱》、《宋明理學史》等巨著的編寫。
1980年，何兆武作為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第壹個與美國文化交流互訪的專家，出訪美國。在紐約、哥倫比亞等地考察期間，他利用業余時間翻閱了大量資料文獻，他說:“我感受最深的是文化開放的差別，在美國可以找到有關中國文化的全部書籍，而在中國，外國文化的書還很缺乏；第二個差別是美國圖書資料的開放，任何壹個人都可以入庫翻閱圖書和資料，而且可以借。而中國至今還保留著壹些少見的圖書資料要行政領導鑒批後才能借的制度”。何兆武感慨道:“圖書的開放，是文化開放的最基本的條件，只有廣泛閱讀，才能了解、分析，才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思想文化的開放必須與經濟的開放和繁榮同步，否則會出現精神文化的匱乏與畸形”。
走在前面的社會必定有很多的經驗，走在後面的國家壹定要吸收。
“人只不過是壹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壹根能思想的葦草……因而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何兆武在自己的隨筆集《葦草集》的扉頁上引用過帕斯卡爾這麽壹段話。誠然，因為思想，何兆武保持著生命的尊嚴和活力！
座無虛席，臺上口若懸河，臺下時而掌聲陣陣，時而壹片沈寂。壹個下午，來自北大、清華和人大的學生饒有興致地聆聽了壹場題為“中外文化與全球化”的演講。
主講人是年逾80高齡的著名歷史學家、思想文化史學家何兆武先生。在演講中，這位皓首有些禿頂的老者旁征博引，侃侃而談，從古代中國的對外交流史談到近代鴉片戰爭後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逐個階段，論述了不同文化的特性和***性以及文化的發展階段和趨勢。
有人說:“如果妳想了解當下中國學者對歷史哲學的最高研究狀態，就不能不讀何兆武先生的論著。如果妳想通過中國學者的目光去審視西方的史學思想、史學思潮、史學流派，然後反轉身來，再去審視當下的中國史學，同樣不能不去讀何兆武先生的論著。”
如果要頒發壹項西方學術著作漢譯特殊貢獻獎，這壹具有無限殊榮的獎項應該毫不猶豫地送給他。
著作誕生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做了個12年的遠景規劃。中國科學院大擴軍（今天的社科院當時也屬中科院），何兆武也由陜西師院調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後，參加侯外廬先生主持的《中國思想通史》的撰寫等研究工作。但由於那個特殊的時代特殊的環境，研究重點長期是“服從組織需要”:查查地震資料，編編地方縣誌。工作之余，何兆武讀書記筆記，翻譯了壹些馬克思的西方學者的著作——按照當時流行的說法就是開了間“地下工廠”。也就是在這間“工廠”裏，他“生產”出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譯著，這些書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都先後出版發行了。
翻譯羅素的《西方哲學史》頗有戲劇性，上世紀50年代羅素大搞和平運動，毛澤東、周恩來聯名電邀羅素來華訪問，羅素亦欣然同意。但臨行時，90多歲高齡的羅素因身體原因，不能遠行，便以他的《西方哲學史》贈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囑咐將此書翻譯出版。工作人員將此書交給當時能擔當此任的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將翻譯的任務交給何兆武。“文革”中何兆武先生挨批的罪狀之壹就是，他翻譯此書是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招魂。翻譯此書本是毛主席的指示，卻被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扣上這麽壹頂帽子，何兆武覺得哭笑不得。“1971年，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最終還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最主要的罪狀還有壹條，是‘惡毒攻擊敬愛的江青同誌’。當時，報上老登江青的照片，我在壹次私人閑聊時說她總是拋頭露面，這樣不合適，就被告發了。”
“文革”以後，何兆武的研究重點轉到了中西思想史以及史學理論方面，先後發表了數量頗豐的論文和譯著。他從英文、法文、德文等譯介西方史學哲學等思想理論不遺余力，其譯作“意達辭雅，文質兼美”，受到專業人士的高度評價。其翻譯工作與其西方思想史的研究相輔相成，同時為國內學者從事西方文化研究鋪就了堅實的基礎。何兆武譯作頗豐，僅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就收錄何先生譯作有8種之多。
有人曾這樣說：“如果要頒發壹項西方學術著作漢譯特殊貢獻獎，這壹具有無限殊榮的獎項應該毫不猶豫地送給何兆武先生。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摘取這項桂冠了。”的確，何兆武的名字在當代中國並不是十分響亮，但很多人對西方歷史和思想的理解幾乎都無壹例外地受到過他所翻譯或介紹的西方學術經典的影響。
他學貫中西，卻並無留洋的經歷，當人們驚訝他把那些艱深的學術書譯得如此曉暢、明白時，他只是淡淡地說:“我沒有留過學，就是西南聯大和清華學的基礎。主要是我譯這些有興趣。”這些譯著都是利用晚上的業余時間偷偷完成的。毫無疑問，他作為壹個翻譯家的名聲和成就也是非凡的。
思想文化的開放必須與經濟的開放和繁榮同步，否則會出現精神文化的匱乏與畸形。
民族文化
何兆武作為中國著名的思想文化史學專家出訪過英國、荷蘭、法國、日本等10多個國家。他說:“全世界最早的近代化是西方，在16世紀，中國慢了300年。走在前面的社會必定有很多的經驗，走在後面的國家壹定要吸收。如西方最早的電燈、電話、電腦慢慢地被走在後面的國家所吸收，這就是取其精華，就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標誌”。
如何區別民族文化的精華與糟粕？他說:“區別這兩者是個難題，難就難在要先區分普遍意義還是特殊意義的，不同意義的要不同對待。如數學，西方最早用的是A、B、C，我國的數學早期用的是甲、乙、丙，表達形式雖然不同，但實質的東西是壹樣的，隨著世界的***同現代化，我們也改用A、B、C。屬於各民族要保留的東西，壹定要是‘特色’的。處理好保留民族‘特色’與遵守各民族普遍必然的規律，這個難題就不存在了。”“至於精華與糟粕，如果妳用好了就是精華，用不好就是糟粕。如鴉片，用在醫藥中就是很好的東西，可稱為‘精華’；成了毒品，不就變成了‘糟粕’了？中西文化的融合，關鍵在於怎麽分，如何用。封閉只能帶來狹窄、片面、孤芳自賞等不健康的發展，而‘融合’使文化開放，綻放出更健康、多彩、豐富的文化。只有融合、交流才能健康發展，才更具生產力。中國思想文化的窗子還可以再開大些。”
在談到如何保證中國思想文化的健康發展時，何兆武語重心長地說:“要正確對待學術批評，有批評才有進步，才能融合，要建立壹種文化健康發展的批評機制，對學術上的‘假冒偽劣’等危及文化健康發展的現象，給予打擊和治理。實踐證明，行政幹預對學術不利，學術問題應由學術上去解決。學術上的帶頭人不應由領導用行政的辦法去‘封’，應由學術界自己評定。學術如有成果自然脫穎而出，廣大同仁、讀者、社會都會認可，‘領導封’的結果只會增加名利導向。”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清華恢復文科，逐步朝綜合大學發展，需要文科的人。”1986年清華大學成立“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被調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史學教授。老人說，他喜歡與年輕人打交道。“壹個人總要接觸生活，接觸世界，要接觸年輕的人，教學相長。妳不接觸年輕人，就等於自動老化了。”
近年來，何兆武先後因股骨壞死、心臟病兩度住院。他的右腿植入了金屬架，現在已經很少出門散步，大量的時間都用來讀書、看報以及寫信。說到現在中國的翻譯水平，他正色道:“現在的學術翻譯，最大的問題不是語言水平問題，而是翻譯者對專業知識的了解程度太差。如‘麥哲倫’這壹個人的名字，拿給學外語的學生翻，竟能在壹篇文章裏翻出3個名字來。翻譯這門藝術，語言程度的高低其實只是壹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在了解本學科的基礎上進行意會。我讀書時，看那些原文詩，其實也並不是完全能看懂，但僅僅是能明白的那壹部分，已經讓我覺得很美。很多東西都是相通的。”
何兆武的生活非常規律，每天晚上10點睡覺，清晨4點起床。壹直陪伴他的孫女也出國了，何兆武說:“從今以後，我得習慣壹個人的生活。”說這話時，老人還像往常壹樣，壹副樂呵呵的喜眉笑眼的樣子。
主要著作
譯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文化漫談》、《西南聯大的那些事》等，口述《上學記》等。
主講課程
講有《關於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等課程。
獲得榮譽
2015年4月20日，年屆94歲的何兆武老先生收獲了壹份大禮——中國翻譯協會向其頒發了“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