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已經從應對自然環境的不確定性轉向瞄準日益復雜的社會環境。提高經濟績效的主要途徑是改善制度。1870到1970期間，美國交易部門在經濟中的比重從25V0上升到45910，市場交易是這壹重大變化的根本保證。提高經濟績效意味著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而實現這壹目標的主要途徑是改革制度。這包括建立壹個統壹的衡量系統，創建壹個有效的司法系統和執行機制，監測和衡量合同的執行情況和裁決爭端。雖然這些活動可能會導致交易成本的增加，但這種增加總會被生產成本的大幅下降所補償。
制度是社會公認的遊戲規則和激勵機制，是人們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或行為規範。它由正式規則(憲法、法律和產權)、非正式約束(獎懲、禁忌、習俗、傳統和行為準則)和執行機制三部分組成。制度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起著巨大的作用。好的制度可以讓壞人無法隨意胡作非為，壞的制度可以讓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以足球比賽為例，比賽規則由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組成。遊戲的結果取決於這些遊戲規則是如何執行的，以及玩家違反規則後是否受到適當的懲罰。要達到國際水平，就要按照國際公認的規則來判斷。如果片面強調中國特色，照顧人情面子，屈服於金錢和美色的力量，遠離普世價值，亂吹“黑哨”，獎懲不清，中國的足球水平只能是“橫”。
經濟制度就是生產關系。其功能是約束人們的選擇，引導人們的預期，提供激勵和約束，從而減少人們行為和環境復雜性帶來的不確定性，降低經濟發展的成本。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力資本的增值是制度創新的主要原因。相關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被用來滿足這些需求。不斷創新經濟體制的目的是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從而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促進資源向更有效率的領域流動。
雖然技術創新為經濟增長註入了活力，但如果沒有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沖動，通過壹系列制度(包括產權制度和法律制度)鞏固技術創新的成果，長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不可想象的。科技本身只是經濟增長的必要和前提。為了將其轉化為充分條件和現實源泉，有效發揮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需要相應調整相關制度安排，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認為，只有完善的制度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其他因素(如技術、人力資本投資、教育等)也是如此。)都只是成長。例如，保護知識產權促進了知識產權市場的繁榮。企業擁有的專利可以用來獲得或保持市場地位，調動了企業的研發積極性，改善了企業的內外部創新行為，也促使企業為了獲得外部技術而進行投資。顯然，有了制度的保障，企業更願意投入研發來獲取新技術，尋求市場競爭優勢。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成功只是遵循了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規律，是制度創新的偉大成就。單從人力資源來看，約2億低就業農民轉向城市非農企業，效率和效益得到提高，勞動力資源轉向更有效的利用。
它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這在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國有企業改革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這得益於壹系列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如保護相對產權，承認和激勵人們的物質利益，允許市場主體根據價格信號決定生產什麽和生產多少。
縱觀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人們發現壹個共同的特點:不同的經濟體制會產生不同的經濟運行機制，從而影響其經濟效率和增長方式。有什麽樣的經濟制度，就要有相應的經濟增長模式。經濟體制的變革(包括經濟組織形式的創新、市場體系的變革、管理模式的創新、產權制度的變革等。)不僅是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且對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效率的提高有很大影響，因此，也將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生很大影響。
因此，制度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奇跡的真正動力。當然，制度創新不可能壹勞永逸。我們要與時俱進，結合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不斷改革和完善。只有始終保持制度的生機和活力，才能確保制度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而不是阻力。
制度越完善，經濟增長越表現為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發展。制度越不完善，經濟增長越受限制。目前，中國的市場經濟框架還存在許多缺陷。體制性障礙成為轉方式、調結構、促科學發展的突出因素。所謂體制障礙，主要是現行體制中改革滯後的部分。就經濟體制而言，它們主要表現為:壹是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幹預仍然過多；二是國有經濟規模仍然過大，相當壹部分國有企業掌握行政權力，阻礙了市場的有效作用。行政壟斷阻礙市場競爭，優化資源配置。
政府擁有土地、信貸、能源等重要稀缺資源的配置權力，關鍵資源通過權力配置，在資源配置中發揮相當大的作用，限制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權力對市場的直接幹預，特別是對價格的控制，造成了尋租腐敗的蔓延。政府幹預市場不僅難以突破市場力量，而且往往構成市場經濟體制進壹步完善的主要障礙。
目前，現有的經濟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難以轉變，
科學發展難以落實的現象，與制度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有關。體制滯後於經濟發展，產生了壹些深層次矛盾，如城鄉體制分割、金融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滯後、宏觀領域改革滯後和政府職能轉變滯後等。與市場經濟體制成熟的國家相比，我國社會的整個制度框架，包括壹整套生產、交換和分配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基本規則，
都需要進壹步完善。制度落後突出表現為低效的制度過剩和高效的制度稀缺。比如，面對高房價導致的社會分化(如別墅、蟻族)，急需用房產稅的手段控制房產占有的失衡，但房產稅已經喊了好幾年，還在研究中；社會收入差距巨大，但調節收入的高效制度安排還有待“閨房”。中國城鄉收入比幾年來不斷擴大的無情事實表明，擴大城鄉差異的低效體制依然根深蒂固。
如果說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推動了中國經濟30多年的高速發展，那正是因為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
阻礙了發展方式的轉變。“九五”計劃已將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正式寫入五年計劃，改革也取得了壹些進展。21世紀初，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出現了向舊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回歸的現象，以此來支撐高速增長。2003年後，大規模投資資本密集型產業，重工業趨勢遍地開花。所以，雖然要求轉型，但實際上並不能扭轉，甚至惡化。“十壹五”規劃也提出了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紅線。在制定“十二五”規劃的過程中，這個問題再次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歷屆五年計劃都強調轉變發展方式，但效果並不理想。原因是有利於創新創業的經濟環境和制度環境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前蘇聯從20世紀60年代就提出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並且在每個五年計劃中都強調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但是因為它的制度沒有發生相應的變化，所以它的制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其結果是，其經濟增長方式直到蘇聯解體解體前都沒有改變。制度建設滯後於經濟增長，經常出現該做的沒做，不該做的提前做的失控現象。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根植於現有的制度安排。發展方式之所以難以轉變，歸根結底在於體制，在於與傳統增長方式相匹配的低效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各級地方政府很難有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動力。
科學發展要以相應的制度為基礎，我國現行的經濟制度安排中有很多方面制約著科學發展。比如基於GDP增長率的政績標準起到了負激勵作用；責權不匹配的財稅體制，在收入上，是以生產性增值稅為主的收入結構。在支出方面，重要支出的責任過度下移，如教育的責任移到了縣以下。各級地方政府應努力增加收入以應對支付責任，促使各級官員追求物質生產部門的快速增長:包括主要生產資料、工資和外匯在內的要素價格扭曲，價格向下扭曲造成了資源浪費。以發展循環經濟為例，由於自然資源成本較低，其成本中增值部分占比較高，而增值稅是按增值部分比例繳納的。因此，按照產值計算，資源的循環利用需要繳納更高比例的增值稅。因此，制度因素成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要因素和重要變量，發展方式的轉變必須有相應的制度創新。只有通過制度創新，才能消除傳統體制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制約，才能真正實現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制度創新是壹個揚棄舊制度的過程。只有依靠制度創新，打破傳統意識和制度安排中的舊羈絆，才能把技術、知識、制度等變量提高到與資本、勞動、收入同等的地位，形成技術知識與各種經濟社會結構特征的良性互動，克服單壹要素導致的收益遞減，形成要素報酬遞增，從而達到轉方式、調結構、促科學發展的目的。
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也是向市場經濟體制全面過渡的重要標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本質是提高制度效率的競爭，其根本在於創新體制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破除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增強發展的內在動力。當前，經濟發展已經到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階段，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無論從哪個層面來說，制度建設都是壹個有待加強的領域。至少在六個方面應該有新的突破:
1.完善規範、高效、有序的市場競爭機制
以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加快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政府主導型經濟運行機制向市場主導型經濟運行機制轉變。進壹步發展和完善商品市場；積極培育和規範金融市場:積極培育和規範人力資源市場；進壹步完善和規範產權交易市場；打破行政壟斷和行政主導的地區封鎖，積極發展和規範其他要素市場，加快流通領域改革，規範市場行為，降低流通環節成本。建立統壹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使市場機制有效運行，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有效配置資源。完善產權便捷清晰的微觀主體，健全規範市場主體行為的經濟法規，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完善宏觀調控，完善和加強對市場主體行為的政府管理和社會監督。制定和實施合理的產業政策，引導企業向有利於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統壹的方向投資和經營，引導和促進產業結構沿著關聯效應、彈性效應、增長效應和開放效應的合理軌道前進，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2.完善適應市場經濟的行政管理體制。
準確把握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定位是完善行政管理體制的基礎。轉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規範政府對市場和經濟活動的幹預，建立和完善以間接手段為重點的宏觀調控體系，把政府經濟管理納入法治軌道，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環節。因此，必須加快以行政轉型為主線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推動政府從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政府、法治政府轉變。進壹步規範政府職責，優化政府組織，創新行政管理方式；進壹步理順各級政府的權責關系，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系；形成嚴密的市場法律體系，依靠制度建設嚴格約束行政權力，實行依法行政。資源的有效配置主要通過市場機制進行，政府只幹預市場失靈的情況或領域。必要的政府幹預也要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盡可能通過市場方式和經濟手段，綜合運用財政、金融、收入分配等可預見、透明的經濟和法律手段進行。
3.推進資源產權和資源管理制度創新。
在中國，各種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屬於國家或集體。資源產權和資源管理制度創新的空間是:實行資源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制度，明確資源所有者、使用者和經營者各自的責、權、利，與之相配套的，必須有資源有償使用和轉讓制度，改變國有企業壟斷和過度占用資源的格局，按照效率優先的原則進行分配，規範資源利用行為，從制度上保障不同性質企業的所有權。提供與資源利用相關的市場激勵機制和監管制度安排，如資源使用權和經營權轉讓的交易制度；環境資源稅制度，如排汙稅、燃油稅和汙染產品稅；制定和實施有利於環保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資源循環利用激勵制度等。，這樣，企業所追求的不再是產品產值的擴大及其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剔除資源使用的環境成本的利潤最大化。政府追求的經濟增長不再是不計算生態資本的粗放型GDP，而是綜合考慮資源成本和環境成本的綠色增長。
4.完善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
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要求的現代企業不僅是“經濟人”，而且是“社會人”和“生態人”，即不僅有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權利，而且有保護消費者權益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義務。因此，應完善適應現代企業制度的制度:通過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國有企業產權關系清晰的公司制改革，創造可分割、可交易、可轉讓、可量化界定的企業產權主體，廣泛運用現代交易方式和交易工具，促進包括國有資產在內的企業資產貨幣化、證券化流動，實現企業資源配置的高效率；構建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形成權力機構、運營機構、監督機構之間的制衡機制，解決委托代理過程中普遍存在的成本高、責任零、效率低，以及利益不同、責任不對等、信息不對稱、契約不完全四大問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有助於增強企業活力，提高企業整體素質，積極參與市場競爭，把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經營管理的主要目標。
從粗放經營到集約經營，通過優勝劣汰的機制，優化資源配置，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創造充滿活力和生機的微觀基礎。要形成規範的現代企業制度，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就是切斷或阻斷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行政關系和資產紐帶，切實解決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的問題。
5.完善反映生態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
加快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和資源稀缺程度的生產要素和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在市場體制下，價格反映的是資源的稀缺性和需求性，市場機制會讓資源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這個過程會提高社會經濟的整體效率，產業結構會不斷演進，發展方式的轉變有其內在的動力。市場通過價格來配置資源，合理價格的形成需要充分競爭，這就需要相應的制度來保證競爭的公開、公平、公正。因此，要努力打破壟斷壁壘，規範政府幹預，完善相關制度，健全反映資源要素稀缺性的價格形成機制，形成節能、節地、節水、節材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使生產要素和資源性產品的價格能夠反映資源的稀缺性和環境成本。
6.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和經濟信用關系。
誠信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保證市場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信用法律制度是否完善、明確、有效，對整個社會誠信的建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依法完善信用體系，以法律的形式規範信用和契約，形成完善的體系。綜合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讓個人違約的成本遠遠高於違約的收益，讓失信受到懲罰和制裁。完善信用體系和誠信的激勵約束機制，將失信造成的外部性內部化，在全社會形成重視誠信的良好氛圍，使誠信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社會規範。
總之，制度創新是轉變方式、調整結構、實現科學發展的根本保證。要抓住影響市場機制作用發揮的薄弱環節，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完善產權、自然資源和現代企業制度，健全社會信用體系，營造經濟科學發展的內在動力，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