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所錄詩歌多來自民間，據說，周朝設有專門的采詩官，采集民歌，以體察民俗風情、政治得失。《詩經》中大部分詩歌都出於此。另壹部分則為公卿、士大夫向周天子所現之詩，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其中，部分詩歌曾有人考證其作者，有臆斷者，有有理有據者，不過不很重要。至於《詩經》編撰者，有以為周公者，現在看來無法成立。另有孔子刪詩的說法，也沒有說服力。
《詩經》所錄詩歌時間跨度長，從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紀）直至春秋中葉（公元前6世紀）500多年的社會生活，涵蓋地域廣泛，黃河以北直至江漢流域的都有。漢時，先有魯、齊、韓三家時，立於學官，後有《毛詩》。《毛詩》盛行後，齊、魯韓三家詩先後亡佚。歷代解《詩經》者頗多，較好的有宋朱熹《詩集傳》、清王夫之《詩經俾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王先慊《詩三家義集疏》等。
《詩經》存三百零五篇，分《風》、《雅》、《頌》三部分。《風》有十五國風，是出自各地的民歌，這壹部分文學成就最高，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征人及反壓迫、反欺淩的怨嘆與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是西畿正音。《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於我們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孩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後來，《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及《五經》（無《樂》）之壹。
《詩經》作品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黃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肅的壹部分，北到河北省西南，東到山東，南到江漢流域。
詩經學名詞。語出《詩·大序》：“故詩有六義焉：壹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壹般認為風、雅、頌是詩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的表現手法。
其中風、雅、頌是按不同的音樂分的。鄭樵雲：“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通誌序》）
風，即國風，是各地的民歌，詩經中***有十五國風。
比較常見的篇目如《關雎》、《蒹葭》、《氓》、《七月》等。
雅，包括大雅和小雅，多數為公卿貴族所做，壹般看作“正聲”。
常見的篇目如《采薇》、《鹿鳴》、《江漢》、《思齊》（前兩篇屬小雅，後兩篇屬大雅）等。
頌，即祭祀和頌聖的樂曲，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
常見的篇目如《我將》、《有客》、《玄鳥》等。
賦、比、興的按表現手法分的。
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直接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
如“死生契闊，與子成悅。執子之手，與子攜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即比喻，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
如《魏風·碩鼠》、《邶風·新臺》都是通篇用比的。
“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即起興，用其他東西引出要說的內容。
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即是用雎鳩鳥在河中叫起興。《魏風·伐檀》也是用興這種表現手法的突出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