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市位於廣東省中南部、珠江東岸，東江下遊的珠江三角洲，東與惠州接壤；北與廣州市隔東江相望；西與番禺隔海相望；南與深圳相連。毗鄰港澳，處於廣州至香港經濟走廊中西間。北距廣州59公裏，南距深圳99公裏，距香港140公裏。
東莞是廣東歷史文化名城。距今1700多年前的三國時期建城，是嶺南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中國近代史的開篇地和改革開放的先行地。
東莞1985年撤縣建市，1988年升格為地級市，現轄28個鎮、4個街道辦事處，386個村委會、205個居委會。全市總面積2465平方公裏，截至2008年底，常住人口694.98萬人，其中本地戶籍人口174.87萬人，外來常住人口520.11萬人。截至2009年，全市有海外華僑近30萬人，港澳同胞超過85萬人，是著名的僑鄉。
所謂“東莞模式”，其基本內容是：由東莞提供土地，有可能也可能是提供已建成的標準廠房，由中國內地的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價勞動力，由外資提供資金、設備、技術和管理甚至包括購銷渠道。上述要素有機組合便構成了東莞模式。東莞模式的核心是“三外”。壹是外資主導型，即大部分企業都是外商投資的，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不論是中外合資或合作，例如臺資的聚集便是壹大特點。二是外向型。即兩頭在外，主要零部件是從境外進口的，產品也主要是在境外銷售。三是外科手術植入型。即整個制造體系都是從外部直接移植過來的，東莞只提供土地或廠房，並組織廉價勞動力即可。
（二）東莞模式的形成與演變
被稱為“世界工廠”的東莞，其經濟發展的路徑，與同處珠三角地區的深圳、順德、南海等地略有不同。東莞經濟騰飛的起步階段，外資企業是主角，尤以港資和臺資居多，本土民營企業只是配角；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東莞本土民企已初步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在政府的強力推行下，得到快速發展，與外資企業平分秋色，***同創造了東莞奇跡。
1、築巢引鳳，借雞下蛋
（1）港資北上
20世紀50至70年代，香港利用當時的國際經濟形勢和產業轉移趨勢，迅速建立了壹個以紡織、服務、玩具、鐘表、制鞋、五金、塑料、電子等為主的輕工制造業體系，到1986年前後，這個制造業體系在香港本土達到峰值，創造的總產值達到622億德元，就業人數近90萬人，占香港GDP的40%。
進入20世紀80年代，香港本土出口加工業已是強弩之未，在本土陷入成本上升、利潤下降難以為繼的困難，恰逢當時中國改革開放，與香港毗鄰的廣東珠三角地區成為對外開放的前沿，壹河之隔的深圳更是主要的經濟特區，於是整個80年代香港加工廠紛紛北上深圳，迅速布滿了深圳的關內外地區，更有壹部分走得更遠壹些，進入東莞。
1992年至1993年前後，深圳決定開始第二次產業轉型，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對“三來壹補”加工業不再持歡迎態度，大量的出口加工廠被驅趕到了與深圳緊鄰的東莞。據統計，1999年香港公司在內地就有5萬家工廠，雇用員工達500萬人，其中70%以上的規模集中在深圳和東莞地區。
（2）臺資西遷
臺灣的制造業從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開始起步，最初為與香港類似的出口加工業，80年代開始，臺灣大力發展起來壹個電子資迅產業體系，包括資訊工業、家用電器發電配電機械、電子元件等。在臺灣本土這個產業於2001年前後達到峰值，產業總產值達747億美元，占臺灣制造業總產值的31%。
到上世紀90年代，臺灣本土的電子加工產業，也同樣面臨人工工資、土地成本上升，利潤空間下降的困境。臺灣人借鑒了香港人的經驗，紛紛將工廠西遷至中國大陸，尋找更低成本的制造業窪地。1998年前後，臺灣的桌面電腦組件和電子元器件工廠大舉遷往以東莞為代表的珠三角地區。
（3）政府築巢引鳳
廣東省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珠三角作為廣東改革開放的核心地區為外資進入中國內地敞開了大門，使得香港和臺灣工業資本進入東莞成為了可能。而且，廣東省在改革開放初期，采取了充分的簡政放權措施，大部分吸引外資的審查政策下放給了各個地級市，使得各地可以因地制宜的發展。
東莞也由此可以制訂本地的吸引外資的小政策。事實上，在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東莞市政府針對吸引香港和臺灣企業進入，創造了良好的本地政策環境，使得東莞除了成為成本窪地之外，同時也成為外商投資的政策窪地。東莞市政府同樣采取了分權原則，實行簡政放權，把各種審批權分解並下放到30余個鄉鎮，使各個鄉鎮，各個村都獲得了發展權，充分調動了各級招商引資的積極性，形成了村村點火，處處冒煙，遍地開花，大幹快上的局面。這使得港企和臺商前來投資的時間成本、土地成本都降到最低。短短的十余年時間，1萬多間工廠布滿了東莞的各個鄉鎮村落，所有交通相對便利的公路沿線，均分布著數以千計的大大小小的工業區。
（4）兩則實例
下面我們從有關媒體上摘錄了兩則實例來說明所謂東莞模式的形成
太平手袋廠誕生記
1978年，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7月15日，中央下發文件，規定廣東、福建等省份可以試點搞“三來壹補”（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十多天後，香港美孚手袋廠的老板張子彌就在廣東省輕工業局的帶領下，來到了東莞的虎門。
參與全程談判的唐誌平回憶，“正好省輕工有位領導是東莞虎門人，所以就帶到這裏來了。”唐誌平當時是太平鎮（後合並到虎門鎮）制衣廠的供銷科長。
7月31日，張子彌給唐誌平他們壹個黑色的女式時裝包，問他們能不能做出來。
當時，太平制衣廠的老工人連夜加班，把包拆開，照原料用手工做了出來。復制出來的時裝包讓張子彌非常滿意，張決定在此投產。當時，香港遭遇用工危機，張的工廠難以為繼。
太平手袋廠的總務員吳國良說，正是那個通宵加班，讓張子彌認為他們是壹批能幹事的人，“他要的就是迅速出貨”。張子彌在太平鎮投資建了壹個50人的廠房，生產手袋，由他投資機器，出原材料，並負責銷售。太平制衣廠只負責生產，也就成了手袋廠。
3個月後，張將香港的200人的工廠關閉，300臺機器全部拉到虎門，專門做“三來壹補”企業。
唐誌平介紹，當時中央的精神是引進外資，解決勞動就業，解決溫飽問題。當時是搞勞動密集型，太平手袋廠達到這個效果。工廠發展了壹年後，因為太平鎮當地人少，他們還去江西九江招工，壹年就招200人。
張子彌是第壹個來內地投資的香港商人，有膽略和眼光，唐誌平說，當時的香港人對內地有抵觸心理，“都怕企業日後被沒收”。張成功以後，很多香港人來參觀，“看能搞，很多人都來了”。
張子彌帶來的不僅是投資，也有新的管理模式和廠房。為了提高產量，張在工廠裏要求實行香港的分配模式——按勞計酬。
在太平手袋廠，每個工序都會計工，工資結算時，按這些工作量計算。第壹個月下來，工人發放的工資，轟動了方圓百裏。
當時工人的工資壹個月僅24元，而太平手袋廠第壹個月每個人都發了100多元工資，有人還達到200元。
唐誌平說，幾個月過去，工廠裏的工人達到500人。當地很多人擠在門口，“找後門，要進廠”，有人提著雞蛋，雞鴨鵝到家裏堵著門，要求在廠裏給安排工作。
太平手袋廠原來的廠房是太平竹器廠的舊樓，只有兩層，壹年後便蓋了3棟廠房。當時內地大多用15瓦的白熾燈。張子彌來了後，要求換由清壹色的日光燈，廠房內經常連夜趕工，如同白晝。
張在內地的生意逐漸壯大，同時開始在中山、南海生產皮箱。3年後，張子彌和太平手袋廠合作的合同到期，廠房、機器、轉給內地方面。“張走後，我們看到了商機，開始自己進料加工手袋”，唐誌平說，太平手袋廠也由“三來壹補”轉型為進料加工企業。
“目前東莞自然有很多企業是這麽發展起來的”，在唐誌平看來，從來料加工到進料加工，由出口外銷到內銷，太平手袋廠的模式是整個東莞企業的縮影。①
臺達電子西遷記
上世紀90年代初，促使臺達轉戰大陸的原始動因是，大量訂單與短缺的勞動力資源之間的矛盾。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臺灣人力資源相當緊缺，有訂單，但出不了貨，致使企業難以擴產。
曾紀堅1992年第壹次來大陸東莞考察，看到這裏的低廉土地價格和人力成本很是吃驚。當時臺達付給工人的平均月工資大約在350元人民幣，這在內地還算偏高的，相比之下臺達臺灣工廠的平均工資是這裏的七倍。加之東莞政府在土地方面給予的諸多優惠，這使得東莞在當時變得很誘人。於是曾紀堅做出了壹個大膽的決定：臺達東莞工廠先期規模壹下擴張到3000人，相當於曾當時所管理的臺灣工廠規模的壹倍還多。
盡管由於為了實現產業配套，需要從臺灣轉移大量設備到東莞，加上運輸成本增加大量開支，但利潤率仍達到15%，而同樣產量在臺灣生產利潤率只有10%，內地低廉的制造業成本具有明顯優勢。
因此，在投資的第二年，臺電子就決定在東莞自建工廠，計劃產值4億臺幣，這是當時臺達臺灣電源廠產值的四倍。
在內地低廉成本優勢的刺激下，臺達電子在東莞開始了急速擴張。
1994年下半年，16000平方米的臺達東莞壹廠建成，並在電源設備產品基礎上，增加了風扇產品線。1996年底，臺達東莞工廠建成投產，而1997年臺達在東莞的產能擴充達到極致，壹年時間先後建成三、四、五三家工廠，產品涵蓋電源供應器、通訊產品組件、網絡及無線傳輸產品等。
隨著臺達，以及更多IT整機企業在當地擴張，圍繞著他們而生的核心產業配套產業群也逐漸形成。據東莞有關部門介紹，因臺達電子的落戶，在石碣鎮周圍形成了壹個規模不小的五金產業鏈，這裏大部分的工廠生產的螺絲、散熱片都直接給臺達電子定向供貨。①
2、本土民營企業的成長壯大
（1）從做配套，當配角起步
如前文所述，東莞是壹座靠外資企業摧生起來的新興城市，作為本土的內源型經濟的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初，主要是給外資企業做配套，扮演“跑龍套”的角色。
東莞原本是個農業縣，沒有什麽工業基礎，民營經濟的發展較為薄弱，本土民營企業，大多是些個體工商戶。改革開放以後，在以“三來壹補”為主要形式的外資企業的帶動下，東莞逐步形成了壹批以加工作坊為主要形式的為外資企業加工零部件或半成品的民營企業。當時進入東莞的外資企業大都屬於輕工制造業，如電子、服裝、五金、制鞋、毛紡、家具、玩具等。
到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隨著外資企業進駐越來越多，外來勞工的逐步增加，東莞這座在農業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興城市，已承載不起服務的功能，客觀上需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正是在這壹背景下，已經通過自身發展或通過出讓村集體的土地而完成原始積累的農民紛紛抓住這壹機遇，自發興辦商業、飲食業、旅店業、娛樂業、物流業。這可以算作是東莞民營經濟發展第壹波高潮和第壹次轉型。
（2）轉變觀念爭當主角
與外資企業的發展相比，東莞的民營企業發展相對滯後，除了有歷史基礎比較薄弱這個因素外，各級政府的發展理念和民眾的思想觀念存在偏差也是壹個重要原因。據東莞市民營經濟發展協調辦公室主任彭日東在接受《東莞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改革開放之初，東莞政府最重視的事情是招商引資，各級政府對港澳臺地區以及境外投資者都非常熱情，如果有好的項目，政府總是壹路開綠燈，外資經濟是東莞經濟建設的重中之重。相比之下，東莞的民營經濟受到的待遇就要差多了，拿項目難，辦貸款難，辦證件也難，扶持民營經濟的政策很少。那些年東莞民營經濟都是在夾縫中生存，處境非常艱難。①
受政府發展理念的影響，東莞民眾也對發展民企信心不足。很多企業主明明是東莞人，卻想方設法在鏡外註冊公司，然後回來發展，搖身壹變成了“外商”。因為當時外資企業在東莞投資可以享受很多優惠政策，所以這些人都想辦法把企業裝成外資企業。
進入新世紀之後，壹方面東莞的外資企業發展雖依然強動，但東莞所具有的吸引外資的“政策窪地”、“成本窪地”的優勢已逐步喪失，已有不少外資企業為進壹步降低成本在內地尋找新的投資空間；另壹方面，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的膨脹，城市服務功能腿短的問題日益突出。這些問題迫使東莞市委政府必須調整發展戰略和工作思路。
2001年5月，東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壹網兩區三張牌”的戰略思想，其中“三張牌就是指城市牌、外資牌、民營牌，這意味著民營經濟首次與外資經濟享有同等程度的重視。”
同年10月，市委市政府正式出臺了《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意見》提出要在經營領域、人才引進、進出口等方面放寬民營企業的準入門檻，並決定在財稅政策、融資渠道、行政服務等方面給予民營企業支持。
2006年4月，東莞再次出臺了《關於進壹步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首次將“兩自”企業納入市財政重點支持的名單，支持民營企業做專做精，進壹步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
在上述利好因素的推動下，東莞迎來了民營經濟發展的第二次高潮。
壹是民營經濟有三大突破：2007年登記註冊的工商個體戶數突破40萬戶。民營經濟增加值占全市的三分之壹，真正實現的“三分天下有其壹”。非公經濟的稅收在前11個月已經占到全市稅收的40%。①
二是湧現了壹批特色鮮明的專業鎮、專業村。其中，虎門鎮有民營服裝制造企業600多家，服裝及布料市場22個，成為“中國女裝名鎮”。大朗鎮有民營紡織企業1000多家，產品40%以上銷往國際市場，在國內也占有25%的市場份額，成為“中國羊毛衫名鎮”。此外，常平的物流，長安的五金，清溪、石龍的電子，新城區的會展、旅遊業等都各具特色，優勢明顯。
三是興辦了壹批實力較強的科技型民營企業。目前東莞***有市級以上的民營科技企業800家，其中省級206家，省級高新技術企業98家，占全市高新技術企業總數的近壹半。東莞民營科技企業***創“中國名牌產品”6個，“國家免檢產品”8個，“中國馳名商標”2個，“廣東省名牌產品”40個，“廣東省著名商標”36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