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陽明心學”是什麽意思
心學最不同於其他儒學者,在於其強調生命活潑的靈明體驗,因此民國時期陳復開始提出“心靈儒學”做出註解。儒家的學脈自清末已經全然中斷,西學東漸的過程裏,中國的聖人學問開始“哲學化”,而有新儒家的誕生。不過回歸成聖的本來面目,這才是儒家能對混亂的世局與世人能張開的貢獻。因此,陳復重新提倡心學,並書寫《盤古心經》 [1] 、《子曰大學》 [2] 、《陽明心學涵養實記》 [3] ,繼承陽明學的道 朝鮮李退溪·聖學十圖·心學圖 統,再開“盤古心學”,創辦書院講學,教育弟子,並組織“心學聯合論壇” [4] 、“新人道協會”,從事外王事業的奮勉,這使得心學開始有新的動能,這種心學包容儒釋道傳統三教思想,兼融新世紀思潮與印度瑪家哲學,創造出極其特殊而新穎的儒學面目,目前正在臺灣發展中。 《王陽明四句教》 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體,無善無惡就是沒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發之 朱熹 中,是無善無惡的,也是我們追求的境界,它是“未發之中”,不可以善惡分,故無善無惡;當人們產生意念活動的時候,把這種意念加在事物上,這種意念就有了好惡,善惡的差別,他可以說是“已發”,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惡;良知雖然無善無惡,但卻自在地知善知惡,這是知的本體;壹切學問,修養歸結到壹點,就是要為善去惡,即以良知為標準,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動。 無善無惡就是沒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發之中,是無善無惡的,也是我們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時候人的判斷會出現錯誤,也就是意之動出現了錯誤,即不能正確地分辨善和惡,把惡當作善,把善當作惡,那麽他的良知也會出現錯誤,從而格物也會誤入歧途,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 因為此時的心已經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這時就要反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無善無惡的狀態。 回到無善無惡的狀態了,才能有正確的良知,才能正確的格物。 什麽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來達到壹顆沒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實也就是世間萬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談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實踐,靠自省 ,即“知行合壹”。 心中有天理,無私心,就好比世間有規矩,有規律,有規矩就能丈量世間萬物的方與圓。無論有多少方和圓,無論這些方和圓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規律,不然這些規律就是不正確的。 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好多人認為心學是空談,實在是被歪曲的太厲害了,舉壹個簡單的例子。 好比孝順父母,心中有這個意念還不能算作孝,必須在實際行動中有所體現,並且在孝順父母的過程 心學相關書籍 中,奉養得宜,讓父母舒適滿意,這就是實踐。表面上看這個實踐好像是在對客觀的父母進行作用,其實是對自己的本心進行作用,萬物皆在本心。這個孝順父母的天理並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沒有教我們要我們孝順他,這是純粹發乎沒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後,我們的孝順之心也不因此消失。 講究名正言順是中國的特色,思想家們都想爭儒家正統的地位。朱熹為了宣揚他的思想,減少反對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壹件事,就是篡改《大學》,按自己的意願進行解釋。其實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離了。 同樣聰明的王陽明的心學完全是靠批判朱子之學發展起來的,但是在剛開始他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敢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揚鑣,因為當時的程朱理學是主流,科舉考試考的就是這些東西,為了減少阻力,他寫了幾本書,《大學古本》,說心學才是儒家的嫡傳。《朱子晚年定論》,說朱熹晚年已經逐漸向心學靠攏了,又把儒家按照自己的心學理論進行解釋。舉壹個例子,當時的另壹位大思想家羅欽順就對此進行了質疑,王陽明很委屈,表明了心跡說道 孟子辟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雲:「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壹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 陸九淵建立心學體系的地點:象湖 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眾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壹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這裏,王陽明已經以孟子自居了,而把朱子看作了墨子楊子壹類的人物,徹底劃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揚鑣了 王陽明的心學是在陸九淵宋明理學中心學基礎上進壹步發揮而成就的。所以,我認為要理清王陽明心學不得不提及陸九淵和朱熹對“理”、“氣”、“心”幾個關鍵點的不同理解。 “理”的分歧。朱陸都認為理是世界萬物的終極本原。但是陸九淵借助的是儒學天人合壹的思維模式,以為“心即理”,萬事萬物皆由心而生發。“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雜談》,其與朱熹所說的理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於宇宙而存在的明顯不同。結果,朱熹主張由道問學,強調格物致知,即窮物理,強調學習知識的重要性,以為人的道德水準必將隨著知識的增長而增進。陸九淵說“明心”,要尊德性,強調為學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於增進知識,而是為了實現道德的至高境界,因此,儒家經典的學習與研究、對外界事物的認知與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於實現增進道德境界的目的,因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擴大、完善人的良心結構就能實現增進道德的目的。(從當前 新心學人物:賀麟 德育範式來看,學習知識的多寡並不決定道德水準,禹三過家門而不入壹心為公的公仆並沒有高深的知識,但是,知識的深淺有助於增長道德水準,不過,這是由於學習者不把學作為致知目的而作為完善德性的追求之果。朱熹本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這種定為方式決定了難以達到道德的較高境界。) “氣”的分歧。陸九淵的概念中,“氣質”只是壹個生理、心理意義上的問題,指的是人的壹種心理或生理狀態。他認為,人的這種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會行為之間雖有聯系,但並不是必然的、唯壹的關系,即人的氣質並不能決定人的善惡賢愚,並不能決定人的做後歸宿,學能變化氣質。朱熹之氣是和理相對的概念,既指宇宙萬物生成的基礎,構成萬物的物質材料(壹草壹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惡賢愚)之別的內在因素。 “心”的分歧。朱熹認為心是分為“人心”與“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體現,是“原於性命之王”,是義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氣質的表現,故而必須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統領,此即“心統性情”。陸九淵認為人心道心只是從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質狀態,如果將二者對立起來,則分明是“裂天人為二”,心是人的本質所在,是倫理本能。(朱熹覺得形而上心為道心形而下則為人心,本質還是天理決定氣的問題;陸九淵認定心就是理理就是心。) 陸九淵主張 陸解說“宇宙”二字為:“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陸“主張‘吾心即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說。斷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來今,概莫能外。” “認為治學的方法,主要是“發明本心”,不必多讀書外求,“學茍知本,六經皆我註腳”。”(參見新華網江西頻道陸九淵簡介相關內容)。 王守仁主張 陽明學 ,通常又稱作 王學 、 心學 ,是由明代大儒王陽明發展的儒家理學。元代以及明初以來流行的程頤朱熹壹派的理學強調格物以窮理,王陽明則繼承宋代陸九淵強調“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從自己心裏即可得到。王陽明的主張為其學生們繼承並發揚光大,並以講會的形式傳播到民間,其中又以泰州學派(又被稱作左派王學)將其說法推向壹個極端,認為由於理存在於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堯舜”,即使不是讀書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為聖人。王學這種“心即理”看法的發展,也影響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對於情欲的正面主張和看法,由於心即理,因此人欲與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認為的那樣對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這種主張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贄。 “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心本論 “心者身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凡知覺處便是心”(《傳習錄》下)。“心”即“我的靈明”,“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同上)。“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紫陽書院集序》)。“先聲遊南鎮,壹友人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關?’先生回答說:‘妳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妳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壹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妳的心外”(同上,《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心明便是天理”。“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壹物;意在於事聽言動,即事聽言動便是壹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傳習錄》上),“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傳習錄》下)。“心”不僅是萬事萬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倫理道德原則。 “知行合壹”的認識論 朱熹說“知先行後”,他說:“心雖主於壹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於壹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壹之教,吾子又何疑乎?”(《傳習錄》中)“知行如何分得開?”“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答顧東橋書》)。“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事,故有壹念發動雖有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壹,正要人曉得壹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壹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傳習錄》下)。實質是恪守儒家倫理,成為聖人。 “致良知”的倫理學說和修養論 “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壹者也” (《答顧東橋書》)。“是非之心,不濾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明明覺者也”(《大學問》),“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答陸原靜書》)。“致良知,不假外求”,“若能向裏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王文成公全書》卷壹)。為什麽?“臂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而已”(《王文成公全書·紫陽書院集序》)。如何“致良知”?“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上級,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大學問》)然“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