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光遠教授通過初步研究得出結論，責任是人與人之間的壹種關系:
“在責任的社會關系中，有壹個主體。這個主體可以是個人，可以是組織，也可以是整個國家。它有權力向另壹個主體提出後者必須滿足的壹些要求(不管是誰賦予這個權力)。這樣的主體，我稱之為責任請求者。”“在‘責任’的社會關系中，還有壹個主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組織(對外關系中的整個國家)，它對責任請求者的要求必須得到滿足。我把這個主體稱為“負責人”。責任是責任請求者向責任者提出特定內容的要求，責任者承諾滿足責任者提出的特定內容的要求的社會關系。”[2]責任就是這樣壹種社會關系，它不可避免地包括:
(1)責任請求人向責任人提出要求，責任人接受責任請求人提出的要求，可以稱為“在先責任”或“責任關系的成立”。如果責任的請求人是國家，法律已經規定了責任的內容，那麽法律本身就確立了責任關系。
(2)建立責任要求後，責任要求者會對責任人進行監督，提請責任人註意自己的責任，並指示責任人做好自己的責任。
(3)責任關系中責任人應承擔後果。這就是所謂的“事後責任”，尤其是在沒有盡職調查的情況下，事後責任總是伴隨著某種懲罰。法律責任是事後的責任。
以上對責任的理解是全面的，也是筆者比較認同的壹種解釋。把責任理解為責任請求者和責任者之間的壹種社會關系是非常恰當的。通過將責任分為事前責任和事後責任來解釋各個領域的不同責任，包括法律領域的侵權責任和刑事責任，更加合理。
根據上述解釋，侵權責任和刑事責任都是社會關系，都是責任請求人和責任人在提出並滿足要求的基礎上產生的。
在明確了責任的基本概念後，我們再分別討論侵權責任和刑事責任的具體含義:
(2)侵權民事責任
侵權民事責任是民事責任的壹種。所謂民事責任，是指民事主體因違反法律(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民事義務)而應當承擔的民事法律後果，具有強制性、財產性和補償性的特征。民事責任與民事義務密切相關，民事義務是民事責任的前提。沒有義務就沒有責任，民事責任就是不履行這個義務的法律後果。承擔民事責任體現了對不履行民事義務的譴責。民事侵權責任是指行為人因過錯實施侵權行為時應當承擔的民事法律後果和依照法律特別規定應當承擔的民事法律後果。
民事責任關系的確立始於民法或侵權法的頒布實施。國家作為責任請求人，必須通過民事立法尊重他人的財產權、人身權、知識產權等絕對權利，在社會生活中盡必要的註意義務，不侵犯或損害他人的權益。作為負責人，不管他願不願意，都必須接受這個要求。因為民事法律規範中的侵權法部分是由國家強制力在壹定程度上保證實施的強制性命令規範。它的頒布和實施表明了國家與任何個人、社會組織和其他主體之間責任關系的確立。這是壹項優先責任。
責任關系成立後，行為人違反社會上旨在保護不特定人的民事規範，損害他人的絕對權或其他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其違法行為的不利後果。在某些情況下，對相對人權利的侵犯也可能造成這種不利後果。這就是事後責任，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侵權民事責任。它體現了國家對侵權行為的制裁，比民事義務更直接地體現了國家的強制力。
(3)刑事責任
同樣，刑事責任也是壹種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也是從刑法的頒布實施開始的。國家作為責任追究者，通過制定和頒布刑法規範，要求所有主體即責任人不得觸犯刑法，不得實施法律所禁止的犯罪行為。代表國家意誌的刑法是壹種命令性規範，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以確保其實施。它的頒布實施意味著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接受這壹秩序的要求，意味著國家與任何組織和個人之間責任關系的確立。這是事先的責任。
這種責任關系壹旦成立，任何主體實施刑法所禁止的犯罪行為，都必須承擔刑法規定的後果。責任關系中責任人承擔後果的這種責任是刑事責任，刑事責任是壹種事後責任。
(四)由概念引發的思考
侵權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都屬於法律責任，是行為人應當承擔法律上的不利或制裁的立場或狀態，都是事後責任，即都是違反法律的違法行為造成的不良後果。大陸法系的法國和德國侵權法中的“侵權”概念不僅包括民事責任，還包括刑事責任，甚至法語中的“délit”壹詞也主要包括刑事責任。[3]
同樣是違法，為什麽要有不同的責任？其實歷史上也曾有過民事刑不分的時候，但近代以來法律發展已經成為必要和必然。那麽，劃分責任的界限存在的必要性是什麽，它是如何以這種方式確定的？
有人可能會說，是因為觸犯法律的法律部門不同決定了兩者的差距，但如果我們認真想壹想就會發現，刑法與其他任何部門法的劃分，都是基於法律調整手段的不同，而不是像民法、行政法那樣基於法律調整的領域。刑法的很多規範和侵權法的調整範圍沒有太大的區別，比如兩者都體現了對人的生命、健康、名譽、財產的保護和尊重。同壹權利或利益關系總是受到多個法律部門的保護。問題在於對這種權利或利益的侵犯。行為人有時承擔民事侵權責任，但有時又要面臨刑事制裁。
有人可能會認為是因為對同壹權利或利益的侵犯，其危害程度不同。僅針對個人且危害程度較低時，可承擔民事侵權責任；壹旦可以認為對整個社會構成威脅，危害達到壹定程度，行為人就可能要承擔刑事責任。這種觀點看似有壹定道理，但其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任何違法行為對社會的危害都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中國幾千年法律文化傳統的影響下，對人造成傷害更多的被認為是對社會秩序和社會道德的侵害(當然某種程度上也是不可否認的)；其次，危害程度如何做壹個量化的標準？在這個標準下是民事侵權行為，達到這個標準就是犯罪行為。更何況，同樣的違法行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者在同壹歷史時期的不同國家和地區，會得到不同的評價。如果有標準，那麽標準本身就是不確定的。
二、歷史沿革
雖然今天的法律已經對現代意義上的侵權行為和犯罪做出了明確而嚴格的定義，但侵權行為還有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但在法律發展史上，這兩種責任來源相同，壹開始並沒有太大區別。比如古代的賠償制度，既可以是民事損害賠償，也可以是對犯罪行為的刑事制裁。[4]
比如我國古代法律的特點就是民法和刑法相結合。各朝代、各代的法律雖然都包含各自的侵權法，但大多以“雜”的形式出現，即在壹篇文章中，有的是刑法規範，有的是侵權法規範，侵權法規範與刑法規範混雜在壹起。而且歷史上更多的現象是侵權與犯罪不分。很多在今天看來是民事侵權的行為，在漫長的古代歷史中已經被視為犯罪，直接後果就是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受到犯罪性質的懲罰。這些刑罰不僅包括嚴酷的生命刑和肉體刑，還包括帶有罰金或贖罪性質的財產刑，如“贖”、“賠”等。這些罰金和贖罪款的數額主要是根據罪行的嚴重程度決定的。而且，當加害人不支付時，會被其他刑罰代替[5](有學者認為“贖”和“賠”等同於今天的損害賠償性質，我認為值得商榷)。
這種情況在其他基於自然經濟和專制政體的古代法律制度中也同樣存在，如集團本位和義務本位。比如，在古代英國法中，侵害(僭越)行為是“刑民不分”。其外延既包括民事侵權行為，也包括嚴重侵權犯罪。相應的，法律對刑事責任和侵權責任沒有區分，所以布拉頓甚至說:“所有的重罪都是侵權行為，但不是所有的侵權行為都是重罪。”[6]早期的英國侵權法承擔著保護人民人身財產安全和維護社會秩序的雙重使命。
基於上述情況，古代法律中法律責任的壹個突出特點就是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不分。對現代純民事侵權行為適用刑事制裁也是可能的。
但作為例外，追求理性主義和私權的羅馬法對“違法行為”作出了“公犯”和“私犯”的區分，並在中世紀後期的法制現代化進程中得到肯定。自近代以來，侵權行為和犯罪之間的區別，就像民法和刑法之間的區別，以及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之間的區別壹樣，得到了普遍的承認。
作為例外，這種公私法劃分的理念被資本主義法繼承，被我國民法移植。
第三，構成要素的比較
侵權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在構成要件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如違法行為的存在、行為人的主觀過錯、因果關系的追究等。並且構成要件的內容由法律明確規定，即這方面涉及的法律規範多為禁止性規範。在侵權行為法中，體現為不能過分限制人的行為自由，以防止人輕易被指責，而在刑法中，則體現為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基本原則。但是它們之間的區別也是顯而易見的:
(壹)實際損害是侵權民事責任的必要構成要件，但可能不是刑事責任的必要構成要件。
侵權民事責任主要體現壹種損害救濟關系，遵循“不損害，不賠償”的原則，因此實際損害的發生是侵權責任成立的必備要件。這裏的損害是作為違法行為後果的事實狀態，主要包括:財產損失、人身傷亡、侵犯人格權。
侵權責任以損害為構成要件之壹，這是由侵權責任的功能所決定的。侵權責任的主要功能是補償受害人，承擔責任的主要方式是損害賠償，因此其適用必須以實際損害的認定為基礎。如果沒有損害，當事人之間就不可能存在損害賠償關系。
刑事責任的構成不壹定要求危害結果的發生。
從立法上看，壹方面，任何國家的刑法總則中都有關於預備犯、犯罪未遂和中止犯的規定。在這些犯罪的停止形態中，行為人或因客觀環境原因，不能繼續實施犯罪行為，或因主觀認識的變化，自動放棄犯罪，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沒有實際損害後果，但國家不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另壹方面，各國刑法分則中的具體犯罪往往分為行為犯、危險犯和結果犯。對於結果犯，毫無疑問，實際損害結果的發生是犯罪的具體構成要件，沒有損害結果就不構成具體犯罪，這與侵權責任要求損害結果的存在是相似的；但對於行為人來說，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法律禁止的行為，就構成犯罪，不需要實際危害結果的發生；同樣，危險犯的成立也不是以危害結果的發生為基礎的。對於危險犯，只要行為人的行為足以造成某種危險就夠了，不壹定要有現實的危險後果。從刑法的規定來看，損害結果的發生有時被設定為結果加重犯，有時被認為是法定量刑情節。
究其原因，我認為與刑事責任的基礎來源於行為人的社會危險性(現實的社會危險性和潛在的社會危險性)密切相關，所以刑事責任的主要功能和目的在於預防和教育，正如加羅法洛所主張的:懲罰的目的在於矯正人的自然傾向。[7]行為人的社會危險性或其危害社會的自然傾向是通過犯罪事實反映出來的。在犯罪事實中，行為是其核心。在這壹點上，筆者完全贊同“沒有行為就沒有犯罪”的馬克思主義法學觀點。因此，認定刑事責任的依據是行為本身，而不是行為的後果，或者說行為的實際損害後果不是判斷刑事責任是否成立需要考慮的因素。
另壹個重要原因是近代以來，刑事責任擺脫了復仇懲罰的思想束縛。在古代，當刑事責任被視為個人復仇的法律武器時，人們註重“以眼還眼，以眼還眼”，他們關註的是損害與刑事責任的對等性，這可能極大地關註犯罪對受害人造成的損害後果。今天，隨著歷史的發展，刑法的任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轉移到這樣壹個目標上，即解除社會敵人的武裝，使他停止對社會的侵害[8]。以此為出發點，當行為人的行為足以表現出其社會危險性時，國家應當行使職權，對其進行負面評價，使其承擔刑事責任。
(二)對主觀過錯的不同要求
在主觀要件方面，基本可以得出結論，刑事責任的成立和大小受行為人的意誌狀態和主觀惡性的影響，而侵權責任的成立在壹定情況下獨立於主觀意誌狀態，其責任範圍壹般不受主觀惡性大小的影響。
1.主觀過錯對責任成立的影響
就責任的成立而言，過錯是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中的重要因素。在侵權法的歸責原則體系中，過錯責任是壹項壹般原則，過錯歸責的基礎在於過錯。過錯責任的基本內涵是行為人是否具有主觀過錯(故意或過失)是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行為人未盡到法律規定的註意義務，即有過錯時，該過錯造成他人損害的，行為人必須承擔賠償責任；沒有過錯就沒有責任[9]過錯責任原則是歷史選擇和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適應了自由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需要，並由此被西方國家的民事法律規範所確立。這壹原則也為我國所接受。
在私法中，過錯責任原則極大地保障了個人活動的自由。然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傳統民法意想不到的公害不斷發生，過錯責任原則的局限性日益暴露。無過錯責任原則應運而生，發揮了侵權法對損害的賠償功能。無過錯責任是侵權責任的另壹個重要原則，是指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無論當事人主觀上是否有過錯，只要造成了損害，就要承擔侵權責任。
刑事責任的本質在於自由意誌行為人的國家評價和個人負擔，是反倫理或反統治的，所以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基礎只能是這種自由意誌行為。這種自由意誌的行為不再是簡單的自然行為或超越法律調整的行動，而是主客體的統壹。[10]因此，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必須要求行為人有過錯。從某種意義上說，刑法具有強烈的主觀歸責色彩。而且刑事立法對過錯的規定比侵權法嚴格得多，刑法對故意和過失的概念都有明確的界定。在侵權行為法中，無論行為人是故意還是過失，只要造成他人損害，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在刑法中，過失行為只有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才構成犯罪，行為人才能承擔刑事責任。[11]
2.主觀過錯對責任範圍的影響
判斷侵權責任範圍的標準是行為人實際給他人造成了多大的損害，他要承擔多大的損害。給受害人造成財產損害的，應當賠償損失，恢復財產關系原狀；如果侵犯了被害人的人格權或者造成了精神損害，也可以根據被害人所受精神痛苦的程度，用金錢給予不同的撫慰。簡而言之，侵權人承擔賠償責任的範圍是以實際損害為準的。
而刑事責任則不然，其範圍受行為人的意誌狀態和主觀惡性的影響。壹般來說，故意比過失更主觀，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更重。例如，縱火罪的法定刑遠高於放火罪，即使縱火沒有造成任何實際的人身或財產損失。
兩者的區別還是來源於功能的不同。侵權法的功能主要是補救損害，填補漏洞是關鍵。犯罪人的主觀惡性與漏洞的大小沒有定量的比例關系。刑法的目的是糾正犯罪，保護社會不受同壹罪犯的再次侵害。因此，有必要詳細探究每壹個犯罪人的犯罪動機和心理狀態，從而確定相應的責任和承擔責任的具體方式，以防止累犯和再犯。
(三)責任和能力標準的區別
所謂責任能力，是指行為人因具有壹定的辨認和控制能力而基於自己的自由意誌對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的能力，在侵權法和刑法中有完全不同的標準。
關於侵權責任能力，世界各國常見的立法例采用具體審查的標準，即根據加害人的實際年齡、智力發育、精神狀態、行為發生時的客觀環境等具體情況(主要針對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判斷加害人是否具有這種足以承擔責任的辨認能力。即使行為人是未成年人，但根據當時的客觀現實，足以認為其有此辨認能力，仍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而且，即使行為人沒有辨認能力，但他有自己的財產，根據民法的公平原則，往往會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刑事責任能力有嚴格的法律標準，這個標準是形式標準。無刑事責任能力、相對無刑事責任能力、減少刑事責任能力和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標準是以年齡劃分的。作為例外，精神病人和其他精神障礙患者的刑事責任能力的確定，根據醫學標準和心理學標準確定。[12]換句話說，刑事責任的標準更加抽象和形式化。智力、心智發育健全的限制行為能力人實施犯罪行為，超出了刑法規定的限制行為能力人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能力。即使事實上他具有相關的辨認和控制能力，仍然不承擔刑事責任。
此外，判斷責任能力的參考時間也不同。根據我國《民法通則》司法解釋，行為人實施行為時沒有侵權責任能力，但其擁有訴訟時的財產並承擔責任，因此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能力。[13]刑事責任能力嚴格按照行為人犯罪時的刑事責任能力來判斷。如果犯罪時已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但犯罪時已達到，行為人仍不負刑事責任。
(四)自身責任的嚴格程度不同。
現代法律的壹大進步是明確了自我責任原則。行為人的行為不是完全確定的，而是行為人自願選擇的。如果他出於意誌選擇了違法行為，他就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自責原則在民事和刑事領域都得到了貫徹，但在刑法領域，顯然更強調個人責任，並全面嚴格地貫徹。
在侵權法中，自己的責任是最基本的，但在特殊侵權領域，自己的責任可能會大大減輕。如果行為人無責任能力，承擔責任的往往是監護人；此外，各國還規定了雇主侵權的替代責任(雇主責任)。
在刑事責任上，牽連九族，坐在壹起等野蠻做法早已被歷史所拋棄。現代刑法的基本精神之壹是“止罪”，不亂罰無辜。刑事責任是壹種嚴格的、絕對的個人責任，只能由犯罪分子承擔，不可替代。
筆者認為，這是由刑事責任比民事責任更嚴厲這壹事實決定的。犯罪行為是破壞社會秩序的最嚴重的行為，會造成嚴重的危害結果。因此，必須追究肇事者的嚴重法律責任。只能通過剝奪犯罪分子的某些權益，包括財產、人身自由、政治利益甚至生命來進行規制。刑事責任的時間範圍不僅是刑罰執行期間，還包括執行後的壹段時間，甚至是終身。在社會意義上，是國家和社會對行為人最嚴厲的負面評價和剝奪。因此，刑事責任的適用應當非常謹慎。因為沒有對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進行指責和譴責，所以行為人的行為當然不應該被追究刑事責任。在很多情況下，侵權責任與其說是壹種負面評價，不如說是壹種損害分配，其承擔方式不會涉及個人的強制、人格的貶低或社會地位的降低，如果由與行為人關系密切的人(通常是監護人、雇主)作為責任承擔人，也不會造成不公平的後果。
四。結論
雖然上述侵權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存在種種區別，但這種區別是不可否認的，否則我們會重蹈不區分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覆轍，但二者之間的種種聯系是不容忽視的，這不僅存在於刑事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競合中，也存在於二者目的和功能的趨同中，還體現在刑事責任與侵權責任的沖突中。刑事責任和侵權責任在認定技術和標準上存在明顯差異，對同壹行為責任的存在和大小的判斷非常不壹致。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中，如果行為人被認定無罪，是否足以成為其不承擔侵權責任的理由？如果民事訴訟單獨起訴，民事法院可以無視刑事法院對同壹事實的認定和判決嗎？刑事法庭判決辛普森無罪，民事法庭則判決辛普森承擔巨額賠償義務。美國人之所以接受這個結論，是因為他們對法律和法官有信仰和敬畏，這與法律和文化背景有關。這個問題本身的爭論遠沒有因為這個判決而結束。這些都值得我們進壹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