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亞裏士多德哲學的論文篇壹
亞裏士多德的中道政治哲學
摘 要亞裏士多德倫理學說中壹個最重要的思想是中庸之道，而且這種中庸之道不僅限於倫理學，實際上也成了他的社會政治思想的壹個核心原則。他總結希臘人的生活之道，無論在個人行為還是在城邦生活中，過與不及都不合乎理性，也不能培養善行和達到幸福。
關鍵詞亞裏士多德;理學說;善;中道;政治哲學
壹、政治學乃最高的善的學科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亞裏士多德的倫理學說沒有什麽特別的哲學性，只不過是觀察人事的結果罷了。?以前我沒讀《尼各馬可倫理學》之前，也同樣帶有這樣的偏見。覺得倫理學早就分出去了，真正有哲學趣味的只有亞裏士多德的《範疇篇》和《形而上學》。但當我讀完《理想國》、《尼各馬可倫理學》和《政治學》後，發現真正的哲學思想是來源於實踐，離不開人類的生活。羅素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大概是站在邏輯實證主義的立場上看待哲學的緣故。
將研究人的行為規範與道德的哲學定名為?倫理學?是從亞裏士多德開始的。亞裏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二卷第壹章區分理智的品德和倫理的品德時說：?理智的品德是由於教導而生成和培養起來的，所以需要時間和經驗。倫理品德則由風俗習慣沿襲而成，所以?倫理?這個名稱是由?習慣?這個詞略加改動而產生的。由此可見我們的倫理品德不是自然生成的，因為自然生成的東西是不能改變它自己的本性的，例如石頭的本性是向下降落，縱然妳將它向上拋擲壹萬次，也不能讓它習慣上升。所以我們的倫理品德既不是出於自然本性的，也不是違反自然本性的，而是我們自然地接受了它們，又通過習慣使它們完善的。?由此可知，倫理道德是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行為規範，倫理是做的、行動的知識，只能在生活習慣中完善起來。
《尼各馬可倫理學》全書十卷，內容可以分為(壹)第壹卷至第三卷第五章是倫理學總論，討論?善?是什麽，倫理品德是什麽，以及中道、選擇和意誌等問題;(二)第三卷第六章起到第四卷討論各種個人的品德如勇敢、節制等;(三)第五卷專門討論正義;(四)第六卷討論道德和理性、實踐智慧;(五)第七卷討論自制和不自制;(六)八、九卷討論友愛;(七)第十卷又回到總論，批判當時流行的各種有關快樂的學說，提出思辨生活是最高的幸福。
《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壹卷第壹章開宗明義地說：各種技藝、知識、行為和考慮都以某種善為目的，善是壹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目的論色彩)。我們試想：如果在實踐中有壹種僅僅以它自身為目的，其他壹切都是為了它，而它卻不以其他東西為目的，那?它?是什麽?它必定是最高的善。因此，如果人們努力探求關於這種最高的善的知識，必定給實際生活帶來重大的影響，亞裏士多德認為研究最高的善的學科也就是政治學(是實踐知識方面的最高學科，不是從理論知識角度談的)。他說：正是政治學規定城邦需要哪些知識，哪壹部分人應該學習哪壹部分知識，學習到什麽程度。我們看到那些高貴的才能如戰術、理財和演講術都從屬於政治學，為政治學服務。政治學還規定了我們應該做什麽和不應該做什麽，因此這門學科的目的便包括了其他壹切學科的目的，因此人們的善也就是政治學的善。個人的善和城邦的善即使是相同的，但是獲得和保持城邦的善顯然比個人的善更大更完滿。壹個人獲得善是有價值的，但為了民族和城邦獲得善，更加光榮，更加神聖。所以最高最有權威的知識應該是政治學。
如上面所言，既然壹切知識和行為都以某種善為目的，那麽政治學要達到目的(即最高的善)是什麽呢?亞裏士多德認為無論是誰也會承認那個目的就是幸福。然而，關於何為幸福，卻是壹個有爭議的問題。亞裏士多德說明了最高的善即幸福不是壹般人認為的享樂、榮譽或財富，又不是柏拉圖所說的?善的理念?，而是符合最好的最完善的品德的活動。
亞裏士多德提出的這種幸福觀和當時壹般人對於幸福的看法是很不壹樣的。古希臘人普遍認為壹個人的命運是多變的，幸福或不幸福是來自機遇，人們只能消極地接受它。希臘史詩和悲劇中就充滿了這類故事。
既然幸福是符合最高的最完善的品德的活動，那麽怎樣的品質才是合乎道德的呢?亞裏士多德指出，倫理品德有這樣壹種性質，它們總是被過度或不足所破壞。壹個人在恐懼、勇敢、欲望時都會感到痛苦或快樂，或多或少會處理不好，造成過度或不及;只有在適當的時機，對適當的人和對象，以適當的方式去處理，才是最好的，這就是選擇適度的中道。
二、最好的政治制度由中產者執政
亞裏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說過：好的品德在於實行中道，這個原則在城邦生活中也可以適用。
《政治學》第四卷第十壹章開始討論對大多數城邦說什麽是最好的政體，對大多數人說什麽是最好的生活?亞裏士多德說這不是通常人不能接受而只有具有天賦並受過特殊教育的人才能達到的標準，也不僅是有雄心壯誌的人提出的理想國，而是大多數人能夠實踐的生活以及大多數城邦能夠實行的政體。這就是現實的政制。
壹切城邦中的公民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最富的，最窮的，以及處於二者之間的中產者。他認為中產者最能服從理性，而出身在財富上趨向兩極的人都是不聽從理性指導的。極富者逞強放肆，極貧者懶散無賴，無論在軍事和文職機構中，他們都很難管束，容易對城邦造成大害。亞裏士多德認為壹個城邦作為壹個***同體存在，應該盡可能由平等或相等的人組成，中產者最具備這樣的特征。只有由中產者組成的城邦才能得到出色的治理，也最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中產者是最安分守己的，這樣的城邦是最平穩的。
所以亞裏士多德認為最好的政治***同體應由中產者掌權。凡是中產者強大到超過兩個極端的富人和窮人時就可以防止政權向極端方向轉變，而由富人掌權的就成為極端的寡頭制，由窮人掌權的就成為極端的民主制，這二者都可能變成最壞的僭主制或暴君制。而且只有這種合乎中道的政體可以排除黨派之爭，凡是中產者龐大的地方都較少黨爭。大邦比小邦少有黨爭，因為在大邦內中產者人數較多，而小邦的公民往往不是富人便是窮人，中產者微不足道。
民主政體比寡頭政體更加穩定持久，就是因為在民主政體中的中產者的人數和地位都超過了寡頭制;如果民主政治中的中產者人數較少，窮人占絕對優勢，內戰就很快發生，城邦也就解體。亞裏士多德認為可以作為證明中產者優越性的事實是：很多優秀的立法家都出身於中產的公民，如梭倫和萊克古斯。
亞裏士多德說，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麽現在大多數城邦不是民主制就是寡頭制的原因了，因為大多數城邦的中產者人數不多，富豪或平民的任何壹方占據優勢，便會壓迫中產者，將政體拉向自己壹方，建立寡頭制或民主制。好比當時希臘稱霸的兩個大城邦雅典和斯巴達，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堅持自己的政體，壹個鼓勵民主制，另外壹個鼓勵寡頭制，之照顧本邦的利益，而不照顧各邦的公***利益。亞裏士多德認為正是由於這些原因，中間形式的政體***和政體很少出現，只有在少數城邦出現過。
亞裏士多德還指出：無論建立哪壹種政體，立法者都得照顧中產者的利益，即使制定了民主制性質的法律，也要將中產者拉攏到政權中來。當中產者超過其余兩部分或其中之壹時，政體就有可能保持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