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20年過去了，作為蘇聯法權和實際繼承者的俄羅斯，在1991年那場風暴過後發生了什麽變化？
這不僅是我國學術輿論界所普遍關註的，也是我國廣大民眾所關心的問題。
不過，這是壹個十分厚重、容量巨大的題目。在此我們只能就其主要方面，盡量加以簡要闡述。首先，必須對“俄羅斯”這壹行為主體加以限定，這裏僅僅局限為從葉利欽、普京到梅德韋傑夫為代表的俄羅斯領導集團及其所體現的社會主流，是怎樣對待並消解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的。
以下分析主要著眼於蘇聯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體制的教訓本身，看看俄羅斯領導集團對此采取了哪些主要的對策和措施，來消解蘇聯解體的教訓。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政治體制改革
蘇聯政治體制高度集權，蘇***獨攬壹切大權，嚴重缺乏監督，致使內外政策和社會問題產生種種嚴重弊端。葉利欽及其集團執政後，另起爐竈。首先宣布蘇***非法，從上到下將其解散。接著取消了蘇聯黨政的壹切機關設施，用新建的壹套政治設施加以取代。他用三權分立的“總統—議會制”國家，完全取代了蘇聯名為聯邦制、實為“單壹制”的聯盟國家。
1993年後，葉利欽通過修改憲法，建立了高度總統制化的半總統制權力機制，在中央壹級加強了權力，各地區行政長官則實行直選制，使得分立傾向加重。這樣，俄羅斯聯邦就面臨著分崩離析、走向解體等現實危險。
與此同時，經濟危機撲面而至，社會全面自由化和“休克療法”改革造成的混亂，使各種社會危機全面爆發，民眾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社會保障體系崩潰，居民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證。加上蘇聯時代遺留下來的缺乏監督、權力尋租、權錢交易和制度瓦解致使的法制崩壞，俄羅斯警匪勾結、腐敗成風。在其統治難以為繼的情況下，葉利欽交出權力，普京時代來臨。
普京接管權力後，實行鐵腕整肅政策。針對葉利欽時期的亂象，他收回地方權力，實行“新中央集權”政策，取消了地方行政長官的直選制，改行地方行政長官由總統提名、由地方立法機構確認的產生辦法，制止了外高加索和其他壹些邊緣地區的分立主義傾向。
接著，普京改革了政黨制度，組建統壹俄羅斯黨為“政權黨”，又推動公正俄羅斯黨的建立，把它作為主導政黨的“第二種”政治力量，並提高議會黨門檻，將得票率由5%提高到7%，避免了小黨對議會的介入。他改變了葉利欽時期總統不加入政黨，淩駕各黨之上的做法，他本人加入統壹俄羅斯黨，並擔任該黨黨首，形成壹黨獨大，多黨並存的政黨體制。此外，普京還進壹步把葉利欽推行的西方式自由民主改變為“可控民主”，取消了諸多方面的民主機制。這壹系列政策措施，被反對派指責為改革的倒退和專制體制的“復歸”。“梅普組合”聯手執政後，有跡象表明，梅德韋傑夫與普京在執政理念上逐漸出現分歧，新總統又重新強調“政治民主化”，主張經濟現代化與政治民主化密不可分。同時，還提出改善多黨制，加強政黨競爭。這些主張的提出，使梅德韋傑夫在2010年10月公布的民調中幾近追平普京，前者的民意支持率為76%，後者為77%。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俄羅斯的政治走向又開始向政治民主化的方向擺動。總體而言，從葉利欽到普京，只是構建了俄羅斯政治體制的大體框架，並未來得及對政治體制進行細密、周詳和深入的改革。壹黨獨大，無法展開正常的競爭，監督的有效性受到極大限制;法制不完善，人治盛行，國家壹如既往地進行幹預等等，都是政治體制方面的問題。因為政治體制改革不到位，還留下許多制度和法治漏洞，造成目前腐敗還不能被有效制止。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在經濟方面，國有制、計劃經濟、優先發展重工業、重官輕民，嚴重忽視民生的發展模式，給蘇聯的發展帶來了嚴重弊端，造成經濟結構失調，發展動力不足，民用工業品供應緊張，民眾生活水平低下。葉利欽在1991~1992年間采納蓋達爾的激進改革政策，即“休克療法”，放開價格，外貿自由，實行證券私有化，建立了以全面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由於私有化條件不公和倉促行事的政策措施，在消除外貿赤字的同時，導致物價飛漲，居民生活急劇下降，引起社會嚴重不滿和動蕩，同時使得民眾財富被少數人“鯨吞”，造成“壹小撮人”暴富，出現“寡頭”對經濟、政治和傳播媒體的壟斷，形成“寡頭資本主義”。普京接手政權後，拋棄了葉利欽時期照搬西方市場經濟模式的做法，從本國具體國情出發，以建立強大經濟為出發點，對經濟戰略、經濟政策進行了全面的、根本性的調整，形成以經濟增長為導向的混合市場經濟模式。他重拳整肅“寡頭”，奪回了他們侵吞的企業，重新實行國有化，壹些企業被國家或國家控股企業兼並，國家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或企業的控制加強，這壹進程被學者稱為是“國有化”或“再國有化”。普京不僅制止了經濟下滑的勢頭，還促進經濟連年發展，2000年~2007年俄羅斯年均增長達7%，2007年甚至加速到
8.1%。經濟形勢的好轉，特別是世界油價的飆升，使得俄羅斯的財政收入激增，國家大幅度提高了養老金和工資額度，改善了居民生活;同時，在教育、住房、醫療改革上加大投入，基本做到了普京在國情咨文中所許諾的讓人們“有學上，有房住，看得起病”。然而，為照顧民生，普京及其執政集團無暇顧及、也忽略了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這些在蘇聯時期就存在的老大難問題依然如故。這種情況使俄羅斯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因油價大落而遭受重大打擊，造成國民收入銳減
7.9%。這表明，俄羅斯的經濟轉型仍然是壹個長期而艱難的進程。這種局面讓新任總統梅德韋傑夫感到俄羅斯經濟轉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因此提出了由資源型經濟向創新型經濟轉變的任務。為此，梅德韋傑夫總統成立了俄羅斯經濟現代化和技術發展委員會，確定以國家經濟現代化和技術革新為優先方向，重點解決醫療、信息、航天、電訊和節能等領域的創新問題。但學術界認為，俄羅斯仍然面臨著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和結構調整的兩難局面，當石油天然氣價格上升、經濟好轉時，只顧資源性產業的發展，缺乏發展創新型產業的積極性和動力，而當資源價格下跌，財政緊張時，又缺乏資金用於創新型產業的發展。因此，俄羅斯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任務，任重而道遠。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文化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革在文化意識形態管理方面，蘇聯的文化統治主義曾長期束縛、禁錮人們的精神世界，壓制科學文化和思想理論的創新，缺乏必要的改革理念，造成改革屢改屢敗;同時，打壓科技理論的發展，帶來科技的落後，最後使蘇聯在國際競爭中敗北。葉利欽在戈爾巴喬夫推行民主化、公開性，取消書報檢查制度的基礎上，遵循西方的自由民主化理念，進壹步推行自由化改革，大力推進意識形態多元化，實行出版、言論、集會遊行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放開宗教活動，使俄羅斯在政治精神文化活動方面達到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但這個時期的經濟危機、社會混亂和法制崩解，嚴重威脅著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精神文化上的自由民主大打折扣，令人們對走西方民主道路大失所望。普京上臺後，從葉利欽所代表的激進民主派向著中間路線靠攏，逐漸修正了俄羅斯的發展方向。首先，他把葉利欽的西方民主調整為“可控民主”，又進壹步由此發展為——依據俄羅斯具體國情，拒絕聽從西方，維護本國主權的所謂“主權民主”，並把這種民主與民族愛國主義相結合，確定為國家意識形態。其次，在經濟上制裁“寡頭”，同時從這些“寡頭”手中奪回對大眾媒體的控制，掌控了輿論話語權。再次，將遊行集會法制化，規定了群眾遊行示威的申報批準制度，限制了反對派的活動範圍。最後，在青年學生的思想教育方面，2007年6月，普京在接見全俄人文及社科教師會議代表時，對修訂歷史教科書問題提出了符合“教育標準”的壹系列要求。普京的上述方針政策，與他在政治體制方面的“新中央集權”政策壹起，被西方學術界指責為是民主的“倒退”和向專制主義的“復歸”。梅德韋傑夫上臺後，又強調建設俄羅斯“民主國家”的方針，把“政治民主”提上了重要日程。他口頭上雖然不同意有關俄羅斯“沒有民主”、“獨裁主義”仍然“占統治地位”的言論，實際上又向政治民主化壹邊移動。2010年9月，在雅羅斯拉夫爾舉行的主題為“現代國家：民主標準和效率準則”的世界政治論壇上，梅德韋傑夫發表講話，闡述了他對民主的深刻見解，指出：俄羅斯“正在轉向民主的新水平”，“改善民主制度問題”，始終是擺在人們面前的問題，必須由人們自己解決。數百年專制主義的歷史傳統，決定俄羅斯民主探索的道路是崎嶇不平的。種種情況表明，俄羅斯走上民主化的正常軌道，必將不是壹帆風順的，還會有遙遠曲折的道路要走。俄羅斯消解蘇聯解體教訓的根本是如何對待斯大林體制模式從葉利欽、普京到梅德韋傑夫，歷屆俄羅斯領導人對待蘇聯政治經濟體制和思想文化管理模式的弊端和歷史教訓的態度及消解措施，歸結起來，是壹個如何對待斯大林體制模式，如何對待斯大林個人崇拜遺產的問題。葉利欽及其主要代表的極端民主派，對斯大林體制模式和斯大林遺產的態度是眾所周知的，就是全面否定並徹底摧毀，走西方自由民主道路，通過建立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來消解斯大林主義的全部遺產。普京時期，為消除葉利欽自由主義激進改革所造成的混亂和惡果，把改革調整為中間路線和保守主義的漸進式改革，以鐵拳出手，重振大國、強國地位。普京把斯大林作為鐵腕和強權治國的符號，做了比以前更為客觀和理性的評價，特別從衛國戰爭勝利的視角肯定了斯大林，但對斯大林的國內政策，對其“專制主義”的體制模式，則是否定的。梅德韋傑夫在2010年5月7日接受俄羅斯《消息報》記者訪談時，關於斯大林“罪行不可饒恕”的宣示，和俄羅斯國家在偉大衛國戰爭勝利65周年慶祝活動中不提斯大林名字、不準出現斯大林肖像等壹整套處理方式，表明俄羅斯領導和俄羅斯政府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斯大林的評價，基本上是連續壹貫的，沒有發生大的起伏。把“去斯大林化”與梅德韋傑夫以世界金融危機為背景，於2009年在《俄羅斯，前進!》壹文提出的“新現代化方針”聯系起來，有學者將其界定為“去斯大林化的現代化”。所謂“去斯大林化的現代化”，就是意味著擺脫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擺脫蘇聯時期主要是斯大林時期“國家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發展觀，否定斯大林模式的社會政治制度和文化體制，改善與西方的關系，堅定不移地實行務實開放的對外政策，掃除現代化的障礙，在俄羅斯開辟不同於蘇聯時代的、新的現代化道路。
來源：決策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