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農民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土地'，因而1979年後，土地承包和生產責任制的實行在農村掀起了壹次經濟和精神上的巨大變革。許多敏感的作家便抓住擁有土地支配權後農民的新狀態進行了大量的創作。
在這期間，農村改革小說的代表作如：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何士光的短篇小說《鄉場上》、張壹弓的短篇小說《黑娃照像》、張煒的中篇小說《秋天的憤怒》、蔣子龍的中篇小說《燕趙悲歌》、賈平凹的中篇小說《臘月．正月》、《雞窩窪的人家》等。
縱觀農村題材的改革小說，可以發現初期作品往往是簡單的'壹片光明'，隨後壹些作家開始致力於揭示農村改革中所受阻力並剖析其產生的原因，壹些優秀之作甚至觸及到在改革中發生變異的中國農民的'傳統文化心理'層面。這壹過程，是不斷深化的。
如早期出現的短篇小說《鄉場上》（1980,8）講述不再靠借貸度日的農民馮幺爸，終於挺直了彎了多年的脊梁、《黑娃照像》（1981,7）表現有了壹定經濟能力的農民對精神地位的追求；其後出現的壹些作品則開始展現改革的阻力，如《秋天的憤怒》塑造了儼然壹方宗主的農村幹部肖萬昌的形象、《燕趙悲歌》在農民改革家武耕新頭頂上設置了重重關卡；在賈平凹的小說中，改革的阻力則不僅來自於國家政體的壹些弊端，農民在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積澱下自身形成的頑固惰性也是阻礙改革的重要原因，如《臘月?正月》中描述了鄉儒韓玄子對'致富'後的王才不可理喻的百般刁難－－前者與後者從前並無任何矛盾，他之刁難後者表面上看來只是出於對'奸商'發財的不滿與嫉妒，對自己地位受到侵犯的擔憂而已，但實際上則反映出中國長期以來宗法制社會殘留下來的傳統文化心理，在面對新的社會體制時因感受到強烈的沖擊 相對於農村來說，城市的改革更加繁雜艱難，因而作家們反映城市改革的小說作品也更為多樣、深刻。城市題材的改革小說涉及的領域上至國家的要害行政部門，下至街道小廠、普通人的內心世界，反映出作家對社會、時代的廣泛思索。
在這類作品中，張潔的《沈重的翅膀》、張賢亮的《男人的風格》、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等都較為優秀。其中柯雲路的長篇小說《新星》反響最大。這部小說以明朗的語言風格，描寫三十二歲的李向南受命到古陵縣擔任縣委書記後，采取的種種雷厲風行的改革手段及因此與反對派間產生的種種矛盾糾葛。小說主體上采用了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但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帶有明顯的英雄主義色彩。在小說結尾，當李向南在副書記顧榮千方百計的阻撓中陷入困境時，作者安排他到北京尋求幫助，這個開放式的結局給讀者留下許多聯想的余地，也使李向南的改革避免直接陷入絕望，從而給小說增添了壹點亮色。顯然，這部作品延續著傳統的革命浪漫主義的創作風格，而這種明朗的色調，的確給作品增添了極大的可讀性，由該作改編同名的電視連續劇因此在1984年創下了全國最高的收視率。
在關註城市改革題材的作家中，蔣子龍因其在獨特的經歷而創作出大量傑出的作品，從其作品的發展變化上看，他的創作可以說涵蓋了整個改革文學思潮的過程。
早在1976年初，蔣子龍就已經在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壹天》中，塑造了壹個支持技術革新的領導形象，這篇作品因當時嚴峻的政治環境而受到了批判。1979年7 月，蔣子龍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揭開了“改革文學”思潮的序幕。小說描寫某電機廠內部改革中所遇到的種種矛盾與阻力，作品中那位大刀闊斧、銳意改革的電機廠廠長喬光樸激起了全國上下的改革熱情，以至許多工廠掛出了“請喬廠長到我們這裏來！”的長幅標語。《喬廠長上任記》雖然在藝術上還顯得比較粗糙，但作者的激情無疑彌補了這壹點，而且主人公喬光樸的形象以其“硬漢子”的性格力度和改革家的膽識與氣魄也備受讀者的喜愛。此後，蔣子龍又先後創作了《壹個工廠秘書的日記》、《人事廠長》、《開拓者》、《狼酒》、《拜年》、《收審記》、《赤橙黃綠青藍紫》等壹系列反映工業領域的小說作品。不久又拓展題材範圍，將目光延伸到商業、農業的改革上，創作了《鍋碗瓢盆交響曲》、《燕趙悲歌》、《陰差陽錯》等小說，其中長篇小說《蛇神》已經將作品重點由對事件的描劃轉向對個人性格的刻畫。這以後創作的《尋父大流水》、《子午流註》、“《饑餓綜合癥》系列”等作品，蔣子龍的創作風格開始發生轉變，作品中塑造的形象由“主動進攻型”的強者轉向“被動承受型”的小人物，顯示出作者隨著人生閱歷的增加產生的命運無奈感。此時作者的創作已經不再有改革小說中的風發意氣，但卻明顯增加了對社會問題思索的深刻性。
蔣子龍的改革小說，大多是自上而下正面描寫改革中的各種舉措及矛盾阻力，相比之下，鄧剛的中篇小說《陣痛》則采用了壹個比較新鮮的角度，側面描寫置身於改革潮流中的基層人員，尤其是那些看來遭到了“改革大潮”拋棄的社會成員的內心狀態。小說展示了以郭大柱為代表壹群曾經“以工代幹”的舊日時代驕子，在車間實行承包後因不懂技術而被淘汰後的內心痛苦與仿徨。與那些懶惰倒蛋分子相比，這些人無疑是優秀的，他們曾經努力地去完成領導交給自己的任務，如畫宣傳畫、進行講演，他們曾經毫不懷疑自己的存在價值，正因為如此他們遭受被時代淘汰的命運時才更顯得可悲。他們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但承受這惡果的卻只能是他們自己，小說用郭大柱選擇給工人們送茶水後的表現來暗示他未來的命運將把握在自己手上，只要他努力，他將趕上這個時代的發展，成為改革大軍中的壹員。這也就是小說題目的寓意：“改革帶來的陣痛是不可避免的，但卻是暫時的”。這篇小說對人物心理發展的描寫雖然不夠細致深入，但作者表現改革問題的切入角度和對人物命運的展示卻是比較獨特的，因此這部作品也被視為是改革文學成熟過程中的壹部代表作。在城市題材改革文學的深化過程中，陸文夫的《圍墻》也是應當提到的壹篇作品。某設計所舊圍墻倒塌，新墻的高度、樣式、質料成為所裏上下的中心議題，人們分成了幾大派別，甚至有人在發表意見時拉扯上了“大觀園”，意見不能統壹，結果大家不歡而散。不料星期壹上班來時壹堵新墻竟然已經樹立起來，於是心有不甘的人們開始把矛頭指向辦事麻利的行政科馬而立，壹致抨擊新圍墻的樣式、功能及其他。不料在建築學年會上外地來的學者卻眾口誇贊圍墻的獨特風格，於是壹時間這堵圍墻又成了所有設計所成員的合作結晶，每個人都開始盤算如何在學術總結中加入自己的壹份功勞。
這是壹部帶有調侃性質的中篇小說，陸文夫用詼諧幽默的語言，描寫了壹個近乎鬧劇的故事，然而這個鬧劇卻又具有可悲的真實性：在現實生活中，“穩妥”確實“往往是緩慢的同義語”，而像馬而立這樣因工作中的幹練與麻利被視為毛毛燥燥、辦事不穩的人又何在少數？人們的精神被異化，人們心目中判斷事物的價值尺度已經顛倒。陸文夫說過：“我造墻的目的在於拆墻；造壹堵有形的墻，拆壹堵無形的墻，即拆掉那些緊緊困住我們的陳規陋習和那奧秘無窮的推拉扯皮。若幹年來，我覺得到處都會碰上這堵無形的墻，弄得人壹籌莫展，啼笑皆非。” 在這篇小說中陸文夫就是試圖以嘲諷的方式，揭示現實生活中已經被人們習以為常的壹些弊端，如臃腫機構中的慢性綜合癥、誇誇其談的惡習、以貌取人的世俗偏見、無功請賞的鄙俗心理，並力圖根除它們。可以說陸文夫的改革矛頭是指向人們的社會文化心理層面的，與僅僅描寫保守阻力的改革作品相比，他的思索顯然要深入得多。
改革小說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真正全面鋪開後，逐漸減掉了它的銳氣，作家們開始比較平和地反映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生活狀況，改革文學作為壹種文學思潮也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但由於社會變革並未從此停止，因而這類題材的創作仍然不時出現，如遠山、純輝合作的中篇小說《反水》就是是壹部反映九十年代經濟體制改革作品。小說通過原附屬“海峽集團”的“卓越公司”董事長淩銳在接管整個集團，出任總經理職務後，為了考慮集團的全局利益而損及自己壹手建立的“卓越公司”，並因此與原來配合默契、親如兄弟的助手歐陽凱及其他夥伴之間開始出現裂痕，最後雙方分崩離析的過程，反映出當前改革問題的尖銳性與復雜性。在小說最後，經過艱難的整合，原來機構臃腫的“海峽集團”終於上了軌道，淩銳也如願以償步入政界，升任團省委書記；歐陽凱則在“反水”（脫離集團）後，成為“二十壹世紀電腦公司”的總經理，帶領壹班弟兄使事業蒸蒸日上。所有人似乎都萬事如意，但淩銳與歐陽凱之間的友誼卻就此終結，而且兩個人似乎也並無遺憾。新的經濟組合使他們各自有了新的“朋友”，但讀者卻不禁為這種友誼的變遷而感到失落。另外，結尾交待了壹個新的消息：歐陽的公司也有人“反水”了！離開的人正是當年堅決擁護歐陽與他並肩作戰的夥伴。這看似無意的壹筆，卻顯然暗示出在新的經濟關系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已經無法用“信譽”、“友誼”等傳統道德約束，“利益”的比重才是決定壹切關系的法碼。
在這篇小說中，改革主要阻力已經不再來自傳統的保守派，而是同樣積極參加這場改革的新人物們，因從不同角度考慮利益問題而產生了種種矛盾。這裏已經很難簡單地判別善與惡、正義與卑下，而只能在紛繁的快節奏中，見出人們復雜多樣的思考與心態。
另外，陸天明發表於九十年代的長篇小說《蒼天在上》也是壹部反映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作品，小說因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而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這壹方面說明“反腐倡廉”口號的深入民心，另壹方面也證明高科技媒體在當下社會的強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