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的魯國，有壹位名叫公儀休的博士，因為德、才兼優而被選拔為魯國的宰相。
公儀休喜歡吃魚，有人就送魚給他，他拒而不受。送魚的人說："聽說妳喜歡吃魚，為什麽不肯接受我送的魚呢?"公儀休說："正因為我喜歡吃魚，所以更不能接受妳的魚!我現在做宰相，買得起魚，自己可以買來吃，如果我因為接受了妳送的魚而被免去宰相之職，我自己從此就買不起魚了，妳難道還會再給我送魚嗎?這樣壹來，我還能再吃得到魚嗎?因此，我是決不能接受妳送的魚的。"
公儀休嗜魚的故事，講的是很實在的小道理：受賄就要丟官，丟官以後，人家當然不會再送賄賂給妳，妳自己卻又因為失去了俸祿，什麽愛好也都無法實現了，因此，受賄是不合算的。公儀休是出身魯國的博士，魯國的博士或當為儒生，公儀休在這裏所講的道理，卻又不同於儒家的那些從高起點出發的大道理。不過。這裏講的小道理，卻很實在，人人能算這筆賬。如今那些被關在監獄裏的貪官們，原來都是有地位的官吏，他們原先的薪金本是可以享受不錯的生活，如今要想自由地享受其本來應得的薪金，還能夠嗎?
儒家是壹個起點很高的學派，孔子的"士誌於道"，孟子的大丈夫精神，培育了中國歷史上無數的誌士仁人，造就了大批的魯迅先生稱之為"中國的脊梁骨"的偉大人物，這是壹部二十五史，以確鑿的史實昭示我們的，任誰也無法否認。但是，我們又要看到，人總是分為不同層次的，官吏也不例外，儒家學說中，又有著類似公儀休嗜魚這樣的針對起點不是很高的壹般官吏的廉政理論和故事，這說明儒家廉政理論的務實性與多層次性。因為，儒家學說是用世的學說，凡用世的學說，則除了培育高層次的、先進分子的理論外，還要有針對普通壹些的人們的理論，才能完備而切合於實用。這是我們今人應該從儒家學說中學到的東西。
其實，不僅是廉政的思想，就是壹般的道德教育，也不能僅僅考慮到先進分子，而是應當給壹般的普通人以更多的關註。因為先進分子往往是少數，如果道德教育只著眼於先進分子，並且把教育先進分子的道理用之於普通群眾，則這樣的教育就會流於形式，不著邊際。儒家廉政道德教育的多層次性，實與儒家壹般道德教育的多層次性密切相關。這可能是道德教育當中的壹個相當值得關註的題目。
公儀休擔任魯相以後，規定魯國壹切做官的人，不得經營產業、與民爭利，他認為，做官的人，是在大的方面已經得到利益了，民眾力農、務工、做生意，是取得壹些小利，受大者不得再取小，因此，做官的人是不能兼做生意的。
公儀休自己也是身體力行的。他自家園子裏長的冬葵菜，很好吃，他就把這些冬葵萊全拔掉了；他家中的妻子織布自己用，他就把織布機燒了，叫妻子回娘家。他說："如果我們做官的人家都經營產業，農工婦女生產的東西賣給誰呢?"
這則故事，與前述公儀休嗜魚的故事，完全不同。公儀休嗜魚的故事，講的是壹個很務實的道理。而這則故事，調門是非常高的，高得幾乎可以說是不近人情。種得好好的冬葵菜要拔掉，自己妻子織布，就去織休妻。這壹切，則又都是為了堅持做官的人不經營產業的原則。這也就是說，吃自己種的菜，穿自己織布做的衣服，就會和做官的人不能同時經營產業的理論矛盾，因此，壹個人壹旦當了官，就必需堅決拔葵去織，雖不近人情亦在所不計!
這則故事，未見於先秦典籍。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早記載這則故事的典籍，就是司馬遷的《史記》。不過，在《漢書．董仲舒傳》所載的，董仲舒回答漢武帝問題的、俗稱為《天人三策》的對策(皇帝的簡短詔書，稱做"策"，臣下上書回答皇帝詔書中提出的問題，稱"對策")中，我們卻看到了同樣的內容。司馬遷是董仲舒的學生，所以，分析下來，司馬遷在《史記?循吏列傳》中所述的這則故事，應當是從老師董仲舒那裏聽來的。這個情況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在這則故事中，何以會有壹些不近人情的內涵。它實際上是董仲舒師承的那些治《春秋公羊學》的儒家學者們，在壹代又壹代的口耳相傳中，保存下來的歷史素材。口耳相傳的東西常不如書面的東西那樣穩定，在口耳相傳中，往往會經過種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加工，有點像民間故事那樣。不過，學者當中口耳相傳的歷史素材，同民間故事又有些區別，民間故事在口耳相傳中往往會不斷增強其藝術性、故事性，而學者當中口耳相傳的歷史素材，則往往會在強調其某壹方面的思想內涵而使故事情節有所變化，使其近於寓言。
那麽，在公儀休的這種不近人情的行動中，所強調的，是壹種什麽思想呢?這就是官吏不得同時經營產業的思想。這卻是儒家為官守則當中的壹個極其重要的觀點，，說清楚了這樣壹個背景，我們就可以進壹步觀察壹下，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策問的對策中，是怎樣發揮儒家的這壹理論的?我們現在把董仲舒對策中的這壹看法，大致譯為白話：
"上天也是有分寸的啊!長有牙齒的猛獸就不再長角，長有翅膀的鳥類就只有兩只腳，這就是受大者不得再取小的原則啊!"
"古代做官的人，就不再以力取食(指農工業)，亦不再經營商業，這也是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若是已經受大，又再取小，上天也做不到，何況人呢! 這就是民眾之所以經常發出愁怨、嘆苦不足之聲的原因啊!身寵而居高位，家溫而食厚祿，乘著富貴的資力，而與民眾爭利於市，民眾怎麽能爭得過這些官僚們呢?所以壹批官僚們，眾其奴婢，多其
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蓄其積累，追求這類富裕的資產，沒有止境，以此迫促民眾，民眾的日子壹天不如壹天，漸漸走向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在上者不去救助他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就會連死都不怕，怎麽會不去犯罪呢?這就是用刑越重而奸邪越是無法控制的道理啊!"
"所以，拿俸祿的人家，就只該靠俸祿生活，不得與民眾爭營其他產業，然後利益才能平均分布，百姓始能家給人足。這是上天之理，也是遠古之道，天子應當效法此理定為制度，而大夫應該遵循此理指導自己行動。所以公儀子相魯，看到妻子織布就怒而出其妻，吃到冬葵菜就惱而拔其葵，說：'我已經拿了俸祿，難道應該再要去搶奪農夫工女的利益嗎?'古代居於官位的賢人君子都是這樣做的，所以下面的人佩服他們的德行，就自然地聽從他們的教導，民眾受到他們的廉政作風的影響，自然也不會貪鄙。……由此觀之，天子、大夫者，乃是下民之所註視與仿效，遠方都在從四面看著的人啊!近者視而仿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居賢人之位而與民眾爭利乎?況且急於求財利常恐不足者，是民眾的想法；急於求仁義而常恐不能教化民眾者，才是為官者應有的想法!"
"《周易》說：'負且乘，致寇至。'乘車，是君子(官吏)之位；挑擔，乃庶人(民眾)之事，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禍患必至!如果居君子之位，願為君子之行，那麽，除了學公儀休的樣，別無他途!"這段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官吏與民爭利，就會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形成與加速兩極分化，這對任何社會而言，都是危險的。
這就是公儀休拔葵去織這樣壹則看似不近情理的、帶有寓言性質的故事中，所蘊含的有深度的治國之道。我黨正是看到了這壹點，所以，針對官員經商辦企業曾經三令五申予以禁止，近期又出臺禁止官員在企業兼職兼薪的舉措，所有這些，除了肅貪反腐的需要外，就是為防止官員與民爭利而導致社會兩極分化而采取的治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