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理性法治的立場，刑法的威懾性固然很重要，但真正維護法治權威的，並不是壹味的“快抓快審快判”，而在於司法的獨立性、公正性和嚴肅性。因此，就幼兒園餵藥事件，壹方面，在難定罪的情況下，我們並不贊成只因為這壹事件成為了社會輿論的焦點，就習慣性地啟動刑事追訴程序；另壹方面，在還有其他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我們更對相關法律定責追責的滯緩感到失望。
首先，權利是靠自己爭取的，公民的敢於、善於主動爭取和維護，本身就是對侵權者的壹種震懾，可以起到預防作用。就幼兒園的餵藥事件來說，由於幼兒園的孩子屬於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應由其監護人，即孩子家長代其行使民事權利。幼兒園隨意給孩子餵藥，事先沒有告知和征得家長的同意，顯然已違反了我國的監護人制度，侵害了監護人的知情權。即使沒有嚴重的傷害事實，家長也完全可以以侵害知情權提起訴訟，要求索賠、追究涉事幼兒園相關人員的責任。目前，家長們除了義憤填膺，卻沒有拿起法律的武器，這不能不說是壹個遺憾。
其次，公民的合法權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政府相關部門以監管形式進行的公***服務，如果政府的監管不缺位，侵權發生的幾率就會小很多。幼兒園的餵藥事件發生之後，輿論都在追問：政府的監管去哪兒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規定》，行為人涉嫌玩忽職守，具有下列情形之壹的，應予立案追究，其中就有“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即使達不到追究刑責的程度，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六十壹條也明確規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依法履行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責任……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機關責令改正，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可到目前為止，這方面的進展也是十分令人失望的。
幼兒園餵藥事件已然給孩子和家長造成了巨大的身心傷害，妥善善後是必須的，針對法律空白，盡快立法紮起保護孩子的籬笆，刻不容緩。但是，再完善、再嚴格的法律，也只能起到“籬笆”的作用，不能杜絕問題的發生。除了法律震懾之外，還必須有當事人的敢於、擅於維權，以及政府部門無真空監管的合力，才能最大程度減少或避免問題的發生。如果說當事人的維權，還存在壹個主觀意識問題；那對政府相關部門及其責任人的問責，需要的就只是下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