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蒂先生創建自己的理想生活
——吉姆·多爾蒂
有兩件事是我壹直想做的――寫作與務農。如今我同時做著這兩件事。作為作家，我和E·B·懷特不屬同壹等級，作為農場主，我和鄉鄰也不是同壹類人，不過我應付得還行。在城市以及郊區歷經多年的悵惘失望之後，我和妻子桑迪終於在這裏的鄉村尋覓到心靈的滿足。
這是壹種自力更生的生活。我們食用的果蔬幾乎都是自己種的。自家飼養的雞提供雞蛋，每星期還能剩余幾十個出售。自家養殖的蜜蜂提供蜂蜜，我們還自己動手砍柴，足可供過冬取暖之用。
這也是壹種令人滿足的生活。夏日裏我們在河上蕩舟，在林子裏野餐，騎著自行車長時間漫遊。冬日裏我們滑雪溜冰。我們為落日的余輝而激動。我們愛聞大地回暖的氣息，愛聽牛群哞叫。我們守著看鷹兒飛過上空，看玉米田間鹿群嬉躍。
但如此美妙的生活有時會變得相當艱苦。就在三個月前，氣溫降到華氏零下30度，我們辛苦勞作了整整兩天，用壹個雪橇沿著河邊拖運木柴。再過三個月，氣溫會升到95度，我們就要給玉米松土，在草莓地除草，還要宰殺家禽。前壹陣子我和桑迪不得不翻修後屋頂。過些時候，四個孩子中的兩個小的，16歲的吉米和13歲的埃米莉，會幫著我壹起把拖了很久沒修的室外廁所修葺壹下，那是專為室外幹活修建的。這個月晚些時候，我們要給果樹噴灑藥水，要油漆谷倉，要給菜園播種，要趕在新的小雞運到之前清掃雞舍。
在這些活計之間，我每周要抽空花五、六十個小時，不是打字撰文，就是為作為自由撰稿人投給報刊的文章進行采訪。桑迪則有她自己繁忙的工作日程。除了日常的家務，她還照管菜園和蜂房，烘烤面包，將食品裝罐、冷藏，開車送孩子學音樂，和他們壹起練習，自己還要上風琴課，為我做些研究工作並打字，自己有時也寫寫文章，還要侍弄花圃，堆摞木柴、運送雞蛋。正如老話說的那樣，在這種情形之下，壞人不得閑――賢德之人也歇不了。
我們誰也不會忘記第壹年的冬天。從12月壹直到3月底，我們都被深達5英尺的積雪困著。暴風雪肆虐，壹場接著壹場，積雪厚厚地覆蓋著屋子和谷倉，而室內，我們用自己砍伐的木柴燒火取暖，吃著自家種植的蘋果，溫馨快樂每壹分鐘。
開春後，有過兩次泛濫。壹次是河水外溢，我們不少田地被淹了幾個星期。接著壹次是生長季節到了，壹波又壹波的農產品潮湧而來，弄得我們應接不暇。我們的冰箱裏塞滿了櫻桃、藍莓、草莓、蘆筍、豌豆、青豆和玉米。接著我們存放食品罐的架子上、櫃櫥裏也開始堆滿壹罐罐的腌漬食品，有番茄汁、葡萄汁、李子、果醬和果凍。最後，地窖裏遍地是大堆大堆的土豆、西葫蘆、南瓜，谷倉裏也儲滿了蘋果和梨。真是太美妙了。
第二年我們種了更多的作物，差不多就靠著從自家樹林砍斫的木柴以及僅僅100加侖的燃油過了冬。其時，我開始認真考慮起辭了職去從事自由撰稿的事來。時機選得實在太差。當時，兩個大的女兒肖恩和埃米正在費用很高的常春藤學校上學，而我們只有幾千美金的銀行存款。但我們壹再回到壹個老問題上來：真的會有更好的時機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於是，帶著老板的祝福，口袋裏揣著作為累積津貼的半年薪水，我走了。
那以後有過壹些焦慮的時刻，但總的來說，情況比我們料想的要好得多。為了寫那些內容各不相同的文章，我為《體育畫報》爬進過黑熊窩；為《史密森期刊》替參賽的壹組組狗套上過雪橇；為《科學文摘》調查過尚普蘭湖水怪的真相；為《終點》雜誌在明尼蘇達劃著小舟穿越美、加邊界水域內的公***荒野保護區。
我掙的錢遠比不上擔任全職工作時的收入，可如今我們需要的錢也沒有過去多。我掙的錢足以應付每月600美金的房屋貸款按揭以及壹家人的日常開銷。那些開銷包括了所有支出，如音樂課學費、牙醫賬單、汽車維修以及大學費用等等。至於保險，我們買了壹份低收入者的主要醫療項目保險。我們需要為每壹位家庭成員的任何壹項醫療費用支付最初的500美金。醫療保險則支付超出部分的80％。雖然我們仍要支付小部分醫療費用，但我們的保險費也低--每年只要560美金--而我們給自己生大病保了險。除了這壹保險項目，以及兩輛汽車每年400美金的保險，我們就沒有其他保險了。不過我們每年留出2000美元入個人退休金賬戶。
我們通過節約開支而又不明顯降低生活水準的方式來彌補收入差額。我們每個月仍出去吃壹兩次飯，不過現在我們光顧的是當地餐館，而不是城裏的高級飯店。我們仍去密爾沃基聽歌劇看芭蕾演出，不過壹年才幾次。我們肉吃得少了，酒喝得便宜了，電影看得少了。鋪張的聖誕節成為壹種回憶，我們把完成稿約作為度假的壹部分……
我想，不是所有熱愛鄉村的人都會樂意過我們這種生活的。這種生活需要壹些特殊的素質。其壹是耐得住寂寞。由於我們如此忙碌，手頭又緊，我們很少請客。在作物生長季節，根本就沒工夫參加社交活動。吉米和埃米莉雖然參加學校的各種活動，但他倆大多數時間也呆在家裏。
另壹項要求是體力――相當大的體力。小範圍裏實現自給自足的途徑是抵制誘惑，不去購置拖拉機和其他昂貴的節省勞力的機械。相反，妳要自己動手。我們僅有的機器（不包括割草機）是壹臺3馬力的小型旋轉式耕耘機以及壹架16英寸的鏈鋸。
沒人知道我們還能有精力在這裏再呆多久--也許呆很長壹陣子，也許不是。到走的時候，我們會愴然離去，但也會為自己所做的壹切深感自豪。我們把農場出售也會賺相當大壹筆錢。我們自己在農場投入了約35，000美金的資金，要是現在售出的話價格差不多可以翻壹倍。不過現在不是出售的好時機。但是壹旦經濟形勢好轉，對我們這種農場的需求又會增多。
但我們主要不是為了賺錢而移居至此的。我們來此居住是因為想提高生活質量。當我看著埃米莉傍晚去收雞蛋，跟吉米壹起在河上釣魚，或和全家人壹起在果園裏享用老式的野餐，我知道，我們找到了自己壹直在尋求的生活方式
Unit 2
給人以自由者
——弗格斯·M·博得威奇
我步出這幢兩層小屋，加拿大平原上輕風微拂。我身邊是壹位苗條的黑衣女子，把我帶回到過去的向導。那時，安大略省得雷斯頓這壹帶住著美國歷史上的壹位英雄。我們前往壹座普普通通的灰色教堂，芭芭拉·卡特自豪地談論著其高祖喬賽亞·亨森。“他堅信上帝要所有人生來平等。他從來沒有停止過爭取這壹自由權利的奮鬥。”
卡特對其先輩的忠誠不僅僅關乎壹己之驕傲，而關乎家族榮譽。因為喬賽亞·亨森至今仍為人所知是由於他所激發的創作靈感使得壹個美國小說人物問世：湯姆叔叔，哈麗特·比徹·斯陀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中那個逆來順受的黑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壹人物所象征的壹切在亨森身上壹點都找不到。壹個不願奮起力爭、背叛種族的黑人？卡特對此頗為憤慨。“喬賽亞·亨森是個有原則的人，”她肯定地說。
我遠道前來亨森最後的居所――如今已成為卡特曾管理過的壹處歷史遺跡――是為了更多地了解此人，他在許多方面堪稱黑人摩西。亨森自己擺脫了黑奴身份獲得自由之後，便秘密幫助其他許多黑奴逃奔北方去加拿大――逃奔自由之地。許多人和他壹起在得雷斯頓這壹帶定居了下來。
但此地只是我所承擔的繁重使命的壹處停留地。喬賽亞·亨森只是壹長串無所畏懼的男女名單中的壹個名字，這些人***同創建了這條“地下鐵路”，壹條由逃亡線路和可靠的人家組成的用以解放美國南方黑奴的秘密網絡。在1820年至1860年期間，多達十萬名黑奴經由此路走向自由。
2000年10月，克林頓總統批準撥款1600萬美元建造全國“地下鐵路”自由中心，以此紀念美國歷史上第壹次偉大的民權鬥爭。中心計劃於2004年在辛辛那提州建成。真是該建立這樣壹個中心的時候了。因為地下鐵路的英雄們依然默默無聞，他們的業績依然少人頌揚。我要講述他們的故事。
聽到輕輕的敲門聲，約翰·帕克神情緊張起來。他開門窺望，夜色中認出是壹位可靠的鄰居。“有壹群逃亡奴隸躲在肯塔基州的樹林裏，就在離河20英裏的地方，”那人用急迫的口氣低語道。帕克沒壹點兒遲疑。“我就去，”他說著，把兩支手槍揣進口袋。
20年前，即19世紀20年代，生來即為黑奴的帕克才8歲就被從母親身邊帶走，被迫拖著鐐銬從弗吉尼亞走到阿拉巴馬，在那裏的黑奴市場被買走。他打定主意有朝壹日要過自由的生活，便設法學會了鑄鐵這門手藝。後來他終於靠這門手藝攢夠錢贖回了自由。現在，帕克白天在俄亥俄州裏普利港的壹家鑄鐵廠幹活。到了晚上，他就成了地下鐵路的壹位“乘務員”，幫助人們避開追捕逃亡黑奴的人。在他正前往的肯塔基州，當局懸賞1000美元抓他，活人死屍都要。
在那個陰冷的夜晚，帕克渡過俄亥俄河，找到了十個喪魂落魄的逃亡者。“拿好包裹跟我走，”他壹邊吩咐他們，壹邊帶著這八男二女朝河邊走去。就要到岸時，壹個巡夜人發現了他們，急忙跑開去報告。
帕克看見壹條小船，便大喝壹聲，把那些逃亡黑奴推上了船。大家都上了船，但有兩個人容不下。小船徐徐駛向對岸，帕克眼睜睜地看著追捕者把他被迫留下的兩個男人圍住。
其他的人都上了岸，帕克急忙安排了壹輛車把他們帶到地下鐵路的下壹“站”――他們走向安全的加拿大之旅的第壹程。約翰·帕克在有生之年壹***帶領400多名黑奴走向安全之地。
黑人去當乘務員常常是由於本人痛苦的經歷，而那些白人則往往是受了宗教信仰的感召。在北卡羅來納州長大的貴格會教徒利瓦伊·科芬解釋說：“《聖經》上只是要我們給饑者以食物，無衣者以衣衫，但沒提到過膚色的事。”
在19世紀20年代，科芬向西遷移前往印第安納州的新港（即今天的噴泉市），在那裏開了壹家小店。人們傳說，逃亡黑奴在科芬家總是能得到庇護。有時他壹次庇護的逃亡者就多達17人，他還備有壹組人員和車輛把他們送往下壹段行程。到後來有三條主要路線在科芬家匯合，科芬家成了地下鐵路的中央車站。
科芬經常由於他做的工作受到被殺的威脅，收到焚毀他店鋪和住宅的警告。幾乎每壹個乘務員都面臨類似的危險――或者更為嚴重。在北方，治安官會對幫助逃亡的人課以罰金，或判以短期監禁。在南方各州，白人則被判處幾個月甚至幾年的監禁。壹位勇敢的循道宗牧師卡爾文·費爾班克在肯塔基州被關押了17年多，他記錄了自己遭受毒打的情況：總***被鞭笞了35,105下。
至於那些黑奴，逃亡意味著數百英裏的長途跋涉，意味著穿越自己極易被人辨認的陌生地域。沒有路標，也幾乎沒有線路圖，他們趕路全憑著口口相告的路線以及秘密記號――比如樹上釘著的釘子――是乘務員用來標示北上路線的記號。
許多黑奴在夜色掩護下趕路，有時臉上塗著厚厚的白粉。貴格會教徒經常讓他們的“乘客”不分男女穿上灰衣服，戴上深沿帽，披著把頭部完全遮蓋住的面紗。有壹次，利瓦伊·科芬運送的逃亡黑奴實在太多，他就把他們裝扮成出殯隊伍。
加拿大是許多逃亡者的首選終點站。那兒1833年就廢除了奴隸制，加拿大當局鼓勵逃亡奴隸在其廣闊的未經開墾的土地上定居。其中就有喬賽亞·亨森。 還是孩子的亨森在馬裏蘭州目睹著全家人被賣給不同的主人，看到母親為了想把自己留在她身邊而遭受毒打。亨森非常認命，幹活勤勉，深受主人器重。
經濟困頓最終迫使亨森的主人將他及其妻兒送到主人在肯塔基州的壹個兄弟處。在那兒幹了幾年苦工之後，亨森聽說了壹個可怕的消息：新主人準備把他賣到遙遠的南方腹地去農莊幹活。這名奴隸將與自己的家人永遠分離。
只有壹條路可走：逃亡。“我會認北鬥星，”許多年後亨森寫道。“就像聖地伯利恒的救星壹樣，它告訴我在哪裏可以獲救。”
亨森和妻子冒著極大的風險帶著四個孩子上路了。兩個星期之後，饑餓疲憊的壹家人來到了辛辛那提州，在那兒，他們與地下鐵路的成員取得了聯系。“他們為我們提供了食宿，非常關心，接著又用車送了我們30英裏。”
亨森壹家繼續往北走，最後來到紐約州的布法羅。在那兒，壹位友善的船長指著尼亞加拉河對岸。“‘看見那些樹沒有？’他說，‘它們生長在自由的土地上。’”他給了亨森壹美元錢，安排了壹條小船，小船載著這位黑奴及其家人過河來到加拿大。
“我撲倒在地，在沙土裏打滾，手舞足蹈，最後，在場的那幾個人都認定我是瘋子。‘他是個瘋子，’有個沃倫上校說。”
“‘不，不是的！知道嗎？我自由了！’”
Unit 3
鎖之國
——鮑伯·格林
小時候在家裏，我們的前門總是夜不落鎖。我不知道這是當地的壹種說法還是大家都這麽說；"不落鎖"的意思是掩上門，但不鎖住。我們誰都不帶鑰匙；晚上最後壹個回家的人把門關上，這就行了。
那樣的日子已經壹去不復返了。在鄉下，在城裏，門不再關著不鎖上，哪怕是傍晚壹段時間也不例外。
在許多方面，郊區和農村甚至比巡查嚴密的城市街道更易受到攻擊。統計顯示，那些據稱是安寧的地區的犯罪率上升得比城鎮更為顯著。不管怎麽說，前門虛掩不落鎖的時代是壹去不復返了。
取而代之的是防盜鎖、防護鏈、電子報警系統，以及連接警署或私人保安公司的報警裝置。郊區的許多人家在露臺上安裝了玻璃滑門，內側有裝得很講究的鋼條，這樣就沒人能把門撬開。
在最溫馨的居家，也常常看得到窗上貼著小小的告示，稱本宅由某家安全機構或某個保安公司負責監管。
鎖成了美國的新的象征。的確，壹家大保險公司最近的壹則公益廣告沒有用圖表表明我們所處的危險有多大，而是用了壹幅童車的圖片，車身上懸著如今無所不在的掛鎖。
廣告指出，沒錯，確是保險公司理賠失竊物品，但誰來賠償互不信任、擔心害怕這種新氛圍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影響呢？誰來對美國從自由之國到鎖之國這壹蛻變作出精神賠償呢？
因為那就是現狀。我們已經變得如此習慣於保護自己不受美國生活新氛圍的影響，如此習慣於設置障礙，因而無暇考慮這壹切意味著什麽。
出於某種原因，當我們覺得防範周密時就感到心滿意足；我們沒有問過自己：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為什麽非得把自己與鄰居和同住壹城的居民相隔絕，這壹切究竟是從什麽時候開始主宰我們生活的？
這壹切確是主宰了我們的生活。如果妳在壹家大中型公司上班，妳上下班很可能不好隨意進出。妳可能隨身帶著某種出入卡，電子的或別的什麽的，因為這卡能讓妳進出工作場所。也許前臺的保安認識妳這張臉，平日壹揮手讓妳進去，但事實明擺著，妳所任職的公司深感面臨威脅，因此要借助這些“鑰匙”不讓外人靠近。
這壹現象並非向來有之。即使在十年前，大多數私營公司仍采取自由出入的做法。那時管理人員根本沒想到過恰當的手段是不信任他人。
且看各地機場。過去家長常常帶孩子去登機口看飛機起飛降落。這種事再也沒有了。機場不再是壹個有趣的學習場所；它們成了擁有最精密的安全檢查系統的場所。
憑借著電子透視裝置，我們似乎終於想出妙計讓恐怖分子無法近身，無論是真的恐怖分子還是憑空臆想的。能解決這壹問題真是如釋重負，於是我們不去多想這種狀況對我們的生活質量意味著什麽。如今我們走過這些電子搜查器時已經看都不看壹眼了，這些裝置，還有它們所代表的壹切已經獲勝。
我們的居住區處在強光源的照射下；我們連哪怕像陰影這樣小小的享受也不想給自己。
越來越多的商人正購置連接在電話機上、能剖析來電者聲音的新機器。據說那種機器能讓商人知道他的朋友或客戶是否在撒謊，其出錯概率很小。
所有這壹切都是以“安全”的名義實施的：我們是這麽跟自己說的。我們害怕，於是我們設法把害怕鎖在外面，我們認定，那就是安全的意義。
其實不然；我們雖然有了這壹切安全措施，但我們或許是人類文明史上最不安全的國民。還有什麽更好的字眼能用來描述我們被迫選擇的生活方式呢？還有什麽更為可悲地表明我們在這個令人困惑的新時代所感受到的惶恐之情呢？
我們不信任任何人。郊區的家庭主婦在客貨兩用車鑰匙鏈上掛著防強暴口哨。我們在自我防衛方面變得如此聰明，最終聰明反被聰明誤。我們或許是把邪惡鎖在了門外，但在這麽做的同時我們把自己鎖在裏邊了。
那也許是我們將來回顧這壹時代時記得最牢的精神遺產：在對付我們中間無形的恐懼之時，我們成了自己的囚徒。在我們這個問題重重的時代，所有的人都是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