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從1948年12月1日開始發行第壹套人民幣起，至今已經發行了五套人民幣。第壹套人民幣***發行從1元至50000元12種面額，60個票種。前面已經介紹，這些票面上的“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和面額漢字除1000元耕地狹版券外，全部是由當時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兼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的董必武同誌所書寫。這是因為壹方面董必武同誌的壹手好字在解放區有口皆碑，另壹方面中國人民銀行的成立和人民幣的發行都有是在董老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且“中國人民銀行”行名也是由他首肯並上報中央批準的。當南漢宸說明想法後，董必武同誌非常謙虛地說，我寫的字不太好，還是請林老師他們（指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朱德等）來寫吧。後來在南漢宸同誌再三請求下，他在壹張白紙上橫豎寫了“中國人民銀行”，“中華民國”，“壹、貳、伍、拾、佰、仟、萬圓”，“壹、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年”等許多字，有些字加“貳”字還寫了幾種不同的寫法。這些字經過南漢宸篩選，後來就出現在第壹套人民幣上了。董必武的字被稱為“柳體”，剛勁挺拔，俊俏舒逸，為第壹套人民幣增添了不少色彩。
二.馬文蔚為第二套人民幣題字
第二套人民幣及以後各套人民幣上的漢字出自何人之手，由於檔案沒有詳細記載，壹直是個迷，這個謎底直至30多年後的1983年才終於被揭開。原來，第二套人民幣上的漢字是由當時在中國人民銀行任金融研究員的馬文蔚先生所書寫。
1950年初，為了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第二套人民幣改革的設想便提到了中國人民銀行有關領導人的議事日程。為設計好這套人民幣，當時由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南漢宸負責征集人民幣上的題字，而由中國人民銀行印制局副局長王顯周負責組織中央美術學院的羅工柳和周令釗等設計人民幣上的圖案。據馬文蔚先生回憶，那是1951年的壹天，南漢宸特意從故宮博物院借來壹支宮延用筆，中午休息時，將馬文蔚請到自己的辦公室，南漢宸拿出筆問：“妳看這支毛筆怎麽樣？”馬文蔚壹看是十分珍貴的宮延用筆，便說：“真是好筆！”南漢宸說：“妳寫幾個字怎麽樣？”馬文蔚這才註意到，書案上早已擺好了端硯、白宣紙和各色虎皮宣紙。馬文蔚問：“寫什麽呢？”南漢宸說：“就寫咱們銀行的幾個字吧！”馬文蔚提起筆，按照南漢宸的意思壹連寫了好幾套“中國人民銀行”和“壹、貳、三、伍、拾、圓、角、分”等字。當時白宣紙用完了，就寫在各色虎皮宣紙上，有黃色的，也有綠色的。寫完後，馬文蔚已意識到他寫的字可能會用在人民幣上，便說：“寫的不好，如果哪個有用，可剪開挑壹挑。”南漢宸仔細篩選後，挑出壹套較好的放在壹邊，然後把征集到的其他墨跡放在壹起進行比較，最後還是選定了馬文蔚的墨跡。不久，這些字便出現在了第二套人民幣上。以後在設計第三套人民幣時，票面上的面額漢字改用了印刷宋體字，但“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六個字仍然沿用。在設計第四套人民幣時，又重新把面額文字由印刷宋體改成了馬文蔚的手跡，同時把行名和面額漢字中的繁體字改成了簡體字，異體字改成了正體字，舊體字改成了新體字，但仍用馬文蔚的書體。
那時，人民幣的設計和人民幣上的題字是作為國家機密不能泄漏的，所以，幾十年來，馬文蔚守口如瓶，從未向任何人提及此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壹篇文章促成了這壹多年的秘密終於大白天下，那是1983年3月的壹天，時任山西省太原市陽曲縣政協委員、省文史研究館員的馬文蔚先生在翻閱3月1日《山西日報》時，偶然發現壹篇將人民幣是題字者說成是冀朝鼎的文章，沒過幾天，《新民晚報》也刊出同樣說法的文章。本著對歷史負責的精神，馬文蔚當即提筆給中國人民銀行部行寫了壹封信，說明了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