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列寧在《關於出版自由的決議草案》中指出：“工農政府認為出版自由就是使報刊擺脫資本的控制，把造紙廠和印刷廠變成國家的財產，讓每壹個達到壹定人數(例如1萬人)的公民團體都享有使用相當數量的紙張和相當數量的印刷勞動的同等權利。”
十月革命後的蘇維埃政權基本上是按照列寧的這個思想行動的，只封閉了屬於大資產階級的商業性報紙和直接對抗革命的反動政黨的報紙，征用了資產階級的印刷廠和紙庫，其他小型的商業性報紙和眾多黨派的報紙基本沒有動。同時，為了指導當時復雜的經濟工作，創辦了《經濟生活報》和《貧農報》，以指導城市和農村的經濟工作。
但是，面對國內外嚴峻的政治形勢，為了鞏固政權，大量的資產階級報刊在1918年自衛軍叛亂時被封閉，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報刊也被查封。到1919年底，除了布爾什維克的報刊外，其他報刊全部停刊或被查封。
從1921年起，蘇俄開始逐漸建立黨領導的壹個以中央報刊為主、以地方報刊為輔，以黨和政府的機關報為主、以服務於不同讀者的專門性報刊為輔的新型報刊體系。除了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蘇維埃的《消息報》、經濟工作的指導性報紙《經濟生活報》和農村工作的報紙《貧農報》外，其他方面中央級的報刊陸續創辦，例如工會機關報《勞動報》於1921年創辦，軍隊機關報《紅星報》於1923年創辦，每壹方面又以機關報為龍頭形成各自的報刊體系。這些報紙在動員人民群眾抗擊反革命勢力、保衛蘇維埃政權、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