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魯迅對浙江老鄉的態度並不像人們所知道的那樣尖銳，或者說從不敷衍，而是高度贊賞，寄予厚望。1926年秋，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魯迅步入中年。在給許廣平的信中，他首先提到了時任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在信中，他旗幟鮮明地支持國民黨和北伐軍，並毫不掩飾地將自己的感受與比自己小六歲的蔣介石相提並論。他寫道:“我現在最討厭的是‘學者只講學問，不講派系’。如果研究造槍的學者不問他們是蔣介石還是吳，他們造槍嗎？”魯迅的作品壹半寫壹半白，有點晦澀，但回味無窮。於是他痛恨軍閥，支持北伐，欽佩咄咄逼人的蔣介石。
此後，國立中山大學代理校長朱家華經不起再三邀請。魯迅於1927年初離開廈大，來穗任CUHK教務處主任、文學系主任。朱家驊，浙江湖州人，對魯迅十分敬重。他在歡迎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並授予他“戰士和革命者”的榮譽。壹直以筆為刀的魯迅是特立獨行的。他拒絕拍海關的馬屁，拒絕廣州壹些官僚政客的邀請。但在蔣介石或朱家驊的邀請下，他欣然赴約。
65438年至0927年春夏之交，發生了“四壹二事變”。魯迅憤然從廣州大學來到上海。他決心以他的筆為武器，以他的苦情雜文為媒介，來指導反對國民政府新軍閥統治的黑暗社會的鬥爭。接著，廣州突然發生“4.15”大屠殺，包括蕭楚女、李森在內的2100多名左派人士慘遭屠殺。魯迅與他曾經喜歡的國民黨政府產生了嚴重的政治分歧，逐漸分道揚鑣。
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都不想把影響很大的魯迅推到自己的對立面，所以用了限制和拉攏的手段。他們怕的是魯迅手裏的筆。魯迅在這個時期似乎有壹些猶豫和仿徨。他壹方面受困於謀生的困境，另壹方面仍對此抱有幻想，因此小心翼翼地與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保持聯系。資料顯示，從1927到193112，魯迅作為“傑出作家”，獲得國家政府特殊津貼14700元。那時候是壹筆不小的收入，不僅要維持體面的生活，還要攢錢。他收藏了科爾比斯創作的各種珍貴古籍、名家字畫和珍貴木刻作品。1928東北改旗後魯迅很高興。他認為國民政府至少在形式上統壹了國家，並寫文章對此大做文章。在擊敗各路軍閥實現“統壹”後，蔣介石發動了名副其實的“立憲運動”。不知怎的，魯迅對此很生氣。他認為，蔣介石表面上鼓吹憲政，實際上是在剝奪公民的權利。從此毅然離開國民政府，最後徹底破產。
1930年初，魯迅在上海率先成立“中國自由運動同盟”，壹些左派人士陸續加入。這些人的活動和言論逐漸引起國民黨高層的嚴重關切和焦慮。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徐紹迪向中央通風報信，說魯迅是個危險人物，建議以“孤獨的學者”通緝他。
事實上，這個“通緝令”從來沒有被認真執行過，這真的很有意思。魯迅從未離開過上海。抓他不是很容易嗎？況且魯迅在上海的壹舉壹動，上海黨部都不知道，但浙江黨部發布的通緝令，確實含有壹些黑色幽默。也許，國民黨最高領導人並不是真的想逮捕魯迅，而是警告他不要走得太遠，時刻註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觸犯國民政府為他設定的底線。魯迅向來憤世嫉俗，善於觀察。他很清楚這種意圖，也很清楚如何平衡“分寸”。所以他對自己的劍非常滿意，每次都是千鈞壹發。
蔣介石的壹生是壹部跌宕起伏的“活生生的歷史”。中年以後，他和早年去上海的朋克完全不壹樣了。令人驚訝的是，他對魯迅始終保持著由衷的敬意，是壹個嫉惡如仇、意誌堅強的硬漢。所以他從不放過任何機會，想盡辦法緩和他們之間的緊張關系，甚至想有壹天把他拉進自己的陣營。1930年底，時任國民政府總理的蔣介石親自出任教育部長。他認為，作為壹個教育領袖，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和魯迅這樣的學者接觸和交流感情。上任不久就被告知教育部特刊主編周育才是浙江省委組織部通緝的犯罪嫌疑人，已上報中央。蔣介石不置可否，含糊地對他說:“我壹直很欽佩他，想和他見壹面，建立推心置腹的關系。”如果他在部裏有朋友，可以請這個人告訴他，如果他想在日本生活壹段時間，休息壹下，避風，我可以解除他的逮捕令，保留他的職務和待遇。"。
然而，魯迅拒絕了江的善意。在1930的末世裏，魯迅被教育部開除了，被解除了特約編輯的職務。此事是否由蔣介石決定，壹直沒有定論。
此後，蔣介石壹直密切關註魯迅，而不是拋棄他。抗戰爆發前夕，魯迅患了肺結核，病情逐漸惡化。他詢問了蘇聯莫斯科對這種疾病的治療情況。蔣介石聞聽此言，指示宣傳部撥專款，幫助魯迅赴日治療。但魯迅又壹次拒絕赴日就醫，甚至拒絕了江撥給他的救命錢。
1936 10 6月19日，魯迅以壹篇激烈的文章《不能原諒》作為遺囑，結束了他短暫卻鋒芒畢露的鬥爭生涯。魯迅死後，仍被扣上“通緝犯”的帽子。國民政府拒絕了中國* * *產黨為魯迅舉行國葬的請求。蔣介石委托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前往魯迅靈堂吊唁，並以自己的名義敬獻了花圈。
壹個世紀以來，很多恩怨，對與錯，愛與恨，都被洗白了。魯迅和蔣介石，他們的人生軌跡就像兩條平行線。雖然他們互相欽佩和珍惜，但他們“沒有共同的事業。”兩條線的腳印永遠不會交織在壹起，仿佛永遠無法手拉手形成壹條直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