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lement）否定國王抽稅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著國王召開三級會議，已在序幕之前，發出了壹個貴族及特權階級不受節制的先聲。此中關系非常重要，因為大革命之發生，並不是某壹階級與另壹階級發生致命沖突，而是各階層間、各地區間、各種利害錯綜重復。以後革命者倒能看清階級鬥爭實為解決問題的壹種工具。以後這樣的作法，也見於俄國與中國。
法國之議會與英國之議會（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區設立，不是立法機關，而像高級法庭，也保持類似中國唐朝“門下省主封駁”的作風。所有法令壹定要經過議會“登記”，才能生效，於是各行政機關不能置之不顧。而且承封建制度遺緒，司法獨立，非特別強有力之君主無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議會與路易十六的行政機構對立，即釀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時國家的財政也陷入低潮，原來，18世紀法國的軍事政治力量虛有其表，國家靠借債度日，軍隊也靠德國與瑞士之雇傭軍充實行伍。以前幾次的國際戰爭不是慘敗，即是勝負未分；參加美國的獨立戰爭，也算戰勝國，卻又兜上壹筆蝕本生意。同時，財政的困難也不能由內部解決，因為宮廷的開銷不及預算6％，而公債攤付的利息即超過預算之半。
當日法國的人口，據估計約在2300萬至2500萬之間，巴黎即超過60萬，以法國資源之富，如果經濟組織有條理，其國計民生較之鄰國，如英國、荷蘭，不應相形見絀。而且法國的國民經濟已有起步的基礎。重商政策自17世紀以來，經過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貝特（Colbert）銳意提倡，法國的造船、海外貿易、紡織、玻璃工業和奢侈品的制造，都有長足的進展，股份公司的組織也和其他先進國家大致同時，巴黎的證券交易所經手投機生意，則壹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時期”被停封為止。可是在法制上，這些新經濟因素未能結合成壹個自行調節的結構（在我們的眼光內亦即是資本主義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於官僚組織的呼吸之間。後者可以將各種經營特權公開販賣。現在看來，“貪汙”二字已不能形容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業不能與農業歸並為壹元，其財富基層脆弱，利益只澤潤於壹部分人口，與德國落後的情形（詳第六章）相比，過猶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級會議，說明法國實有三種體制。其原則有似中國漢初吳楚之亂以前的封建與郡縣並行，復雜則遠過之。第壹級（First Estate）為僧侶，天主教方丈及壹般僧尼，為數不逾10萬。他們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統、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壹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產，很多主教方丈實際上是各村莊的領主。僧侶既視察全部信民的養生送死，也管轄到他們的婚姻與遺傳，兼及教育與慈善事業。第壹級不向國王付稅，但是傳統上經過磋商自願地向國庫捐助，有時擔付國債利息之壹部分，唯無成例數目。
第二級為貴族。總數也不過40萬人。主要分為兩種，壹種是原來的武士階級，有些追溯到中世紀前的德國血統，有些則是後來加封。另壹種是各級法庭的法官、地方經理的首長，大體出資捐官購買。18世紀末年法國的貴族極為混淆，有些極富，有些極貧。壹般爵位由長子繼襲，可是也有新貴族頭銜，只及於受者本身。海陸軍軍官由貴族領先，有時身份即包括特權。過去的觀念凡貴族即為莊園的領主，這種情形已不存在。因為法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有時候整個莊園落入平民買主手中。可是封建體制沒有全部取消，有些貴族仍為領主，仍開設莊園法庭。據估計大革命前夕，法國約1／5的士地仍在貴族手中。他們除了向農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堅持其水利權、礦產權與種樹權和狩獵權等。
貴族無集體組織的機構，向他們抽直接稅極為困難。壹方面這也由於法國地方政府的組織。歷史的發展使法國領土的中央區域早期就屬國王，中央政府派駐的行政官壹般不受限制。可是邊疆的各單位，在歸隸時與國王定有契約，內中也各有世襲性質的地方首長和代議性質的地方機構從中主持，稅收還待磋商。而且莊園制度的繼續存在，更是調查統計難以精密的原因。歐洲封建的成規，從不說明何種產業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數人在同壹的土地上此來彼往的享有特權，種地也只好按成規，如此更妨礙農業的增進。此外還有整個壹市壹鎮享有不同的特權。
第三級為平民，據稱占全國人口94％，其中大多數為農民。法國穡夫制早已廢除，除了東北角少數地區之外，穡夫已不存在。壹般農民可以自由購置產業。自耕農與佃農的比例各地千差萬別。壹般的困難為耕地分割過小，農業技術無法增進。過去幾十年來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數農民感到生活壓迫。每值天災流行，即有食物匱乏之虞，也影響到市民生活。又據研究，大革命前夕與18世紀初期比較，地租增加98％，物價增加65％，工資只增加22％。所以壹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況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嚴寒，河水冰凍，食糧既短缺又無法輸送。翌年，城市裏市民失業多至半數，為助長革命聲勢的主因。夏間巴黎的騷動引起各種謠傳，驚擾進入鄉村，而遍及全國。
城市裏的資產階級是革命之領導人。他們爭取本身權利，事誠有之，痛恨貴族享有特權，亦是當然。但是單純的階級利益之沖突，並不是使他們忘身舍命發動政潮的主要動機。因為他們事業成功，也可以與貴族通婚，也可以買爵捐官。只是他們在舊體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悶。啟蒙運動以來，種種天賦人權、國民公約的觀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識與社會環境及生活習慣發生距離，是現代社會裏驅使中產階級參加革命最有力之條件，法蘭西此時已具備此背景。以後銀行家和富商出資捐助市民暴動，律師以辯才參與組織，賽亞司（Sieyes）以教團成員參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貴族降為平民代表，丹東與羅伯斯比爾和大多數革命家壹樣以律師出身。馬拉由醫生改作新聞記者。以上都不易以他們本身階級利害，解釋他們的心境與行動。同時資產階級（bollfg60isi）是壹個極為廣泛而不著邊際的稱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權階級，下至小本經營的工匠，都可稱為資產階級或市民階級，大革命固然使資產階級擡頭，也使不少資產階級成員被清算。
現在讓我們再追敘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時的情形：這種會議自1614年以來，未曾開過。因為過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壹***在位131年，他們註重人身政治，缺乏壹個健全的組織系統。此時國王召集三級議會的目的，無非籌劃稅收方案，解決財政問題。可是下層階級已被重重剝削，既擔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稅（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勞役（corvee），又要負擔鹽稅（gabelle）之絕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無法向他們增稅。而新負擔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級。過去公私財政事宜的疊床架屋，久未改組，何處可增稅、何處應加租，也無從獲悉，所以稅收與租金的收集多來承包制。只有職業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個別間的情形，才能執行任務，而且從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數目字管理，則早已用不著勞駕他們了。同時這時候還有很多牽壹發而動全身的問題，例如以後風潮加緊，貴族出奔國外，下層階級裏有很多人因之失業。提高糧食的價格，應當對農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種葡萄釀酒的農夫叫苦連天。改進農業生產，首重圈地，才能將可耕地壹起投入耕種，但是首先反對即是農民；他們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權利，立即無以為生。諸如此類的問題，無從規劃，找出對策。
所以從各種非人身的因素看來，法國已經無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組。只有將壹切投入壹個大熔爐之內，聽候歷史之安排，只是這情形當時沒有人看穿。
當三級會議在1789年召集的時候，各級與地方的單位，依前例條列他們向國王請願的要求，稱為。ahi6y，我們不妨徑呼之為“陳情表”。當中第二級的要求，有壹段要國王固定貴族的地位。各人的勛級要仔細勘明，讓他們如僧侶壹般自成壹財團與系統，今後朝廷不得再以賣官鬻爵的辦法混淆名位，國王的近臣務必由貴族中遴選，他們的子弟則由王室負責教育。今日我們看來不免驚訝，此類要求可謂不識時務。大革命誌在清算貴族，以後步伐壹經展開，尚有不少貴族未經審問，即送上斷頭臺。那麽當初何以如此跋扈囂張，在應當要求諒解的時候不虛心求願，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強他們的特權？
這種舉動也可以引用非人身關系的情形解釋：
提出陳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級會議原來是國王與臣民的壹段對話。國王固然要各級代表協同決策抽稅，後者趁此機會將下情上達。既有權力則有義務，既有義務則有權力，以上都符合於封建體制。只是會議既分三級，召集會議即已伏下了壹個階級鬥爭之陰影。
各級代表由各地方單位選出，其程序不同，壹般都經過初選與復選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單位授權參加，而不是以個人的見解，參加國事的磋商。經過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單位的選舉人也覺得他們已成為壹種民意上的機構，除非他們階層裏和地方上的陳情表獲得答復，他們責無旁貸。於是以巴黎為首，此地既為國都，又有沙龍為時尚人士討論政治之處，產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冊子煽動革命情緒。此後，巴黎的407個“選舉人”，在選出三級大會的代表之後，經常集會，巴黎公社及國民軍（National Guard）由此選舉人的會議而產生。這些機構與組織，和巴黎政客經常聚會的俱樂部，成為策動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後他們既維持秩序，也策動暴民。其他各地區的情形也大同小異，1789年巴黎的騷動壹開始，舊體制派往各處的省長（intendants）逃避壹空，政府的組織已經瓦解，各市鎮大致仿效巴黎的辦法，除了傳達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詳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國王所轄行政系統指揮。
所以舊體制力量脆弱，是局勢脫離掌握之壹大主因。這種情形，也使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與德國的統壹運動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眾首先沖入傷病軍人大廈，取得滑膛槍32000支，隨後進攻巴士底監獄，其目的在於取得兵器與火藥，解除這要塞對巴黎市民的威脅，並非所謂解放囚人。消息傳到各處，很多市鎮與鄉村群起響應，農民進攻貴族的堡壘。
為簡便起見，大革命可以分作兩個階段敘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級會議開幕到1792年8月，歷時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憲。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職權，革命由溫和走向極端，終至恐怖時期（reign of terror，簡稱恐怖Terror），後因“熱月反動”（Thermidorian Reaction）才得結束，時為1794年7月，後期也歷時近兩年。此後迄拿破侖於1799年11月兵變奪取政權為止，其間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頓的時期。
三級會議召開時，第三級代表約600人，第壹二兩級各約300人。起先國王和議會堅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級分開討論表決，如果某壹議案獲得兩級的同意即算通過。顯然的，這樣無法對國家體制作任何更革，即想改變方針與政策也必困難重重。所以第三級的代表主張所有代表壹堂磋商，集體表決，在這主張之下，三級會議變成了“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這組織後來自稱“憲法制定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由憲法制定會議參加產生的代議政治機構稱為“立法會議”[Legisla- tive Assembly），於1791年集會。以上都與革命後期的“國民會議”[National Convention]不同）。因為國王封鎖議會的場所，這些代表聚集於凡爾賽宮室內網球場，也鼓動壹部分代表下級僧侶和前進派的貴族參與，又怕國王以武力壓制，與會的人簽名誓約之上，內稱除非達到目的，決不分散。其中提到國民大會之召開，其目的在“草擬憲法，給國家以新生，並且厘定君主制之正確原則”。
這樣展開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勢已無法掌握，就指令第壹級和第二級的代表壹體參與。他的讓步並非出於開明主見，而是於內外的威脅，而巴黎既感到糧食恐慌，又不知道國王意向所在。他集中軍隊於巴黎內外以防止暴民蠢動，保護國民大會的安全。但是所謂暴民既經組織，實際已是革命的群眾力量，和國民大會裏壹部分代表之護身符。
三級會議於5月5日集會討論，6月20日有網球場誓辭，6月25日巴黎公社組織就緒，7月14日巴士底監獄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視，希望撫慰眾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頭婦女6000多人冒雨手執標槍，又挽兩門炮，跋涉12英裏，到凡爾賽宮向國民大會和國王請願，提出“要面包”的要求。由於她們後面還有國民軍兩萬人的支持，國王與王後被迫由凡爾賽遷往巴黎的特拉裏茲官（Tuileries）。兩周之後，國民大會在巴黎開會，從此彼此都在巴黎群眾陰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揮之群眾或暴民，對以後國事的進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時至今日，這些事跡還找不到確切的解釋。即如巴黎的暴動與婦女的示威，顯然有人策劃主持。他們是誰？當初目的何在？雖說歷史家各有猜測，最可能從中獲利的乃是奧爾良公爵（ducde Orleans），當今國王的遠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憲君主，也可能是賽亞司和米哈波預聞其事，甚至有人懷疑，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成名，今被公推為國民軍司令的拉法葉（LaFayette）。還有幾個辦報紙的主筆，也被指責唆使主動，卻沒有人提出可靠的證據。總之從人身方面的觀察，很難寫出此中確定的歷史。
並且1789年收成良好，糧食問題也壹度解決，緊張的空氣業已和緩。那麽何以以後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開，而且內戰與斷頭臺上之不斷流血，仍在3年以後產生？
國民大會決議接收寺院的地產，廢除什壹捐，將各種封建義務解除，人身的義務亦無條件廢止，土地的義務則以代價贖取。又通過了“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其第壹款即宣揚“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統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權力，僅在***同的功利之條件下產生社會上的差別”。此外又列舉這些權利為“自由、財產權及抵抗壓迫的權利”。公民壹體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憲法則將公民分為“現役公民”及“非現役公民”二種，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賦稅，享有選舉權。1791年召開的立法會議，即依這樣的程序產生，其組織為壹院制，所以沒有貴族平民的區別，僧侶更不在話下。國王對立法會議通過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決權（立法會議兩年壹屆，國王對同壹法案可以在兩屆否決，所以否決有效期間***為4年）。應付當前的財政問題，則決議發行壹種紙幣，稱為“交付券”（assignats），以沒收寺院之地產作擔保。
看來這些條款所包括的改革極為廣泛，其步驟則和緩而帶妥協性，為什麽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幹戈為玉帛？其中必有蹊蹺。
廢除封建特權，並非在國民大會裏經過詳細審查與考慮而通過，而是少數預謀的人決定在傍晚5時開會（1789年8月4日），會議延長到清晨兩點而獲得表決，其辯論的程序也預有布置。像這樣壹種重要的改革，務須有關的人大部分承認這是眾望所歸，積極進行，才能希望克服技術上的困難。可是事實上立法時，就希望其行動有如“魔術”，所以宣傳的成分多，實際的功效少。這時候，法國殘余的封建因素並非整體的可以耳聞目見，而是在農村中滲入各種經濟生活之中，如“聲望”即附帶著特權；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義務與土地義務不可區分；不少封建特權出於霸占，又有壹些出於契約。即讓農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價贖清，技術上也困難重重，況且有些土地又經受領人佃讓與人，更不知何人可以占得便宜，領主則借口除非收有贖金，特權仍保持如舊，並且東西南北，各地情形不壹。所以國民大會壹紙法案，只產生了千般萬樣的糾紛。有些農民爭取法案給他們的利益，壹直糾纏到1793年，其情節即是壹種“道地的內戰”。
沒收寺院地產、廢除什壹捐好像輕而易舉，可是後來牽涉更廣。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們手下的收入，國會就決定對他們發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員成了政府雇員。又因為此時整理全國的行政區域（參照上節法國行省有中央及邊區的分別），全國領土各按境內山河劃為大致面積相等之行政區（depart－ments），於是舊的主教區裁撤，新的主教區與行政區重疊。在政教合壹的方針之下，國民會議於1791年通過“宗教人員民事組織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規定主教由選民推舉，不再由教皇認可，並且所有僧侶要宣誓盡忠於國家。壹位現代作家認為這壹舉“中斷了全國的團結，內戰於是開始”。
壹般非信徒甚難掌握此中奧妙。羅馬教會由基督授命於保羅而產生，主教千百年來衣缽相傳有天神降命於人的意義。很多宗教人員已經覺得裁減主教人數、更改他們轄區之不當。因為在神學的立場上講，這些措施已經汙褻了他們的神聖使命之根源。至於向人間政府宣誓，等於將所有的主教方丈改業為政治指導員。壹部分僧侶比較達觀，覺得為主服務和民事管理可以視作兩途，但是贊成宣誓的少。160個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後來教皇斥責“組織法案”，更加深了法國內部的分裂。愛國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