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政治上看。九品中正制和門閥政治的既行，使世家大族作為壹個特權階層，有著優越的條件從事文化活動，他們中間有很多學識廣博的學家，涉及很多領域，比如書，畫，文，史……由於處於有閑階層，他們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和物質基礎去專心學業，並多有大成者。毛漢光先生曾經指出，中國比較重視的社會價值項目為：孝悌之品德、文才、禮法、外貌、與禮儀、清談及應付、藝術等六項，其中藝術類又以書法最受重視。”[7]而龔鵬程先生也認為：“書法，在漢魏南北朝間，是新興的藝術門類，也是當時地位最高的藝術。”[8]在中國古代，特別是魏晉，文士受到社會的尊崇，壹個人要躋身名士階層，就必定要具備各個方面的才藝，詩、書、琴、畫、棋，成為文人，特別是門閥士族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內容。隨著玄學的興起，文人在文學藝術方面的修養，才情如何，直接關系到他們在當時盛行的人物品藻中的地位，進而影響到他的仕途，家族名譽等等，因此，書法受到普遍重視就不奇怪了。這壹時期，雖然世家大族因勢作威作福“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9]，但他們從客觀上對皇權的弱化反而使政治淡化了對學術、藝術的控制，抑制了“獨尊”局面的出現，加上他們本身對書法的重視程度，無疑為書法藝術的自由發展提供了條件。
第二，從社會風氣上來看。《六朝書法與文化》中有壹段這樣的資料：
劉宋時期的朱異，射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沈約戲謔道：“卿年少，何乃何乃不廉也？”朱異沒有領悟出沈約的意思，沈約說：“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卿壹時將去，可謂不廉也。”[10]劉宋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宗炳素來有高節，晚學都來討教，而宗愨獨任氣好武，不為鄉裏人所稱道。[11]當時還有壹個人叫張欣泰，不尚武事喜好“隸書”，讀諸子之書，在十余歲的時候，他去拜訪當時的吏部尚書褚彥回。褚彥回問其騎射的本領，張欣泰回答，性情怯懦，見馬害怕，也無力牽弓射箭。彥回聽過後，很是驚詫。[12]可見尚文輕武之風不是個別現象。顏之推身經數朝，多經亂世，知道武力之重要，他告誡後輩說，先王重視武力，並以此認為是選賢任能的標準。但是，他又說，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妳們騎馬遊獵。他認為，“江南冠冕儒生，多不習此”（《顏氏家訓·雜藝》）。無疑是以南方士族為榜樣。他還告誡家人說，即便千年來的冠冕之家，如不通曉書寫記錄，莫不從事耕田養馬之類的事情。這樣看來，如能常擁百卷書，千年可不為小人（《顏氏家訓·勉學篇》）從此便可看出顏之推更註重家族的文化藝術修養。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從魏晉到南北朝時期，雖然時代更易頻繁，但是世風中有很多地方卻是延續傳承的，崇尚文藝的社會風氣仍然沒有變化。正是因為如此,大量上層書家出現，與此同時，庶族為了躋身上層社會之列，也註重了在文藝方面的修養。壹個人要得到社會的認可壹定要有某些方面的才藝，而善書往往是最不可缺少的才藝之壹。《六朝書法與文化》中引道：
王僧虔的兒子王彬善篆隸，與其兄長王誌齊名，當時人盛贊為：“三真六草，為天下寶”。同時代的劉沆，勤於讀書，工於篆隸，美風姿，容止可悅。[13]……南方如此，北方也不例外。河東裴敬憲，性情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於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晚輩都仰慕與他。[14]
如此可見，無論南方還是北方，書法都已成為了社會所公認的素質與修養的重要組成分之壹。
第三，從人們對藝術的理解來看。漢魏以來，被稱為是人性自覺的開始，也是藝術自覺的開始的時期。魏晉之人開始著力於研究生命的價值，講究形神之美和形質之美。形神之美是指人的外表風度，形質之美是指人的文化素質，道德修養等，而這些都是士人應該具備的修養，更是士族身份不可或缺的基本表現。東漢書法家蔡邕在《筆論》[15]裏提出“書者，散也”的著名論斷，論述了書法抒發情懷的藝術本質，以及書家創作時應有的精神狀態。隨後則論及書法作品應取法、表現大自然中各種生動、美好的物象，強調書法藝術應講求形象美。在其另壹篇文章《九勢》裏，首先提出了“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16]的重要思想，揭示了書法美的哲學根據，闡發了漢字結構本身所蘊含的美感因素。至此，書法漸漸進入藝術時代。所以，隨著人們審美觀念的不斷提高，書法作為壹種藝術形式就有了其發展的最有力的基礎——大眾認同感。
第四，從宗教文化對書法的影響來看。佛教自西漢末年傳入中國，魏晉始興，到南北朝時，佛教的發展也達到了空前的規模。無論北方還是南方，寺院之多，僧尼之眾，幾不可想象。道教產生於東漢，至兩晉傳遍於天下。由於道教為某種意義上的偶像崇拜，興廟建寺是必然之舉，於是到了南北朝時期，可以說是普天之下，無處無廟觀。而眾所周知，壹般的宗教，都有闡發教義所依據的經典的需要，道教、佛教也不列外。先說道教，在印刷術沒有發明以前，道教之宣傳除口頭相傳以外，還要借助於筆墨的抄寫。道經抄寫被認為是壹種積累公德的行為。道家經典《雲笈七簽》卷三八〇《善勸戒》說：“勸助治寫經書，令人世世聰明，博聞妙頤。”另外，“書寫精妙。紙墨鮮明，裝潢絳軸，燒香禮拜，永劫供養，得福無量，不可思議”。[17]因而抄經為道教所大力鼓勵的。然而，道經是聖人所垂之象，是眾生悟道之根本，是“登真”之路徑，經書能使終生超脫五濁之津，等六度之岸，所以，抄經就是壹件十分嚴肅的事情了。不僅抄經的環境要求幽靜，而且抄經者皆為能書之人。道教經典[18]中曾說，如果書法遲拙不清不能抄經，富者可以用金帛雇人，而貧者可以出賣勞動力，請人幫助抄經。因此，雇請善書之人抄經便成為壹種風氣。隨著道教傳播範圍及影響的擴大，對抄經的需求越來越大，以至於從事抄經的“善書”之人越來越多，因而書法藝術也隨之擴大了影響。與道教相同，佛教的傳播也需要大量善書之人抄經以滿足社會對佛經的需求。就佛寺數目看來，“東晉偏安壹百四載，立寺乃壹千七百六十八，可謂奢盛”，而“自宋迄梁，代有增加。梁時合寺兩千八百四十六，而都下乃有七百余寺”[19]。“北魏佛寺也達到3000，隋近4000，此皆為大寺，至於私家蘭若招提，皆不計其數。”[20]而眾多的寺院都需佛經以供誦讀，在這種背景下，善書之人大量出現也不足為奇了。另外，佛教對書法的影響與道教的不同更在於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涉及全國範圍的滅佛運動，由於滅佛之舉使佛教圖書，經卷，寺院，佛像受到了極大的破壞。道宣《續高僧傳》中曾記載僧慧思言：“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避此難?[21]”這說明為防止再遭劫難，使佛法永存，佛教內部產生了相應的護法運動。於是石經就應運而生了。可以這麽說，滅佛事件客觀上激發了書法與佛教的新結合，使佛教書法不再僅僅是紙張上的手抄經，而是走出屋室，走向自然的渾厚、肅穆之體。正所謂“藝術之發展多受宗教之影響，而宗教之傳播亦多借藝術為資用”。[22]
第五，從寒人崛起與書法的關系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士族把持國家大權的同時，出身相對低微的庶族也在悄然的崛起，這壹點在南朝表現得最為明顯。由於表奏題答，書法都代表其門面，因而時人十分重視，在南朝恩幸之人中就多有代為帝王簽名，題答的事例。《六朝書法與文化》 壹書中曾有壹段這樣的描述：
蕭道成在領軍府時，“令（紀）僧真學上手跡下文，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紀僧真“諸權要中，最被恩眄”,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如善於隨機應變,“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但善書是其中壹個很重要的原因。紀僧真最初被賞識，是蕭道成在淮陰時隨從左右，“以閑書題，令答遠近書疏”，因而“自寒官歷至太祖冠軍府參軍、主簿”。[23]
可見，沒有這方面的特長，他根本沒有得以升遷的機會。北朝也有類似的情況。呂思勉先生說過：“虜主不能書而使工書者為代也”[24]。因此寒人得以侍奉左右，進而身份升遷，地位提高。而這種沒有家族背景，僅因“善書”而被擢用，從而踏上仕途者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不乏其例，所以，書法成為了中下層階級仕途的敲門磚，很多寒人勤苦學書，由此，書法藝術便漸漸的在民間擴散，書法的社會基礎也慢慢的擴大了。
第六，從社會條件來看。藝術社會學認為：“社會條件向藝術創造提供了機會，而不能構成必然如此的原因，機會和社會條件是有機的聯系在壹起的。社會現象和藝術現象匯發生巧合的情況，但這不能說明它的因果關系。”[25]的確，在魏晉南北朝蕭條，混亂的社會狀態下仍然產生了如此輝煌的書法成就便是壹個很好的說明，但是，這並不等於說藝術和社會條件方面沒有絕對的因果關系，尤其是和藝術發展有直接關系的物質條件的發展。因為物質條件的發展可以豐富藝術的表現手法，從而拓寬藝術的表現領域。魏晉南北朝時，與書法發展密切相關的諸物質要素在逐漸豐富，其中文房四寶制作的講究和廣泛應用於書法，對書法的發展可以說是壹個十分重要的關節點。沒有這個物質基礎，書法就不可能有長足的發展。魏晉時期繼承了漢代的制筆技術，很多書法家對於制筆都有自己的見解，甚至於親自造筆。王羲之書劄當中曾說到對筆的要求，他說：“復與君，斯真草所得，極為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26]而這壹時期，紙的品種的多樣性也為書法的表現提供了充足的空間。《六朝書法與文化》壹書中列舉了多種紙張品種，如晉時的麻紙、魚卵紙、紫紙、蠶繭紙、蜜香紙、六合紙、側理紙、剡藤紙，南朝時的張永紙、黃紙、桃花紙等等。紙張的廣泛使用給魏晉南北朝書法的發展提供了壹個很好的外部條件，除了有利於傳播以外，更促進了真正意義上的書法作品的出現，因為紙的多方面表現效果有助於書法藝術化的進程。同時，紙張應用於書法還使書法交流和收藏變得容易了許多，這對整個書風的外傳和繼承有著重大的意義。
第七，從社會的需要看。提到書法的發展，不得不提各種字體的相繼問世。顯而易見的，書法是壹種實用性很強的東西，其生存與發展由社會的需要來控制，沒有實用的書寫也就談不上書法的產生，書法被視為壹種藝術品，也是在實用書法產生之後而出現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很少有作品是脫離實用性而純粹是欣賞性的。隨著藝術的自覺，書法開始有了自身的價值，也慢慢的從文字學中分離出來成為壹種有獨立審美價值的藝術。這種審美價值隨著書體的發展而體現著不同的內涵。書法藝術的發展是伴隨著書體的演進而進行的，而書體的演進除了書法本身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之外，還受著社會的影響和制約。如果按照不同字體出現的時間排序的話，大體上是遵循由繁到簡由復雜到簡單的發展規律演變著。這種情況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速度上的快捷，也是書法作為壹種工具與時俱進的必然要求。漢代出現的草書，就是屬於這種情形。蔡邕雲：“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鋒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27]魏晉南北朝期間，以篆字為代表的古老字體的實用場合已不太多，轉而帶之的是草隸書，因而，唐書論家李嗣真《書品後》雲：“蟲篆者，小學之所宗；草隸者，士人之所尚。”[28]古篆之書隨著時間的發展而日益失去其實用價值，最後只能在宮殿裝飾上發揮其作用，這壹點在北朝表現的比較明顯，當時，古篆之書成了宮殿題榜的書體，到了北魏遷都洛陽以後，隸書便漸漸代替了古篆。《水經註》雲：“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而此時的南方，書法在士人手裏成為展示他們風流人格的工具，因而多用流暢之今體，如隸書草書。同時，其他各種各樣的字體也漸漸在被廢除。唐時張懷瓘《書斷》中雲：“然十書之外，乃有龜、蛇、麟、虎、雲、龍、蟲、鳥之書，既非世要，悉所不取也。”[29]不難看出，失去實用價值的字體都漸被廢除，探究其原因，大抵都是社會的需要。因此，可以這麽說，社會的發展與需要是真正的調節劑，它幹預著書體的產生和盛衰，從某種意義上決定著書法的繼承和發展。
第八，從文化教育的情況來看。魏晉南北朝雖為亂世，但是對文教卻極為重視，即使是在非常偏僻的少數民族聚集地，也“茍獲小安即思興學”[30]。而且，官學發展的同時，私學亦盛。《晉書·隱逸傳》載祈嘉博通經傳，教授門生百余人。而張重華，受其業者兩千余人。以上記載說明雖然戰亂不已，但私學不斷。北朝雖因佛教，道教的盛行沖擊了以儒學為基礎的官學，但是因為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極力模仿漢制，推崇華夏文化，所以其官學的也具有相當大的規模。而因玄學不行於北方，反使儒學及其典章盛於南朝，特別是北魏統壹了北方後，這種現象尤為明顯。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雖然長期的分裂及喪亂嚴重影響了文化教育的發展，但是中華民族重視文化教育的傳統還是明顯的表現了出來。盡管各個政權下的教育形式、內容都有所不同，但書法教習普遍受到重視，甚至將書法列為童子業的必修課。這對書法藝術的發展和成熟有重要的作用。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特殊的社會背景及文化環境以及多種文化的碰撞與融合，給書法藝術如此絢麗奪目的發展，提供了壹個廣闊的發展空間，使其自然的發展成為中國書法史上壹塊無可替代的豐碑。
我們知道，魏晉南北朝是壹個書法藝術大豐收的時代。無論南北，書法都顯現出勃勃的生機。明顯的，壹種藝術的繼承和發展不可能是單線條的，因此，南北交流與書法交融對於書法的發展無疑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南北政權分隔，導致文化不同，這早有定論;然而書法上有南北之分的看法卻是從清代開始的。《六朝書法與文化》中提到，清朝“書分南北之說”盛極壹時，有文雲：“在漢末、魏、晉之間，正書，行書分為南北兩派，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同習。”[31]但是，王國維卻對書分南北之說提出疑義，其《梁虞思美造像跋》雲：“阮文達公作<南北書派論〉，世人推為創見，然世傳北人書皆碑碣，南人書多簡尺，北人簡尺，世無壹字傳者。然敦煌所出蕭涼草書紮，與羲、獻規模亦不甚遠。南朝碑版，則如〈始興忠武王碑〉之雄勁，〈瘞鶴銘〉之浩逸，與北碑自是壹家眷屬也。此造像若不著年號，地名，又誰能知為梁朝之物耶？”對此我深表贊同，就南北時代相近之碑誌書法相比較而言，其書法風格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如果僅因為南北世族不通，就硬將書法分為南北兩派，我覺得這缺乏足夠的證據。魏晉南北朝期間，雖然政權鼎立，但各個政權之間的來往卻從未中斷。王元君在《六朝書法與文化》中總結了四點當時促進書法南北交流的途徑：“1、各政權之間的互通使節，善書者的出任，促進了南北的交流。2、士人的南北流動，促進了書法的交融。3、書跡的直接流通，導致書風的相互影響。4、寫經之交流，促進書法的交流。”這裏，我想再補充壹點，那就是北方少數民族漢化的不斷深入，也在壹定程度上促進著書法的南北交流與融合。大量的資料證明，以長江為界，將書法強分為南北，無疑是將復雜的文化現象簡單化了。但這並不等於完全否認書法文化的地方性特征。南方受玄學的影響較為深，士大夫文人幾乎無壹不受其染。北方則承漢之遺風，守家法，深究章句，善於博考。“南朝人長於啟牘，嫣美疏放，北朝人長於碑誌，渾厚樸拙”。然而就書體而言，北方無非隸、楷而已，所以自然略帶古意；南方卻以行、草為主，古意脫盡。所以，在我看來，並不是在南北書風上有多大的差距，而是由於書體的不同而造成的所謂風格上的差異。《書法與中國文化》[32]壹書中提到：“南北朝時期南北分治，又兼政權歸屬於不同種族，由此出現文化上的細微差異本屬尋常，必須看到這些差異皆非本質性的，僅為政治環境及地域風情所致。”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的交流融合仍處於主流地位。也正是因為有這種交流和融合，才使得新鮮血液源源不斷地註入魏晉南北朝書法藝術的靈魂中，由此具備了“上續漢魏之隸意碑風，下開隋唐之楷體書韻”的獨特魅力。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書法藝術取得高度成就並有突破性發展的時代，此後，書法藝術在中國大地上深根發芽並蓬勃的發展著，魏晉南北朝書法家燦若群星，他們繼承了前代書法的優良傳統，創造了無愧於前人的優秀作品，也為形成隋唐書法百花競妍、群星爭輝的鼎盛局面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書法藝術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前進著，它用自己獨特的魅力踩著歷史的舞步烘托出社會的背景和時代的聲音。它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預示著社會的需要，而社會的需要也就真真實實的反映了壹個時代各個方面的特征及人作為主體的意識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