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宋江在《水滸傳》第十八章的出場，諸葛亮在《三國演義》第三十八章登場。但他的姍姍來遲，無損於他作為小說主角的地位。因為在此之前，雖然演義已經寫了30多遍，但是“三國”這幾個字從來沒有出現過。直到諸葛亮出現，《三國演義》才正式“點題”，這樣壹部長篇巨著才開始有資格稱為《三國演義》。
；諸葛亮的話，像壹盞明燈，照亮了混亂的世界和迷茫的前景。《三國誌》似乎是按照諸葛亮的設計和安排，壹步步完成了它的全過程。可以說，諸葛亮是三國鼎立的設計者，是《三國演義》的大腦和核心，而這壹切主要是通過對他決策活動的描寫來完成的。
關於諸葛亮的長相，平話新版《三國演義》第二十四題是“孔明下山”，嘉靖通俗《三國演義》第八卷是“立三分顯草堂”；倫敦博物館藏的《三國演義》原著第七卷是《劉備三訪茅廬三分天下先知》。到了毛宗崗的《三國演義》第三十八回，寫成“決勝三分”，“決勝”二字就出來了，可以說很有見地。當然
毛宗崗所謂的“決策學”，不能和現在的“決策科學”混為壹談。但決策作為壹種社會實踐，自人類社會以來就存在，壹切決策活動的成敗也應符合“決策科學”的規律。什麽是“決定”？目前學術界沒有統壹的定義。壹般來說，決策是為了達到最佳目標，在各種方案中選擇最佳方案的行為。劉備，因為“漢室敗亡，奸臣竊命”，“欲將大義擴展至天下”，努力了半輩子，至今壹事無成。劉備想要追求的目標，當然是諸葛亮決定要達到的目標。然而，諸葛亮選擇的行動方案不僅與劉備曾經實踐的不同，而且也是出於常識:
讓曹操在北方稱霸壹天，讓孫權在南方占領土地，將軍就能占領百姓和安寧。先以荊州為家，再取之。
放棄基礎，才能成為立足之地，然後才能圖中原。
這壹“不勸玄德取孫、曹之地，而勸玄德取爾、劉之地，必助漢室，轉其宗室”(《三國演義》第三十八評)的決定，是基於他對敵我、中國客觀形勢的全面綜合的評估。第四十三章寫諸葛亮與儒者之爭時，用醫學方法描述劉備當時的處境，認為“人宜以糜粥飲之，以藥服之；當臟腑調和，身體漸安，則以肉補之，以猛藥治之；然後病根沒了，人全生了。不等脈搏緩和就給猛藥，又不好意思求安全感。”與自身實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曹操“有百萬之眾，倚仗天子而立諸侯”，孫權“有江東，綿延三代，國危附於民”。這兩個人暫時都抓不到。但對於孫、曹，則應采取不同的對策:“孫權不可取，故當誅之”，“曹操不可取，故當誅之”(《三國演義》第三十八章)。諸葛亮後來把這個決定概括為“北拒曹操，東拒孫權”。這壹避免強大對手的決定，首先是在荊邑建立自己的基業，然後是徐圖中原，大體上符合當時政治軍事鬥爭的形勢。美國管理專家亞歷山大·h·科爾內爾(Alexander H. Kornel)說:“所有企事業單位的政策、戰略、短期計劃、長期計劃乃至日常工作，都是由堅定的實際決策和更加堅定的遠見組成的。這些決策和預測應該是最好的”(決策者必讀，《決策與信息》，第1984期)。《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決策活動，既寫了他“三分”的堅定預見，也寫了為實現這壹預見而采取的堅定的實際決策。寫他把他的整體決定變成了實際的決定；而實際的決策都是為了實現總的決策。這壹描述充分體現了諸葛亮決策的整體觀、綜合觀和長遠觀。從《三國演義》對諸葛亮決策過程的描寫中，不僅可以看出諸葛亮決策本身是不成功的，而且可以看出，無論是寫他的勝利還是失敗，都是明智的，符合歷史和藝術邏輯的，並且驅散了神秘感。而且可以看到《三國演義》為了實現其整體創作意圖和表達其總的思想傾向，是如何處理這壹決策中的失敗和生硬的，也是如何藝術地處理的。
從決策主體分類，諸葛亮的決策屬於個人決策。個人決策能否發揮其積極作用，取決於他是否具備壹定的個人和社會條件。就個人條件而言，諸葛亮的品質、智慧、才華、經驗、精力應該說完全可以勝任；就社會條件而言，諸葛亮對劉備的山寨之行沾沾自喜，即委以重任，獲得相當大的權力。然而，這並不是壹成不變的。我們可以根據社會條件的變化把諸葛亮的決策活動分為兩個階段。第壹階段是從拜訪草堂到將壹個孤兒托付給白帝城。第二階段是從白帝城到五丈原。毛宗崗在《劉遺囑托付孤兒》第八十五評中說:“自桃園，可謂大結局。然而，從那時起，第壹個主的事情已經結束，孔明的事情將再次開始。前取淅川、漢中，出自草堂、三顧；第七次活捉孟獲後，六出祁山，向白帝托孤。所以，前圖壹篇文章是結尾，後圖壹篇文章是引耳，是非常合理的。
先看第壹階段。劉備對孔明洋洋自得，說“魚能得水”，但魚還是劉備本人。劉備這種超常的高手，有自己的主觀意誌和信念，所以難免會有對諸葛亮決策的幹擾和違背，而這種幹擾和違背又來自諸葛亮的力量，所以結果是超常的。諸葛亮出山，“兵敗，命危。”劉備要求曹兵拒絕他的計劃。孔明曰:“近日聞劉景升病危，可借此機會取荊州為安身之所，可拒曹操。”“以荊州為家”本來是隆中對壹個非常明確的決定，屬於短期規劃中的實際決定，但劉備以“被荊生提拔，忍讓”的風度拒絕了。劉表死了，劉聰僭主，將荊襄九郡獻與曹操。孔明同意了伊籍的提議，以喪為名活捉劉聰，取荊州，劉備不服。毛宗崗評論說:“不取，就使荊州成為曹操所有的荊州，成為孫權想要的荊州。於是妳借荊州，分荊州，索荊州，還荊州，留下無數葛藤，全是本卷之誤”(評《三國演義》第四十回)。荊州本來可以輕易拿下，但是劉備的“仁義過度”導致錯失良機，而且還是困難重重，幹擾了諸葛亮的決策。但劉備此舉符合隆中對“占領人民安寧”的決策精神。所謂“以人為本”，所以很難說劉備有錯。
劉備沒有聽從諸葛亮的決定，又壹次討伐吳棟。孔明諫曰:“吳賊使奸計，致荊州敗亡:星落鬥牛，天竺落楚地；我忘不了這種難過的感覺。但是那些想移居丁涵的人都被曹操所有罪；打動劉左的人，已經超越了孫權。竊是指若除魏賊，吳子彬取之。願陛下收福琴之言石以養其兵，不作良策。”急於復仇的劉備率師東征，被陸遜擊敗。劉備嘆道:“早聽丞相之言，今日不至於敗北。”
加上劉備的幹涉，桃園三結義中的關、張等輩老將，都是高高在上，難以駕馭。關公本想入川與馬超壹較高下，但後來又不願與黃忠為伍，所以孔明只用了“絕世高手”之類的字眼，以順其心。把關羽壹個人留在荊州的人，也不好意思有足夠的人選和他們交朋友。關公輕敵的驕傲導致了“東平孫權”決策的破壞，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但總的來說，在劉備生命的最後，諸葛亮獲得了得心應手的策劃權和協調權，使他的決策壹步步實現。
諸葛亮決策的第壹個重大成果是取得荊州，其中涉及聯吳策略的巧妙運用。面對曹操的南侵，孫和劉都有聯合的願望。但在實力對比上，劉備明顯處於劣勢。在這種不平衡的關系中，諸葛亮運用自己的決策能力，化被動為主動。“孔明很聰明，我不需要求助，但人們會來找我。”“求助的意思很迫切，所以他假裝不屑於求助；胸很重要，嘴很猶豫。”(評《三國演義》第四十二章)他不僅把老實的魯肅玩弄於股掌之間，在聰明的周瑜面前也是出類拔萃。在聯盟中，孔明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既註意大局，又註意聯盟中的鬥爭，從而保證了赤壁對曹的輝煌勝利。但是諸葛亮並沒有把這種團結鬥爭的實踐經驗變成理論，變成決策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從來沒有提過孫劉聯盟的基礎只是為了抵抗曹操，而壹旦曹操退兵，雙方的矛盾就不可調和了。劉備想要荊州，孫權為什麽不要荊州？劉備之死奪取荊州，與其說是曹操，不如說是孫權。雖然孔說荊州是“攻於曹氏，不攻於東吳，取東吳必取之物，不取東吳已取之物”(《三國演義》第五十壹評)；但從道德角度來說，這種攻擊盟軍勝利的做法讓孔明感到內疚。為了減緩東吳的急攻，先借劉啟緩之，後取西川緩之，最後做了“暫借荊州”的文書緩之。從文學角度看，文筆紮實曲折，看起來善惡分明；但從決策的角度來看，為了保住荊州，可供選擇的方案很多，但“借荊州”的策略卻為日後埋下了無盡的隱患。趙翼認為“借荊州之論，出自吳人事之論，非當日之事”。他的理由是:
1，“夫借我所有，冒充與人，荊州乃劉表之地，非孫氏之物”；
2、諸葛亮說孫權，曾說“將軍能破與豫州之鉆，則荊、吳皆強，三足鼎立”，所以“此時有三分，而非乞權取荊州而借之”；
3、“赤壁之戰，於與貝* * *破曹”，“我從未獨立於，但我準備坐享其成”；4.“破曹操後，備表為荊州刺史。天子無異言，荊州為地”；5日，劉啟病逝，“群推為荊州牧...派兵分頭駐紮，但在貝的指揮下，壹開始並不參與，所以對貝不必有白電，權不來礙貝”【趙翼:《二十二史註》卷七】。《三國演義》和趙翼透露的幾點完全壹致，諸葛亮不會為此擔心。但他之所以選擇“借荊州”，是因為他的行為與“東與孫權”理論不符，所以想亡羊補牢，貽誤時機。龐統死了，諸葛亮要去四川，把荊州交給關公的時候，只告訴他“東愛孫權，北拒曹操”，內涵就更差了。應該看到，隨著形勢的迅速變化，孫與劉的關系遠非赤壁之戰前夕可比。就劉備而言，要抗曹就要聯合吳。但對於孫權來說，奪回他夢寐以求的荊州，才是他發展的第壹要務。當時孫夫人已經走了，孫和劉的聯盟實際上已經破裂。在正確的地方，孔明不教合戰應變之計，不警惕孫權撐腰聯盟的危險，是不夠的。特別不對的是，曹操在商議取西州時，諸葛亮竟然設江夏、長沙、桂陽三郡，使吳攻合淝，影響合淝之勢。據荊襄說，劉備問馬良他的保守計劃。馬良曰:“荊襄四面受敵，恐怕不能久守...然後南征武陵、長沙、貴陽、零陵，收錢糧，以為根本，此長遠之計也。”貴陽、長沙等。都不是吳之地，而是趙雲和的所得。孔方明得了淅川，割讓三郡。這種以退讓求統壹的做法是大錯特錯的。荊州之失，固然歸咎於關公輕敵，但從根本上說，是孔明的失誤。龐統入蜀後，孔明仍留、張飛、趙雲三人鎮守荊州。龐統死了，諸葛亮入蜀，張、趙也把他帶走了，只留關羽壹個人守著，這是怠慢的表現。後來得知關公拒絕了吳棟的求婚，孔明曰:“荊州危在旦夕，可有人回報關公。”然而，它沒有得到執行；荊州前線捷報頻傳，小說中說“因此，劉備如釋重負”。孔明放心了嗎？書上什麽都沒說，所以看起來至少是比較讓人放心的。劉備攻打吳國的戰略目標是奪回荊州，因此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決策應該是壹個采取果斷行動以適應環境變化的動態過程，而不是壹種固定的手段。在特定情況下，東吳悍然進攻荊州，導致其戰略地位的喪失。此時與東吳的沖突已經上升到主導地位，必須全力解決。即使要講團結，也不能排斥鬥爭和妥協，這樣確實不利於團結。但孔明在“北拒曹操，東拒孫權”的規則上過於執著，甚至說“若早除魏賊，吳子彬必取”。試想，如果不奪回荊州，“早除魏賊”的目標如何實現？劉備不顧諸葛亮的諫阻，調集七十五萬大軍，壹舉拿下亭子。江南百姓無不聞風喪膽，孫權畏首畏尾，勢必投降，並許諾將荊州拱手相讓，送還妻子，永結聯盟，滅魏。形勢的變化證明了聯盟內鬥爭的必要性。劉備不肯讓風向轉，下定決心“先滅吳，後滅魏”。這個政策不夠冷靜，但也不能說不合理。毛宗崗認為:“凡不除殘暴者，必先伐其黨。比如殷要攻頡利，卻先攻魏、顧、昆吾；周伐周，先伐崇、糜也是對的。”(評《三國演義》第八十壹章)吳魏合謀偷襲荊州，真的是黨和魏的行為。問題是劉備的兵得益於憤怒而自大，最終敗給了魯迅。吳之戰的失敗，主要是主觀指揮失誤，沒有輸的理由。如果劉備贏得吳棟，很難保證他不會實現他消滅魏的英雄計劃。可惜這次戰鬥失利，讓他失去了力量。諸葛亮攻吳有情與理的矛盾。《三國演義》載劉備大敗時，諸葛亮嘆曰:“若法之孝在，可制主，使其不東；如果妳回到東方，妳就不會有危險。”《三國演義》沒有提到這件事，但諸葛亮並非不知道伐吳的意義，只是對決策的因素無法做出全面準確的判斷。如果他積極支持劉備的決定，隨軍東去，至少可以保證自己不會陷入險境。陸遜定下了壹個燒營的計劃，就是他說:“我有這個打算，但是瞞不過諸葛亮。好在這個人不在，這讓我大獲成功。”可見，諸葛亮對這種逆轉的危險局面的出現負有嚴重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