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英詞典》（第三版序）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Dictionary (Preface to the 3rd Edition)
《漢英詞典》第三版的工作始於2000 年，前後凡十載。如今編校已近尾聲，終於可以擱下詞條和校樣來寫壹篇編後感了。但我先要放下這本詞典，請讀者朋友跟我壹起走得遠壹點，到漢外詞典編纂史的源頭看壹看。
世界之有漢外詞典，當從400 年前計起。16 世紀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等耶穌會士抵華，為方便新來教士學習漢語，遂著手編寫壹部漢語–拉丁語詞典（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這部按音序排列的漢拉詞典完稿於1598 年，是迄今已知的第壹本西洋漢外詞典，只可惜壹直未能出版，其手稿據信仍藏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以後又有漢意、漢葡、漢西、漢法等各類詞典手稿或寫本，大都出自傳教士之手。17、18 兩個世紀，西士為學習漢語編纂的漢外詞典、字詞手冊、註音字表之類多如牛毛，而有幸刊印成書的只占極少數。中國學者最熟悉的大概是《西儒耳目資》（1626 年刊刻於杭州）。初看起來，這也是壹本供西士學漢語用的字表，但它使用的拉丁拼讀法卻是首度公之於世的漢字註音系統，堪稱現代漢語拼音方案的嚆矢。除了在註音方面有功於中國語言文字，早期漢外詞典還在中西物名的移譯、概念的詮釋、慣用法的描述，乃至對漢語結構特性的認識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嘗試。
漢英詞典的編寫開始得晚，因為英美人來華晚。但因為有前人的漢外詞典可資參考，有更多的中國學人參與，漢英詞典的編纂出版似乎更為順利。第壹本正式印行的漢英詞典，是英國人馬禮遜（RobertMorrison，1782-1834）主編的《五車韻府》（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9 年出版於澳門。這之後，到20 世紀中葉，在華英美學者陸續編出多部漢英詞典，舉其收詞眾、體例嚴、影響大者如：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主編的《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4）；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主編的《華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2）；馬修士（R. H. Mathews，1841-1918）主編的《漢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31）。這三部漢英詞典都梓行於中西通商的最大口岸——上海。
漢英詞典的編纂出版史是與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同步的，進入20 世紀同樣如此。1978 年，文革甫畢，中國大陸便出現了國人自纂的首部漢英詞典，即本詞典的第壹版，由商務印書館印行。改革開放三十年，北外的這本《漢英詞典》也恰好走過了三十年，這不是巧合，這是漢英詞典出版史與中國社會發展史的呼應。雖說問世於1978 年，《漢英詞典》的編纂工作在運動正盛的1971 年就已起步。那是何等艱辛的年代，編纂者卻憑仗學人的壹份責任感和敬業精神，克服社會環境、資料條件等種種限制，及時完成了壹項龐大的工程。在國人的漢英詞典編纂史上，這第壹步極為重要，以後無論哪本漢英詞典，無論續編、新編、另編，或多或少都受惠於1978 年的第壹本。當然，壹個時代總會有自己的問題。1978 年版終究帶有十年動蕩的遺痕，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迅猛推進，漢語詞匯快速更新，因此不久就有再版的必要，並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以下簡稱“外研社”）於1995 年推出了《漢英詞典》修訂版。同時，其他漢英詞典也陸續面世，如吳光華《漢英大辭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德範克《漢英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吳景榮、程鎮球《新時代漢英大詞典》（商務印書館，2000），以及惠宇《新世紀漢英大詞典》（外研社，2005）。這些作品當中，有的以詞類標註細膩而系統出眾，有的以科技詞目豐富取勝，有的因收詞多、例證詳而廣受稱許。如今的漢英詞典界，真正是諸家爭妍、各呈所長，也唯有如此，詞典業才能興旺，使學界和市場雙雙獲益。
詞典是給人用的，所以總要考慮方便實用。但詞典又要梳理壹種語言的詞匯單位，歸納出壹個明白的系統，因此須有壹定的學理貫穿其中。就以詞類的詮釋來說，早在《五車韻府》中，編纂者便試圖界定壹些詞的語法功能，比如把“個”字釋為“壹個前置於各種名詞的小品詞，表示個體性”（A particle that precedes a variety of nouns, denoting individuality.）。後來的漢語詞典和漢英詞典把“個”標作量詞，只不過是以明確的詞類標記取代了描述性的語法說明，處理手法有所不同，實質的理解與《五車韻府》並無出入。再如“們”字，界定為“壹個附於代詞和稱謂的小品詞，以構成復數”（A particle added to pronouns and appellatives of persons, to form the plural...），這與我們把“們”標記並解釋為表示復數的後綴，也完全壹致。而馬禮遜能形成這種定義，則是因為當時西方人對漢語語法已有壹定的研究。他本人在編寫詞典前就出版過壹部漢語語法書——《通用漢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ampore, 1815）。語法研究的成果，特別是對詞類的認識，很自然地會在詞典編纂中體現出來。國人自己的漢語語法研究，即現代意義的中國語法學，起點在馬建忠所著的《馬氏文通》（1898）。百年來，語法學家對詞類劃分的認識在漢語詞典的編纂中逐漸得到反映，《應用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0）、《現代漢語規範詞典》（語文出版社/ 外研社，2004）、《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商務印書館，2005）等先後較系統地提供了詞類標識。漢英詞典也不落後，吳光華《漢英大辭典》、德範克《漢英詞典》、惠宇《新世紀漢英大詞典》等也都先後標註了詞類。過去漢語界有壹種說法，叫做“詞無定類”。漢語的詞究竟“有定類”，還是“無定類”？如果有類可循，其界限在哪裏，判別的標準又何在？關於這些問題，語法學界仍將有壹爭，但在詞典界，看來人們寧可信其有。畢竟，漢語的詞類總不至於是壹團糨糊，毫無統系和章法。詞典編纂家多傾向於實用，把語法家們的分歧擱置起來，求諸壹個大致可行的詞類框架。
標註詞類的工作大家都在做，本詞典只是順從趨勢而已。但在已有基礎上，我們還想試著再進壹步，把標註做到底，做到單個的字。在這方面，以往也有過壹些嘗試，包括本詞典的上壹版。從1995 年修訂版《前言》中的壹句話，可以看出編纂者當年也思考了單字涉及的詞性問題：“對單字條目中的粘著語素（bound morpheme）作了有別於自由語素（free morpheme）的處理。”具體做法是：凡是本身沒有意義、只做構詞成分的單字，如“蝴蝶”的“蝴” 、“仿佛”的“佛” ，在釋義時用“see below”（見下）或“see”（另見）表示。本次修訂中，則不再迂回說明，直接采用明確的標記：“蝴”、“佛”只是無義音節，並不是語素（= 詞素），故標作音；雖有意義而壹般不獨用、只作構詞成分的單字，如 “榪”，則標作素。有些字不獨用，但在古時候卻成詞，例如“蝮蛇”的“蝮”（《說文解字》：“蝮，蟲也”；《玉篇》：“蝮，毒蛇也，蝮蜇手則斷。”），是壹個單音節的詞。遇到這壹類字，我們仍視為獨立的詞，如“蝮”字標作名，只是加註了語體標記〈古〉。由於漢語歷史久長，致使古今形成明顯差異，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也相當大，經常需要把詞類和語體結合起來考慮。在語體和修辭色彩的標註方面，本次修訂也做了壹些改進，區分了文言、書面語和口語。另外，考慮到不同語體之間的差別未必是絕對的，很多場合下只是程度問題，我們在有些詞目的語體標記前加標了“多”、“常”等，例如把“然而”標作〈多書〉。表示語氣轉折的連詞有好幾個，“然而”是其中較正式的壹個；口語裏也不是聽不到，但如果壹個人平常說話總是“然而、然而”的，就顯得書卷氣。平常我們說“可是”或“但是”。至於“然則”，口語裏基本上聽不到，標作〈書〉就不會有疑義。
名、動、形、副等詞類標註是針對漢語的詞目設立的，而漢英兩種語言的詞類劃分和布局畢竟不同，所以有時候，英文釋義所用語詞的詞類與漢語詞目的標記並不壹致。壹般說來，我們會盡量讓原語和譯語的詞類壹致起來，壹則可以顯出英漢兩種語言的***性，二則語感上會舒服壹些，三則還可以多提供壹種表達。例如，“維和”譯作“peace keeping”當然可以（例證有“~ 部隊 peace keeping force”等），但既然這是壹個動詞，就不妨把譯義改作“keep (the) peace”（例見外研社《牛津英語搭配詞典》，2006）。在標註詞類時，我們參考了《現代漢語詞典》（2005），必要時則會加以補充或另標。比如“退票”，《現代漢語詞典》標作動詞，本詞典第壹版（1978）也只有動詞釋義，不過修訂版（1995）已經把這個詞處理為動、名兩用：① return a ticket; get a refund for a ticket ② a returned (or unused) ticket: 等～ look for a returned (or unused) ticket。本次修訂不必改動原有釋義，只須添加詞類標記。對於“退票”、“退款”等動詞和名詞用法都很常見的兼類詞，分別標註詞類更為合理。再來看壹個例子，“簽名”這個詞在《現代漢語詞典》、《應用漢語詞典》上都只標作動詞，本詞典舊版也只有動詞釋義（sign one’s name; autograph），但在下面的例證中，“簽名”顯然是名詞：“為請願書集取到壹萬份～ collected 10 000 signatures for the petition”，所以不妨分立名、動。用例很重要，英語詞典之父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說得好：“詞語要到使用中去覓求”（“…words must be sought where they are used”）。漢語的詞性原本就活，說壹個詞是名詞、動詞、形容詞或其他，往往都不錯，要想說明問題，最好是配備自然而合適的語例。
本詞典是壹部 “中型語言工具書”（1995 年修訂版《前言》），此番新修也無意改變這壹定位。這意味著，我們要控制篇幅，避免規模過大。以單字條目“塾”為例，由於“家塾”、“私塾”都另行單獨成條，就不再重復引舉這類詞作例證，而用參照標誌示以這些常見的搭配。壹方面要儉省篇幅，另壹方面也要確保釋義完整、例證充足。對於單字條目，配備例證時盡量求其本字用法。仍以“塾”為例，壹般詞典上所舉的例詞不外乎“家～”、“私～”。然而，何妨采用“六歲入～enter a private school at six”作例證，把“家～”、“私～”列為參照條目。有的詞典希望讓人用著方便，不必花時間另頁翻查，於是在“塾”字底下完整地給出“家～、私～”等例證。這樣做自有好處，相關詞語立時可見，但也有弊端：假若所有的詞都既獨立成條，又充當例證，壹本詞典中復見的內容勢必增加，部頭自然就大了。部頭壹大，端在手上沈重許多，卻也是不便。另外，印張多了，消費者得多掏錢，是又壹弊。“有利必有弊”，老古話說得壹點兒不錯。不同的詞典有不同的思路和編法，從某個方面看可能很好，換個角度看卻是不足，恐怕難以面面俱到。所以，纂者不必互相貶抑，識家也不必攻其壹點。正是因為妳我編法各異，才讓讀者用戶能有更多的選擇，繁榮了詞典業。
既然是語文詞典，生活中常見的普通詞匯就應多收，爭取不遺漏。當代中國的語言生活異常活躍，網絡語匯尤其豐富多產，創意無窮。對於俚俗的新詞新義，是收還是不收，酌收哪壹些，人們的看法會有分歧。或認為，詞典收詞須求穩定，要等壹個詞穩固下來，成為詞匯的壹員了，才收列作詞目。這種意見當然不無道理，不過有時候，並不容易判斷壹個新詞是否已經得到穩固，其穩態又能維持多久。筆者的看法是，只要是億萬百姓口中常說、筆下鍵下常見的新詞新義，哪怕可能只是漢語發展史上的匆匆過客，幾年後興許會退出使用，也都可以收取。詞典有諸多功能，其中之壹便是實錄壹個時代獨具的字詞及用法。詞典不但是為今世服務的，詞典也是為後人編纂的：要讓後世在回顧21 世紀之初的歷史時，能夠在我們的詞典中找到這個時代特有的詞語。
未來壹二十年的漢英詞典界，會呈現怎樣壹種態勢呢？可以預見，隨著中國與外部世界日益交融，華夏文化逐步走出國門，漢英詞典也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本詞典已收錄不少關於中國文化的詞目，接下來或許可以在已有基礎上提煉和擴充，編纂壹部更具中國文化特色的詞典。我們所說的中國文化，不僅是基於典籍和考古的傳統文化，還包括五四以來的新文化，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文化；不是單壹民族的漢文化，而是融聚多民族元素的華夏文化；也不是限於大陸壹方的文化，而是涵蓋港澳臺等地的大中華文化。另外，海外漢語學習者的群體日見龐大，考慮到這方面的需求，還可以致力編纂專為對外漢語教學服務的漢英詞典。供外國人學習中國語文使用，這本是西士當年著手編寫漢英詞典的初衷，今天我們也不應忽視漢英詞典的這壹用途。壹部外向型的漢英詞典，可能需要偏重當代生活語匯，對用法差異作充分的辨析，提供更多的搭配和例證，突出說明外國人學漢語的難點等等。再有，漢英詞典可以進壹步專門化、系列化，分別滿足科技、商務、政法、體育、旅遊休閑等各行各業讀者與用戶的需要。在這些方面，已具相當規模的外研社雙語平行語料庫應能壹展身手。
電子媒質的介入使得詞典編纂的工作平臺大為改觀。前人只能用紙和筆，手工制作卡片、謄寫詞條，今人則在計算機上直接操作，紙筆已成輔助工具。更有外國出版社，開發出專供編修詞典使用的軟件，依靠自家的語料庫，撰條、潤色、增刪、定稿都在網上進行。這些不外是技術手段，我們可以學、應該學，學起來也不至太難。真正難的是，紙質詞典如何應對電子詞典、網絡詞典的挑戰。電子詞典與紙質詞典的區別還只在於質材和形制：把紙本做成電子版，查找起來快捷了，攜帶起來也輕便了，而實質內容、編纂方式都未改變。網絡詞典大抵有兩種：壹種是把電子詞典設在網上，看起來雖然界面宏闊，實則仍是壹個封閉的體系，是紙本在視屏上的延伸，只不過俾便了關聯條目的互參，提供了更多的相關信息和豐富的站點鏈接；另壹種則不同，采取在線自由參與、***同編創的方式（如WIKI），壹改千百年來始終由壹小批詞典家圈定條目、給出釋義的做法。後壹種類型的網絡詞典才是壹場真正意義的革命，把語詞從專家手中解放出來還給民眾。須知語詞本來就存活於億萬民眾的口中和筆頭，如今還詞典於民，是讓語詞回歸自然，回到它們所由產出的源泉。在網上，詞典編纂的空間開放了，界面自由了，編者與讀者的界限模糊了，主體與客體的區別也不再重要。如果說有網絡詞典學這壹行，從業者的任務已不是親自編纂詞典，而是如何協調和管理詞典。面對網絡詞典的這種創新，紙質詞典也應該思變。但怎樣變？眼下似乎還沒有答案，有待學界業界壹同去探索，通過實踐逐步實現變革。
本詞典第三版編修過程中，北外同人出力最勤，外間學者也貢獻良多。立項之始，曾與1995 年版主編危東亞、副主編高厚堃兩位先生商談編修事宜，並請商務印書館編審徐世谷、外交學院教授潘紹中、北京大學教授王逢鑫、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張伯江、北外高級翻譯學院教授莊繹傳與會探討編纂要旨，對各位先生提出的建議我們多有聆取。北外英語學院陳德彰、金莉、申雨平等幾位教授，聯合國高級譯員施曉菁、外研社編審章思英女士分段參與審訂；外國語言研究所研究生熊兵、於苒、吳群、張大川，及校外徐海、王巧紅、周紅紅諸同誌分別承擔詞條修編，尹洪波博士協助審核詞類標註。外交學院秦亞青教授、澳大利亞漢學家馬愛德博士等也相繼加入我們這支小小的團隊。及至後期，外研社學術與辭書分社的十余位編輯投入甚大，除正常編校工作外，更有功於新詞新義的補收、附錄的編寫、詞條配圖的繪制等等。言難抒意，甘苦自知，謹借新版面世之機，向所有合作與支持者道壹聲：謝謝！而詞典發行之日，也是編者心生惶恐之時，願聽各方指教，冀望日後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