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研討會為期三天，研討會主題是“巴金與當代”，分為“巴金的創作和思想對當代文學發展的作用和意義”、“經典化的巴金創作與當代思想文化的溝通”、“新發現的巴金文獻資料與當代思想文化關系”三大議題。
“我以為，今天我們對巴老最好的紀念，就是把他生前的願望和目的，不打折扣、完完全全地實現。”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學者李輝動情地說。
為贈書向國圖討說法
10月25日下午3時半，嘉興陽光大酒店三樓。在復旦大學教授、人文學院副院長陳思和、吳福輝發言完畢以後，主席臺上的主持人李輝神情激動，以巴金文學研究會的名義發表聲明：要求國家圖書館向全社會公布三年前巴老贈書流失的調查結果和處理結果。
2002年12月1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誰褻瀆了巴金？———巴金贈書流失家屬追索手稿》為題，刊發了國家圖書館流失巴金贈書事件的報道。事件披露後，國圖方面經歷了從否認到承認的過程。
在巴金的家屬給國家圖書館發函要求“歸還父親捐贈的手稿：《春》、《秋》、《寒夜》、《憩園》、《隨想錄》的第五卷及《家》的散頁”以後，國家圖書館派專人到上海，與巴金的女兒李小林、兒子李小棠進行面對面的溝通，他們解釋因工作原因造成了圖書流失，並承諾將對分散在不同的書庫中的巴金贈書進行清查，核實流失圖書數量，並向社會公布處理結果。
然而，時間壹晃就是三年，國家圖書館仍未兌現它的承諾。直到巴老去世，國家圖書館方面再沒有跟巴金家屬就此事進行溝通和說明。李小林說，“自從那次見了面以後，他們壹個電話也沒有打過，什麽情況我們都不知道。”
作為巴金研究者，在人民日報社從事編輯工作的李輝，當時是在北京潘家園舊書市場上發現國圖流失的巴老贈書的。流失事情被國圖方面確認以後，他曾經以《人民日報》的名義，采訪國家圖書館的負責人。
“當時，他們對我的承諾是，壹定會認真清查此事，並對外公布調查結果，給躺在病床上的巴老、巴老家屬和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全國新聞界壹個交代。結果到現在，國家圖書館方面對此沒有任何回答和解釋。”回憶起當時的場景，李輝仍然感到憤怒和不解。
巴金文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周立民曾經到國家圖書館去暗訪過。他到了圖書館，按照巴老給國家圖書館的贈書清單，要求借閱。結果工作人員對他說，“妳借的書，有的有，有的沒有。”
“為什麽沒有？”周立民反問。後來他得到的結果是，巴老的贈書，有的不在館裏，根本就找不到。周立民因此懷疑，國圖方面根本就沒有巴老贈書的完整清單，另外也沒有認真統計過書刊的分布情況，更沒有進行有效的保護和管理。
巴金贈書流失壹事已經在社會上產生不良影響。在研討會場內，壹位原想學習巴老贈書的知名的文化老人表示，寧可把自己的藏書當廢品賣，也決不捐給（國家）圖書館。
李輝、周立民的發言引起了研討會現場70多位學者的強烈回應。來自俄羅斯彼得堡大學東方系的教授羅季奧諾夫對記者說，他是頭壹回聽說這樣的事件。“無論在俄羅斯還是中國，發生這種事都是難以想象的，圖書館這樣對待巴金的書是非常不正常的。我希望這些書會盡快地找到。我也不能想象巴老這樣受人尊重的作家捐贈的書會流失、被賣掉。”
曾經與巴金有過幾十年友誼的學者歐德羅夫耶曾捐書給俄羅斯國家圖書館，俄羅斯國家圖書館辟專室把他捐贈的書集中到壹起，以歐德羅夫耶的名字命名圖書室，向讀者開放。
日本壹橋大學教授阪井洋史不能理解這樣的事情發生。“這是絕對不應該有的事，這樣的事情在日本沒有聽說過。假使有發生，社會輿論會有非常激烈的反應，這個圖書館的領導將因此引咎辭職，直接的責任人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向國民道歉，並承擔相應的責任。”
來自韓國水原大學的學者李喜卿認為，“即使是壹本很普及的圖書，可是因為是名人所捐，有名人簽名，它就有了無形的價值。研究者可以憑此了解名人的閱讀過程，了解他的精神、思想構成，並對他的學術成就進行價值判斷。”
會場內的氣氛因此變得嚴肅。眾多學者紛紛就此事發表意見，要求國家圖書館方面信守諾言，公布調查結果並改善圖書管理工作。
據悉，巴金文學研究會將在近日向國家圖書館致函，要求盡快公布對此事的調查結果和處理意見。
文學館？資料館？
雖然時間已經過去十幾年，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吳福輝仍然記得，1985年3月26日，中國現代文學館在北京西三環邊上的萬壽寺掛牌成立。在文學館開館當天，巴金在會場剛壹坐下，就從褲裏掏出壹個信封，遞給當時的館長楊梨。楊梨打開，發現裏面有紙鈔也有毛、分的硬幣。巴金認真對他說，“我剛得到壹本書的稿費，給文學館。”
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是巴金晚年的夢想。有感於“文革”否定了壹切，作家大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作品被否定說是“毒草”，全國只保留八個樣板戲和壹個作家。巴金認為，在“文革”裏被打倒的那些作家對文學是有貢獻的，需要有壹個機構來介紹這些作家的生平、作品。另壹個原因就是“文革”之後，很多現代文學的資料被銷毀了、遺棄了、丟失了。
“可以說，建現代文學館就是為了反‘文革’，肯定被‘文革’否定了的現代文學。”現代文學館前館長舒乙說。
從1979年開始，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這個想法就出現在巴金的腦海裏。1981年2月14日，在為香港《文匯報》寫的《創作回憶錄》之十壹《關於“寒夜”》和《創作回憶錄·後記》中，巴金最早倡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這壹倡議於1981年3月12日在《人民日報》正式刊載，立即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1981年4月，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通過了巴老建議，上書中央，請求建立現代文學館。
經由巴金的奔走呼號，1983年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建處成立。1985年3月，中國現代文學館在北京西三環邊上的萬壽寺掛牌。1996年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奠基。
為解決經費問題，不拿壹分錢工資的巴金前後捐了25萬元人民幣給現代文學館，還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圖書、雜誌、手稿、書信、照片7765件捐給了文學館。
在巴金的感召下，茅盾親屬將茅盾全部遺書和生前用過的實物贈給了文學館。在巴金的勸說下，唐弢獻出了作為壹個文學收藏家的收藏：雜誌1.5萬冊，圖書3.5萬冊，其中許多是孤本。
如今，現代文學館***有藏品30余萬件，其中書籍17萬冊，雜誌2100種、9萬余冊，手稿10970件，是國內最大的和最權威的文學手稿庫。
“在夢裏我也幾次站在文學館的門前，看見人們有說有笑地進進出出。醒來時我還把夢境當作現實，壹個人在床上微笑。”在《隨想錄》中，巴金這樣說。
吳福輝對記者說，在那個著名的建議中，開始還有“資料”兩個字，但是在籌建過程中把“資料”兩字去掉了，因為這樣能夠承載更多的內容。
巴金心中的文學館是壹個資料中心，由作家自己組成。它搜集、收藏和供應壹切我國現代文學資料，“五四”以來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們有關的書刊、圖書、手稿、信函等等，為現代文學的發展做壹個總結，是讓大家認識文學，認識中國人民的“心靈美”的地方。
“現在的文學館是壹個局級行政單位，似乎成了壹個安排幹部的場所。它的發展、變化和巴金最初的設想有很大的距離，更像是壹個文化的景觀，那麽豪華，是用來參觀展覽的，誰出錢誰就可以使用。我們當然要對巴老的東西有所發展，但方向應該是往他的本意發展，成立文學展覽館也不錯，但妳建得那麽豪華，那麽多編制，卻沒有壹個研究部，成立這麽多年，在現代文學研究上也沒有什麽成果。”李輝對文學館的現狀是“愛之切，恨之痛”。
“現在文學館把巴金的手印刻在門上，上面還鑄有巴金的印章，而且在門口還立了他的雕像，我覺得巴金清醒的時候未必同意這樣做，因為他不要在文學館突出自己，他是個不突出自己的人。但是，現在的文學館給人的印象很不好，好像文學館是為巴金而建的。”
邵燕祥認為，文學館裏“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塑像中，缺少了胡適和陳獨秀這樣文學革命和文學改良的旗手，這是壹個巨大的缺陷，這意味著我們對歷史真實的回避和躲閃，是不符合巴老意願的。下個月，文學館總面積達1.6萬平方米的第二、三期工程即將起動，李輝希望文學館能夠真正踏踏實實地準備做些學術研究。
“文革”博物館的可能方案
在10月25日上午開幕的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畫家郁風落淚了。“巴金就是民族的良心，壹想到他就不敢去做壞事。巴金生前最大的心願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館，趁著大家對那段歷史還沒有遺忘，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就多搜集相關物品資料。”
在接受《鳳凰周刊》的采訪時，巴金的女兒李小林說，“文革博物館是爸爸惟壹未了的心願。”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冰心的女兒吳青也表示，“巴金舅舅生前最大的願望，就是建立文學館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但是，這兩個目標只實現了壹個。”
1986年，巴金在《隨想錄·“文革”博物館》壹文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思。他說：“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壹句空話。最好建立壹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20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我並沒有完備的計劃，也不曾有過周密的考慮，但是我有壹個堅定的信念：這是應當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館，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我只說了壹句話，其他的我等著別人來說。”
“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樣開始的？人又是怎樣變成獸的？我們總應弄出個眉目來吧。”“只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因為怕歷史重演，巴金連晚上做夢都感到恐懼。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療養住所為《十年壹夢》增訂本新寫了壹篇簡短的序：“十年壹夢！我給趕入了夢鄉，我給騙入了夢鄉。我受盡了折磨，滴著血挨著不眠的長夜。多麽沈的夢，多麽難挨的日子，我不斷地看見帶著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蕭珊。夢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撲來。在痛苦難熬的時候，我接連聽到壹些友人的噩耗，他們都是用自己的手結束生命的。夢的代價實在太大了。我不是戰士！我能夠活到今天，並非由於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壹個真理：任何夢都是會醒的。”
這壹年，正是“文革”30年，年過九旬的巴金再次發出的聲音。在這壹年裏，巴金還給大型圖錄《“文革”博物館》壹書寫了後記。大型圖錄《“文革”博物館》分為上、下集於1995年年底出版，收錄了數千張歷史照片，是迄今為止關於“文革”歷史的資料最齊備、敘述最有力度的著作。
巴金不僅答應將自己寫於1986年的《“文革”博物館》壹文放在書首，還用顫抖的手題詞：“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在接見這本書的編寫者時，巴金說：“這件事應該做。”
郁風到現在還保留著壹件舊衣服，在“文革”中坐牢，她穿了7年，之前丈夫黃苗子也曾經穿過。每到周末，她會收到壹些針線，在時間靜止的監獄生活裏，壹針壹線地縫補，這曾給她帶來莫大的快樂。郁風認為，在“文革”博物館沒有建立之前，現代文學館應該擔負起搜集展覽“文革”時期物品資料的責任，她表示，她願意捐出這件珍藏的衣服。
邵燕祥說：“巴金壹生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厚的遺產。接近它、清點它、繼承它，是思想界、文化界首先要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館可以讓人們反思歷史。我們紀念巴老，最好的方式是實現巴老的意願，開拓、營造壹個讓說真話暢通無阻的空間，使說真話成為社會氛圍和普遍心態。”
李輝的建議則更加具體：“在文革館不能成立之前，文學館是否可以承擔巴老在《隨想錄》中提出的文革博物館的部分功能，比如它至少應該成為文化藝術界的文革博物館。現在文學館有那麽多的展廳，我們是不是可能拿壹個展廳，作壹個永久性的展覽，這是我的壹個想法。”（編輯：姜誌）
更多的在這裏找吧 .com/news/community/shzt/jnbj/memory/20051104016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