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從漁村走進音樂的殿堂
冼星海祖籍廣東番禺,1905年6月13日出生於澳門。父親冼喜泰曾做過水手,後以捕魚為生。冼星海出生時,父親已經去世,他和母親黃蘇英寄居在外祖父家。1911年,外祖父逝世,母親帶著他去了新加坡,靠做傭工謀生,並供他讀書。對母親含辛茹苦的養育之恩,冼星海銘記在心,永生不忘。後來,他根據母親口述的詞,譜寫了歌曲《頂硬上》,獻給母親,表達自己對母親壹生堅韌頑強的生活態度的歌頌。從10歲開始,他先後在英國人辦的學校學英語,在華僑辦的學校讀書,並接受了最初的音樂教育。1918年,他到廣州嶺南大學附中學習，後升入大學預科,前後半工半讀六年。他酷愛音樂,利用業余時間刻苦鉆研音樂,參加學校樂隊活動,演奏小提琴和單簧管,擔任過指揮,享有“南國簫手”的美譽。1925年他只身來到北京,進入國立藝術專門學校音樂系學習,同時在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兼任圖書管理工作。1928年他來到上海,進入國立音樂院。後來,他參加了田漢領導的“南國社”,田漢對冼星海的愛國思想和創作活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29年7月,冼星海發表了《普遍的音樂》壹文,提出“中國需求的不是貴族式或私人的音樂,中國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樂”,“學音樂的人”要“負起壹個重責,救起不振的中國”。因此,他號召學習音樂的人要“好好地用功”,要“做普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做壹個真偉大的人,不是做壹個像偉大的人”。“普遍的音樂”、“救國的音樂”便成為他畢生堅持的音樂創作和社會實踐方向。
1929年夏,冼星海因參加學潮而被迫退學。當年冬天,他啟程前往異國求學,靠朋友的幫助和在船上做苦工,於1930年春到達法國,實現了到巴黎學習音樂的願望。
二、艱辛的異國求學之路
在巴黎的最初幾年,冼星海主要靠在餐廳等處做雜役維持生活。經馬思聰介紹,他曾隨巴黎歌劇院樂隊首席奧別多菲爾學習小提琴。這位小提琴家得知冼星海靠做小工維持生活,便不收他的學費。接著,冼星海又向巴黎音樂學院的著名教授加隆學習作曲理論。加隆教授了解到他生活貧困時,也不收他的學費。
對在巴黎求學時的貧困生活情況,他自己有過這樣的描述:
我常常在失業與饑餓中,而且求救無門……在繁重瑣屑的工作裏,只能在忙裏抽出壹點時間來學習提琴、看看譜、練習寫曲。但是時間都不能固定,除了上課的時間無論如何要想法去上課外,有時在晚上能夠在廚房裏學習提琴就好了,最糟的有時壹早五點鐘起來,直做到晚上十二點鐘。有壹次,因為白天上課弄得很累,回來又壹直做到晚上九點鐘,最後壹次端菜上樓時,因為暈眩連人帶菜都摔倒,挨了壹頓罵之後,第二天就被開除了……我失過十幾次業,餓飯,找不到住處,壹切困難問題都遇到過。有幾次又冷又餓,實在堅持不住,在街上軟癱下來了……有過好幾天,餓得快死,沒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館、大餐館中去拉奏討錢。忍著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錢,回到寓所不覺痛哭起來,把錢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來。門外房東在敲門要房金,只好把討到的錢給他,否則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險(其實,如不是為了學習,倒是個活路)。有壹次討錢的時候,壹個有錢的中國留學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頰,說我丟中國人的醜!
……我忍受生活的折磨,對於學音樂雖不灰心,但有時也感到迷惘和不樂。幸而教師們幫助我,鼓勵我……在困苦的生活的時日,祖國的消息和對祖國的懷念也催迫著我努力。
……我想到自己多難的祖國,和三年以來在巴黎受盡的種種辛酸、無助、孤單,悲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壹起,我兩眼裏不禁充滿了淚水,回到店裏偷偷地哭起來。在悲痛裏我起了怎樣去挽救祖國危亡的思念。
在這樣痛苦生活的煎熬中,冼星海卻成功地創作了《風》。這首樂曲得到了他的老師們的贊譽。由於他的作品和別人的介紹,冼星海結識了著名作曲家——保羅·杜卡,並考入巴黎音樂學院杜卡的高級作曲班。當時在那裏學習音樂的中國留學生,只有他考取了這個高級作曲班,並獲得了榮譽獎。學校要給他物質獎勵,問他要什麽,他的回答是:“要飯票。”於是,學校送給他壹疊飯票。
1935年5月杜卡教授突然病逝,冼星海不得不結束在高級作曲班的學習,加上他也急於回國,便在友人幫助下搭乘免費貨船回國。在法國的五年學習生活,冼星海深入學習了西方現代音樂的作曲技法,豐富了音樂修養,開闊了藝術視野。
三、回到民族危機深重的祖國
1935年秋冼星海回到上海。開始,他主要靠教小提琴維持生計,其間為電影《時勢英雄》寫了插曲《運動會歌》,這是他回國後創作的第壹首作品。當時,日本軍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後,正把侵略的戰火燃向華北,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嚴峻關頭。1936年,他參加了孫師毅和呂驥發起組織的“詞曲作者聯誼會”等進步組織。他要讓他的“音樂創作充滿著各種被壓迫的同胞的呼聲”,用他的音樂做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
這壹時期他創作了《我們要抵抗》等救亡歌曲,其中,《戰歌》、《救國進行曲》和《運動會歌》被百代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由於這些歌曲的銷售量創造了該公司的紀錄,他還被百代唱片公司聘請擔任配音和作曲,開始成為壹名職業作曲家。然而不久,《戰歌》的唱片和母版被當局沒收銷毀,他便辭職離開百代公司,僅靠給電影寫些歌曲為生,義務給領導救亡歌曲運動的幹部教作曲和指揮,到進步歌詠組織教唱。不久,新華影片公司聘請他去擔任音樂部門的負責人。這個時期,他寫下了不少救亡歌曲和進步的電影音樂,如《救國軍歌》、《夜半歌聲》、《熱血》、《青年進行曲》等,這些歌曲在群眾中廣為傳唱,得到了進步文化界的贊揚。
後來,他又從新華影片公司辭職,但仍在上海進步文化界、音樂界裏,從事配曲、教唱等工作。冼星海對教育和公益事業也非常熱心。他得知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郊區為貧苦孩子辦了“山海工學團”,便定期去該團做輔導,教唱救亡歌曲。
他在評價自己在上海這段音樂創作活動時說:“我的作品那時已經找到壹條路,吸收被壓迫人們的感情。”
四、奔赴抗日救亡宣傳工作第壹線
1937年,“八壹三”淞滬抗戰後,冼星海參加了洪深領導的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戰時移動演劇第二隊,到蘇州、南京、洛陽等地進行救亡文藝宣傳工作,最後來到當時的抗日救亡文宣工作中心武漢。在武漢,他與張曙等組織起幾十個歌詠隊,舉辦了許多歌詠大會,組織歌詠大遊行,深入到學校、農村、廠礦、部隊去推廣、輔導群眾歌詠,有力地推動了當時的救亡歌詠運動。這個時期,他工作和創作的熱情很高,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到達武漢前,為了深入生活,他來到漢冶萍煤鐵廠,在礦廠裏住了好幾天,教工人們大合唱,與他們***同生活勞動。他還下到煤礦井的底層,與礦工們談心,了解他們的生活境遇和思想狀況。他感觸至深,創作了歌曲《起重匠》。
在同廣大群眾的密切聯系中,冼星海更堅定了走救亡音樂道路的信念。這時,他創作了《保衛盧溝橋》、《保衛武漢》、《到敵人後方去》等不同形式的抗戰救亡歌曲。
冼星海雖然比聶耳年長七歲,但他十分敬佩聶耳,充分肯定聶耳等人所開創的革命音樂道路的重要意義,並給以高度的評價,稱聶耳為“中國新興音樂的創造者”。他繼承並發展了聶耳開創的救亡音樂的道路。
由於國民黨的消極抗戰和對救亡文宣工作的種種制約,使他的音樂創作和群眾歌詠活動越來越困難,他萌發了離開武漢的念頭。這時他經常見到“抗大”、“陜公”的招生廣告,又見到壹些延安來的青年,他們非常刻苦、有朝氣、有熱情,使他深受感染。他開始意識到:“中國現在成了兩個世界,壹個向著墮落處下沈,而另壹個就是向著光明的、有希望的上進。延安就是新中國的發揚地……”正當他註意打聽延安情況時,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寄來音樂系全體師生簽名給他的聘書。不久,魯迅藝術學院又給他來了兩次電報,這樣,他就決定去延安。
五、走進抗戰救亡的新天地
冼星海於1938年11月到達延安。最初,他住在當時條件最好的西北旅社。沒過幾天,日本飛機突然來轟炸,他剛走出房門,炸彈就從天上掉了下來,他趕忙臥倒,炸彈便在他面前炸響。他幸運地躲過了這次劫難,親身感受到了日寇的殘暴。
冼星海受聘在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任教,並於1939年5月擔任該系主任,還兼任延安女子大學的音樂教授,講授“自由作曲”等課程。1939年6月冼星海加入了中國***產黨。在教學中,他十分重視對民間音樂的學習和研究。他講課深入淺出,生動活潑。有壹次晚間上課,講到深夜,本該休息了,但學員們聽得很入神,毫無倦意,要求他繼續講下去,於是他壹直講到天亮。由於他熱情誠懇,找他請教和修改作業的學生眾多,其他學校的學生也常去拜訪請教,而他總是有求必應。李煥之、李淩等都曾受教於他。冼星海十分熱心群眾的音樂文化生活,延安的山山水水、溝溝坎坎,都留下了他辛勤奔走的足跡。
最近,為詳細了解冼星海的壹些生平事跡,當我會晤或派助手拜訪壹些了解冼星海的老同誌時,他們都對冼星海的為人稱道不已,有人說到動情處竟至潸然淚下。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冼星海為人的親和力。
當時延安的音樂教學設施和條件很差,僅有的壹架鋼琴,後來被日本飛機給炸了,少數幾把小提琴還是個人帶來的,其他就是壹些民族樂器。但抗日根據地人民的思想風貌、鬥爭意誌,豐富的民間音樂素材,卻激發起冼星海高漲的創作熱情。在這裏,他創作了《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九壹八大合唱》等大型聲樂套曲,還創作了《反攻》等歌曲,在全國產生了巨大影響。
六、赴蘇執行任務竟成了與祖國的永別
為完成延安電影團攝制的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的後期制作和配樂工作,冼星海受中***中央委托,1940年5月與電影導演袁牧之等壹起,前往蘇聯莫斯科。在蘇聯期間,由於蘇德戰爭爆發,冼星海準備取道蒙古回國,但因在中蒙邊境受阻,被迫折返烏蘭巴托,在當地的中國工人俱樂部教授音樂。1942年底,冼星海返回蘇聯的中亞地區,先後在阿拉木圖、塔什幹、庫斯坦奈等地停留。在那裏,他同蘇聯的音樂工作者們結識,並協助建立庫斯坦奈的音樂館。
在蒙古和蘇聯的五年間,他不顧疾病纏身和戰時的艱苦生活,堅持創作,不僅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交響伴奏總譜,還完成了《民族解放交響樂》的創作,並寫下了《神聖之戰交響樂》等四部管弦樂組曲以及許多聲樂和器樂作品。1945年,他因病重被送到莫斯科治療,在病榻上還完成了管弦樂作品《中國狂想曲》。冼星海的交響音樂作品,在他生前都未能付諸演奏,無法根據實際演奏效果修改定稿,這些已成了永遠的遺憾。然而,從這些作品的手稿中我們仍可以看出,他在運用交響音樂形式表現人民群眾的生活和革命鬥爭,在探索交響音樂的民族化、群眾化,以及在運用民族風格的音樂主題、結構形式和打擊樂器等方面,都作了許多可貴的、大膽的嘗試。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當年11月14日在延安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毛澤東同誌親筆題寫了挽幛:“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同誌致哀!”
七、救亡音樂的豐碑,時代精神的強音
冼星海是壹位罕見的多產而富有創造性的作曲家,也是我國近現代音樂史上救亡音樂的裏程碑式的代表人之壹。
他壹生創作了大量的樂曲,可由於戰亂,大多已散失,現存只有200余首。在他的音樂作品中,有表現中國人民的英雄氣概的戰鬥性的進行曲形式的作品,如《救國軍歌》、《青年進行曲》、《到敵人後方去》等;有具體展示同敵人戰鬥的場景,將抒情性、描繪性與鼓勵性融於壹體的作品,如《在太行山上》、《遊擊軍》和《反攻》等;有反映群眾的勞動生活、采用特定的勞動音調和節奏的作品,如《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們開》等;有為戰鬥中的婦女、兒童寫的歌曲,如《做棉衣》、《戰時催眠曲》、《三八婦女節歌》等;有以抒情手法創作的優秀電影歌曲,如《夜半歌聲》、《莫提起》、《熱血》等。
冼星海善於運用獨唱、合唱、說唱等多種多樣的歌曲表演形式,特別是在群眾歌曲中廣泛運用的二部合唱的形式,進行音樂創作。這在當時的抗戰歌詠中具有創新的意義,並具有廣泛的影響。冼星海在器樂創作中把重大的題材、深刻的思想性與鮮明的標題性相結合,開辟了壹條交響音樂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道路。冼星海在音樂創作上的另壹重要貢獻,是開創了具有民族特點的大合唱套曲創作。他創作的《黃河大合唱》等四部大合唱,在題材內容的現實性、表現形式的民族化和群眾化方面是相同的,但根據不同的題材和內容,又采用不同的藝術手法,使每壹部作品都具有鮮明的個性和特色,尤其是《黃河大合唱》，是大合唱創作的成功典範。
八、《黃河大合唱》的震撼
《黃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傑出的代表作。他很早就有壹個宏願:用音樂表現中華民族的苦難、掙紮和奮鬥,對自由幸福的追求和最終取得勝利的信心。《黃河大合唱》的誕生,正是作曲家孕育已久的創作沖動的必然結果。
1938年10月,詩人光未然首次乘木船渡過黃河,奔赴山西呂梁山抗日根據地。當他見到黃河的驚濤駭浪,壺口瀑布的壯觀景象,不禁被這大自然的奇觀驚呆了。萬山叢中遊擊健兒的抗敵英姿,更強烈地震撼著詩人的心弦。在這些震撼的感召下,1939年初,詩人開始醞釀創作壹部長篇朗誦詩。不久,光未然因行軍時不慎摔傷,回延安住院治療。冼星海與他在上海時就認識,得知消息後前去看望。見面後光未然談起創作朗誦詩的構想,冼星海聽後十分興奮,希望他把它寫成歌詞。稍後,光未然再也按捺不住創作的沖動,躺在病床上,壹連五天口述了400多行詩句,經人協助筆錄,終於完成了《黃河吟》,這也就是後來《黃河大合唱》的歌詞。
1939年春的壹天,抗敵演劇隊第三隊在延安的壹個寬大的窯洞裏舉行晚會,光未然和冼星海都應邀參加。光未然帶病壹氣呵成地朗誦了自己的這部新作。冼星海聽完朗誦後,壹把將詩稿抓在手裏,激動不已地說:“這是壹部中華民族的史詩。我要把它寫成壹部代表中華民族偉大氣魄的大合唱。這將是中國第壹部新形式的大合唱。我有把握把它譜好!我壹定及時為妳們趕出來!”
冼星海於3月26日開始了大合唱的創作,到3月31日,《黃河大合唱》的八首歌曲就完成了,僅用了六天時間!這雖然還只是歌曲旋律的初稿,但已為這部巨作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冼星海不愧為是作曲大師!
在欽佩冼星海的才華的同時,我們還要看到他為創作這部作品付出的艱辛勞動。實際上,在拿到歌詞後的壹個多月裏,他做了壹系列的準備工作,不僅為收集創作素材作了細致的調查,而且為寫作大型作品進行了先期的“練筆”——完成了第壹部大合唱《生產大合唱》的創作和排練演出。他還多次要求人們講述渡黃河的情景和感受,對很多細節都再三追問。他還去學唱船工號子,後來用到了《黃河船夫曲》中。在創作期間,他經受了疾病的困擾和夜以繼日的辛勞。為了盡善盡美,他支撐著病痛之身反復推敲,每寫出壹章,就請人試唱,再做修改,僅《黃河頌》就改了三次。
《黃河大合唱》創作完成後,在冼星海的幫助和輔導下,經過十余天的排練,於1939年4月13日首演,由抗敵演劇隊第三隊演唱,鄔析零指揮。緊接著,從4月25日起,冼星海又連續十次親自指揮“魯藝”的學員排練《黃河大合唱》,合唱隊員從開始的60多人,陸續增加到100多人。1939年5月11日,在慶祝“魯迅藝術學院壹周年紀念音樂晚會”上,冼星海指揮100余人的魯藝合唱團,成功地演出了《黃河大合唱》。演出結束後,毛澤東等領導人都站起來熱烈鼓掌,感動地連聲說“好”。以後,延安凡遇到重大的晚會,《黃河大合唱》都是主要節目。1939年7月8日,周恩來聽了《黃河大合唱》後也給予高度評價,並贊譽冼星海“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黃河大合唱》以其高度完美統壹的藝術性和思想性,不僅受到延安軍民廣泛的贊揚和歡迎,並迅速傳播到包括國統區在內的各個戰區,進而蜚聲海外。1940年,劉良模把《黃河大合唱》的樂譜帶到了美國,1943年普林斯頓大學合唱團用英文首次在美國演唱。從此,《黃河大合唱》逐漸在美國、加拿大、緬甸、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廣泛演唱,成為我國最早在國際上產生較大影響的音樂作品。
1941年春天,冼星海在莫斯科對《黃河大合唱》的簡譜版進行修訂,定名為“交響大合唱《黃河》”。這次修訂,在原來八個樂章的基礎上,加寫了整部大合唱的序曲,加寫了說白和各樂章之間的音樂,重新編配了以交響樂隊伴奏的合唱總譜。由於冼星海當時遠離祖國,生活動蕩,總譜完成後沒有機會試奏和修改,還有不盡完善之處。1955年,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樂廳舉行的“冼星海逝世10周年”音樂會上,《黃河大合唱》第壹次被搬上了蘇聯舞臺,由全蘇廣播交響樂團演出,用俄語演唱。1956年,我國著名指揮家李德倫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樂廳,指揮俄羅斯合唱團和莫斯科愛樂交響樂團,用俄語演出了《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雄壯而激奮,深刻地反映了抗戰時期的時代、生活和群眾的革命精神,成為時代的強音、民族的心聲,震撼著神州大地,鼓舞著中國人民奮勇抗敵,奪取抗戰的勝利。《黃河大合唱》的成功之處,在於文學與音樂的完美結合,融聲樂、器樂、文學於壹體。就合唱而言,給人以音樂與文學“協奏”的感受;歌詞與音樂意境高遠,形式靈活多樣,富於歌唱性和音樂性;貼近勞苦大眾,雅俗***賞,富於普及性;註意用情節、戲劇性渲染刻畫人物;從藝術借鑒上看,它還帶有西方“康塔塔”的成份。全曲由八首歌曲組成,既各成章節,又渾然壹體。《黃河大合唱》是壹部高度概括抗日戰爭年代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裏程碑式作品,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和震撼力,是我國音樂史上不朽的傳世名作,在世界音樂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看來,《黃河大合唱》產生的震撼,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與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相比擬。
黃河大合唱》是我國近代合唱音樂的壹座光輝的裏程碑，也是我國近代大型音樂作品的典範之作。
《黃河大合唱》創作於 1939年3月，由光未然作詞，洗星海作曲。作品用感情飽滿的筆墨，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和不可戰勝的力量，歌頌了具有悠久歷史的偉大祖國。作品以中華民族的發源地壹黃河為背景，熱情地謳歌了中華兒女不屈不撓，保衛祖國的必勝信念。人民音樂家洗星海以他不可遏制的創作熱情，僅僅用了6天時間，就完成了這部巨作的初稿。同年5月，《黃河大合唱》在延安演出時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毛主席都跳了起來，很感動地說了幾聲‘好’。”（洗裏海日記）
《黃河大合唱》氣勢磅礴，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全曲包括序曲和8個樂章，並由配樂詩朗誦和樂隊演奏將各樂平連成壹個整體。各個樂章從內容到音樂形象又具打相對的獨立性，樂章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作品以抗日和愛國兩個主題為中心。從深厚的情感和感人的藝術形象上壹步步展開，直至宏偉的終曲，激蕩的感情浪潮發展到了最高點。
管弦樂隊演奏的《序曲》概括地對全曲進行了極富特點的描繪．樂隊效果色彩濃郁。音樂刻畫了人民的意誌和力量，象征著崇高偉大的民族精神：幾個主題經過發展後交織征壹起，形成了序曲的高潮。
《黃河船夫曲》采用了勞動號子的體裁形式，展現了烏雲滿天．驚濤拍岸，船夫與暴風雨奮力拼搏的生動形象．表現了華夏子孫吃苦耐勞和壹定能到達勝利彼岸的優秀品質。九曲黃河上船大粗礦的號子以領唱、合唱的形式塑造出來，具有強烈的生活氣息和藝術感染力。作為大合唱的第壹樂章，《黃河船夫曲》給我們展示了這壹可歌可泣的史詩的第壹幕。
男中音獨唱《黃河頌》是壹首以黃河象征祖國的熱情頌歌，充滿了搏大、豪放的情懷。第壹部分以平穩的節奏、寬廣的氣息歌唱了黃河的雄姿。第二部分以熱情、奔放的旋律贊美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燦爛文化，熱情激昂地頌揚了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
配樂詩朗誦《黃河之水天上來》之後，是民謠風格的抒情敘事曲《黃水謠》，樸素的音調優美而又平易動人：第壹部分描寫了奔流不息的黃河之水和中華兒女美好安寧的和平生活。第二部分主題深沈、痛苦，描寫了日寇侵略後妻離子散天各壹方的悲慘情景。音樂在低沈的情緒中結束，使人久久難忘。
《河邊對口曲》如民間小曲般親切而富於鄉土氣息，通過敘事般的對唱形式，手法簡練，效果甚佳，描摹了國土淪喪後日寇鐵蹄下人民的悲慘遭遇。
《黃河怨》以低沈淒慘、悲痛欲絕的音調，哭訴了壹個遭受日寇蹂躪、失去丈夫孩子、留下“把血債清算”的遺願而投入滾滾黃河懷抱的婦女的深仇大恨。
齊唱、輪唱《保衛黃河》表現了遊擊健兒的英勇氣概，是壹有人民戰爭壯闊場面的戰鬥進行曲。“龍格龍格龍格龍”的襯詞此起彼伏，波瀾壯闊的宏偉場面和樂觀主義的民族精神躍然眼前。
混聲合唱《怒吼吧，黃河》是整部大合唱的終曲，也是全曲的高潮。前面出現過的幾個重要基本主題得到了綜合的展現，憤怒的情緒、戰鬥的號角、堅定的節奏、豐滿的合唱以宏偉的氣勢使音樂達到了最高潮，作品在樂隊全奏和八聲部合唱氣吞山河的的澎湃波濤中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