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蔣介石在崛起過程中失去了杜、青幫、軍統局，會是什麽樣子？蔣介石真的傳過“紅帖”，拜過青幫嗎？蔣介石的《紅帖》是給黃的還是給杜的？為什麽蔣介石崇拜青幫的“紅幫”最後消失了？杜是如何離開蔣介石的？杜為什麽大罵蔣介石把他當夜壺？1949年杜為何不願跟隨蔣介石父子前往臺灣省？曾被稱為“上海皇帝”的杜和他的長孫杜順安似乎在回憶祖父的晚年，解開幾個歷史謎團。以下是杜順安對作者口述內容的總結。
抗日戰爭爆發，國民黨軍隊在上海潰敗後，我爺爺在香港避難，我家跟隨我爺爺在湘江躲避秦。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香港，我爺爺被迫離開香港去重慶。爺爺的信息渠道很靈通。在日本人準備占領香港之前，就知道日本人要動手了。日軍出兵前，他離開香港，去了後方。
祖父消息靈通，與他接觸日本黑龍會成員有關。黑社會早在戰前就介入了日本政府。在軍事領域，黑龍會的組織非常活躍。祖父的手下和朋友早就認識這些日本黑幫成員了。
我爺爺去了重慶後，我父母逃到了重慶，日軍正在找。因為時間倉促，為了避人耳目，他們裝扮成了普通人。當時他們沒有旅行，也沒有飛機，只好連夜逃離香港，偷渡到內地。因為擔心帶孩子，加上路上不方便，父母請了兩個保姆照顧我和弟弟，把我們兩個弟弟暫時留在香港。
日本占領香港的時候，我才五歲，上幼兒園。我哥哥當時四歲。為了躲避日本憲兵的追捕，保姆帶著我們兩兄弟到處躲，今天住在這個朋友家，明天住在另壹個朋友家。遇到困難時，她不得不立即行動，害怕在同壹個地方呆久了。第壹，避開日本憲兵；二是保姆身邊錢不多，沒錢住好地方。我們兩兄弟甚至和保姆住在公寓的樓梯上。在壹個狹窄的空房間裏，我們會找壹塊空地，在地上鋪壹個床墊，然後休息壹下。
日本人知道杜有兩個孫子住在香港。他們到處尋找我們的下落，目的是利用我們的兄弟作為和我們爺爺談判的籌碼。
最後日本人發現了我們的行蹤，他們派了壹個上校送我們上了壹艘日本軍艦，走進了船上軍官的船艙。日本兵命令我們兩個孩子跪下，保持安靜。日本軍艦很特別。總督府的小屋裏鋪著日式榻榻米。從這壹天開始，日本方面把我們當人質，和我們在重慶的爺爺達成協議。
在日本統治下，我們很快被送回上海壹年多。與此同時，我的母親從重慶回到上海照顧我們的兩個兄弟。
戰爭期間棉花短缺。但是，棉花是軍用服裝的必要原料。中日進入戰爭狀態後，日本人沒地方買棉花，找不到貨源，也無能為力。日本人被迫聯系我的祖父，向他尋求幫助。這時候我爺爺考慮到我們的安全，賣了壹批棉花給日本人，換來了包括我在內的46個人。
事先和日本老爺爺說好，把這46個人送到西北，日本人放了我們，中國人把日本人需要的棉花給
日本軍方派出了十幾名士兵，由壹名少尉率領。兩個山城的軍官和壹個中士護送我們到後方，準備交給重慶。壹位官員待人親切有禮，帶我去了眺望遠處風景的塔上。另壹個警察，長得像個猛剎，在我們家孩子好奇摸刀的時候，被當場訓斥。
我們壹行人從上海到達南京。渡河後，我們沿著淮河向西北航行。有人在河堤上拉纖維，船幾乎不逆流而上。我們壹路去了寶雞和潼關，然後向西去了Xi附近。日本人把我們送到陜西省的指定地點，日軍的號手發出釋放人質的信號。當國民黨軍聽到日軍的號手時，國民黨軍的號手也作出了反應，開著幾十輛滿載棉花的卡車向自己的方向駛去。我們46個人終於自由了，包括我的兩個叔叔，我的母親，我和上海前市長吳凱先的女兒。因為我的兩個弟弟太小，不能長途旅行，所以沒有和我們壹起回重慶，而是留在了上海。那時，我有三個兄弟，我是還沒有出生的最大和最小的妹妹。
到了重慶，我才七歲，和家人住在黃山官邸附近的別墅裏。那時候張也住在我家，我爺爺把張當秀才。四川軍閥劉的兒子，和我壹起上小學。
勝利後，我們回到了上海。我祖父不再和我們住在壹起了。他搬到了上海的國際飯店。當時國際大酒店的樓叫“18樓”，是壹個很大的公寓。我和父母住在上海華閣路。現在這條路已經改成寧海西路了。我們住在隔壁，張是我爺爺的結拜兄弟。
1945年8月，美國用原子彈轟炸日本，贏得了八年抗戰的最後勝利。成功復員前夕，壹艘美國軍艦悄然駛向黃浦江外的水域。我爺爺和戴笠就是在這艘美國軍艦上認識的。戴老師與爺爺的密會是怎麽回事？國民黨當局擔心在勝利後的復員期間，不能把軍隊和警察從後方運到上海接管占領區，怕上海落後。戴笠想請爺爺出面。在國民黨軍警進入淪陷區之前，青幫兄弟可以配合上海軍事系統的地下工作人員，暫時維持市場秩序，為接管上海做準備。
戴笠還和祖父在美國軍艦上合影，但照片幾年後神秘丟失。
祖父不僅幫了蔣介石和國民黨，還幫了國家和窮人很多。抗日戰爭爆發時，中國的空軍不是日本空軍的對手。當時國民黨當局讓我爺爺發起壹個民間組織捐款組建新的空軍，他爺爺最先捐了這個機，——。這個運動得到了熱烈的響應，國民黨空軍的老兵們對他們的爺爺非常客氣。高誌航、毛邦初、王樹明等國民黨空軍高級軍官都非常敬重他們的祖父。小時候遇到他們，這些學長總跟我說，多虧了妳爺爺，他捐輸心切，弘揚了人民精神，讓空軍很快組建起來。
抗日戰爭期間，我爺爺在重慶被蟄傷。有壹天，我在四川的爸爸邀請我爺爺去鄉下。我爺爺事先不知道人家為什麽邀請他。當他到達目的地時，他看到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幾英裏外排隊等他。男男女女看到我爺爺下車，都跪在地上，沖著他嚼謝恩。我爺爺趕緊幫他爸爸。在生活條件非常艱苦的地方，長輩們故意殺雞宰羊，擺桌子給爺爺們吃喝。祖父被這壹幕驚呆了。原來他爺爺捐了壹筆錢幫助災民。多虧了他祖父捐贈的錢，這個普通人才得以生存。然而，他的祖父卻忘了捐錢。
勝利之初，通貨膨脹非常嚴重。上海人怕交行倒閉，儲戶就擠兌。為了安撫人心，我爺爺專門派人收了兩麻袋鈔票，親自帶著工人去了交通銀行，告訴營業員杜某某要存錢。逃跑的人見連杜都繼續存錢，以為杜不怕銀行反轉。我們害怕什麽？爭先恐後提取存款的人們逐漸散去，從而化解了銀行擠兌。
1949年初，農歷新年過後，我的祖父命令我的家人離開上海，搬到香港。我爺爺和我們不住在壹個地方，但是每個周六周日，我爸爸都會帶我們弟弟去看我爺爺。
當時，國民黨當局已經撤退到臺灣省。我爺爺沒有跟隨蔣介石去臺灣省，主要有幾個原因。
蔣介石在早起之前，去上海介紹我爺爺，給了他壹個“紅包”。所謂“紅帖”，就是投壹個小學生的帖，在幫助下進行燒香儀式。蔣介石曾經崇拜過我爺爺，成為他最喜歡的學生。從年齡上來說，蔣介石比我爺爺大壹歲，但他爺爺早在23歲時就是青幫的重要頭目。
壹直有壹種誤解，認為蔣介石拜在黃門下，這是不真實的。黃赴日進入上海租界，始終沒有辭去上海法租界巡視員壹職。由於黃是壹個身份有限的偵探，不能開設教會接受弟子。如果發現他私自開香堂收徒弟，他在巡捕房的中國偵探的位置就沒了。
與黃不同，他的祖父沒有政府工資。雖然在黃工作過壹段時間，但不吃官飯，當然可以帶徒弟。據我所知，蔣介石並沒有把《紅帖》交給黃，只是看望了黃。父親親口告訴我，我們家有蔣介石的《紅帖》。所謂“紅帖”，就是壹張紅紙，上面整齊地寫著學生的名字、父母的名字和我的生日：“弟子XXX認XXX為師。”父親告訴我，蔣介石遞過來的“紅帖”上明明寫著“蔣誌清”，蔣誌清是蔣介石上學後用的名字。
當我們第壹次離開上海逃亡的時候，也就是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我爺爺把這封蔣介石寫的“紅帖”放在家裏的保險櫃裏。這個保險箱由會計室保管。抗戰勝利後，我們回到上海，打開保險櫃，卻發現蔣介石送給他爺爺的“紅帖”不見了。
保險櫃裏沒有什麽值錢的東西，沒有錢，也沒有空頭支票，但是“紅柱子”卻不見了，真是奇怪。
只有兩個人知道這個保險箱的密碼。壹個跟爺爺去了重慶，壹個沒跟黃去上海。他們沒有幫忙。只有他們兩個知道。我祖父讓他們掌管錢財。保險櫃裏沒有現金，只有壹些股票。然而，什麽都不缺，他卻放棄了這幅蔣誌清，把它作為“紅帖”送給了他的祖父。
我估計姜老師應該會派人來拿走，但是戴笠沒有派人來拿走。本來，我爺爺是想找個合適的機會，把送給他的“紅帖”原封不動地還給江老師，誰知它就這樣不見了。
我爺爺沒去臺灣省的第二個原因和復員後的壹些事情有關。勝利後，他充滿了這樣的想法：即使他不能成為市長，他至少可以成為壹名演說家。但是，他沒想到會有什麽官銜，結果是空的。
他爺爺五十歲之前，上過兩次私塾，前後只上了半年。沒上過正規學校，沒錢交學費。薛老師覺得孩子聰明，家裏窮，就沒請他來學校。因為斷斷續續學習，他爺爺什麽都不知道。他四五十歲的時候，連報紙都不會看。
所以，我爺爺很清楚，他胸前沒有墨水，也不認識幾個字。蔣介石怎麽會希望他成為議長和市長呢？蔣介石讓他當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他爺爺覺得他不識字。他想讓我媽當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代表，但我媽不想當官。最後我爺爺只好請萬做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代表。
事實上，萬不識字。在他與國民議會會面的第壹天，代表們被要求按照規定在簽名簿上簽名。萬不會寫字，只好用毛筆在簽名簿上畫了三個大叉。然而，萬有壹個令人欽佩的優勢。他記性很好，100個電話號碼都記在腦子裏。他爺爺要打電話，就打給萬，相當於他爺爺生前的電話簿。
日本占領上海時，租界也在敵偽的桎梏下。當時，戴笠領導的軍事統戰部和上海秘密通信電臺就設在他祖父的得意門生徐的家裏。戴老師和我爺爺經常用無線電發號施令。徐老師向萬口授命令，並讓萬的地下工作人員下達命令。萬是文盲，不會做筆記，但他有能力記住信息指令的每壹個字。最初，他使用幫派切割或密碼來強行記住要傳達的指令。每次外出工作，他都要能正確地把萬的指示傳達給井下工人。
抗日戰爭期間，他被日本軍閥逮捕。日本人拷打萬，逼他招供。他壹句話也沒說。他被拷問在虎凳上，但他依然固執。日本兵氣得用刺刀捅了他的肚子。萬還是沒說什麽，證明萬是個硬漢。很多年後，萬被刺刀捅過的肚子經常發炎，發作了還要去醫院。
上海打虎事件是我爺爺對蔣介石失望的另壹個導火索。
我對上海打虎有壹些個人看法。在蘇聯蔣經國學習。抗戰勝利後，蔣經國地位不高，經驗不足。此外，蘇聯不是壹個經濟發達的國家，但蔣經國獲得了蘇聯組織政治的真實傳記，所以他後來能夠與***產黨組織戰爭和情報戰。然而，蔣經國對經濟壹無所知。即使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宋子文、孔祥熙和宋子文領導著這個國家的經濟和金融。
在上海打老虎時，我叔叔杜維平被蔣經國逮捕了。說實話，他舅舅杜衛平買賣股票被抓，並沒有囤積。然而，蔣經國未經進壹步調查就任意帶走了他的叔叔。不管他是有罪還是無辜，他先被逮捕了。孔祥熙的兒子也在這種情況下被捕。其實這是壹個警示別人不要違法的例子。
他叔叔被抓後，很多人在我爺爺面前提建議。很多人自告奮勇，聲稱我認識壹個人，打了個電話，然後他就被放了。我爺爺非常了解事情的始末，堅信杜衛平沒有犯任何錯誤。壹開始，我爺爺壹句話也沒說。最後，他在討論下談了壹個又壹個。他說，不準任何人對杜衛平說壹個字，不準任何人發生性關系，並且等待蔣經國的調查。結果被拘留三天後，他叔叔被無罪釋放。這是我父親親口告訴我的。
誰是真正的囤積者？為什麽不逮捕萬呢？他囤積大米，還要照顧我們家和他自己家100多人。如果他不囤積大米，明天就吃不上飯，100多人就要挨餓了。所以，就算囤了壹百袋大米，沒幾天就被吃光了也不足為奇。囤積的經濟目的是什麽？
壹方面，蔣經國沒能打虎是因為他年輕有活力；另壹方面，他不知道大陸經濟崩潰的關鍵因素是什麽。他誤以為經濟問題很簡單，用的這個完全是從蘇聯學來的。他認為發號施令和與人打交道就夠了。其實解決問題沒那麽簡單。
還有壹點，我爺爺嗜鴉片，國民黨當局不讓他去臺灣省，這是不準確的。爺爺煙癮很大，但他可以抽也可以不抽，因為他有煙癮。我的第五個祖母孟曉東大量吸食鴉片。她上癮了。她到臺灣省後，私下吸食鴉片，但國民黨當局視而不見。
所以，總的來說，我爺爺不想去臺灣省有三個原因。首先，“紅柱”不見了，我爺爺很不高興。我以為蔣介石當了總統，我想委婉地報答妳，可是為什麽我沒有失去別的東西，這個“紅柱子”卻不見了？讓人起疑。第二，蔣經國把我三叔杜衛平鎖在裏面，這讓我爺爺很生氣。第三，是給上海市長和議長的。江老師在推薦議長和市長的時候連禮貌都沒有表現壹下。江老師，妳要對爺爺有禮貌。來請我去杜某那裏。表面上露個面，給妳爺爺個面子也行。但是妳甚至沒有要求。妳連臉上最簡單的動作都沒做。這是全世界都清楚的。新政府不需要當地勢力杜理科月升的幹預。相反，新政府擔心我們會制造麻煩。如果我們想消滅這群人。
所以我爺爺說：“我們是夜壺，蔣介石把我們用光了。他發現沒用就扔壹邊，夜壺裏妳也用不著了。”。
徐藝智戰敗後，蔣介石下臺了。1949年2月中旬，他爺爺告訴父親，他是香港人，壹家人從上海來到香港。但是，我爺爺當時已經對國民黨當局心灰意冷，不想參政。後來，我的家人來到了香港。兩個月後，***產黨解放了上海，我祖父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命令我父親返回上海，歸還上海商業銀行儲戶的全部存款。
我爺爺是上海商業銀行的董事長。父親奉命回上海，在上海待了三四個月。他準備結束上海商業銀行的業務，按照爺爺的遺願，把存款全部歸還。然而，中國***產黨不允許該銀行關閉其業務。最後父親不得不離開上海，回香港陪爺爺。
我爺爺結束上海商業銀行業務的初衷是想開壹家恪守信用，寧願不賺錢的銀行，但信用第壹。由於他想離開大陸，他將結束他所有的業務，把所有的錢還給儲戶。
過去的成平時期，每天只有兄弟倆吃飯，壹日三餐，每餐十桌。吃年夜飯的時候，壹定要開壹個水桌，分批上菜。年夜飯後，爺爺給每壹個兄弟，還有那些在門外排隊拜年的人。每個人都有大量的紅包禮物。當時，壹塊楊光可以買50公斤大米。
爺爺去世前，我告訴了他的兩個妻子，我的父親和叔叔。他死後，妳可以去臺灣省。爺爺要我們去臺灣省，因為家裏開銷太大。在香港，我們的現金所剩無幾，取不出來。這不是靠銀行的壹點利息就能活下去的方式。當時除了我爸爸在香港，我們還有兩個孩子在香港。我爺爺的二兒子，三兒子，四兒子都在美國，老五和老六留在上海。最小的第七、第八個孩子還在上高中，家庭龐大，食指巨大，生活負擔沈重。
爺爺覺得他在臺灣省有些人脈，可以幫到我們。臺灣省比香港安全。所以，爺爺去世後，我們壹家搬到了臺灣省。父親第壹次隨家人來臺灣省時，住在臺北市臨猗街，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找了壹份工作。之後住在臺北重慶南路臺灣銀行宿舍。當時臺灣省的財政廳長嚴家淦就住在我們家。1977年左右，臺灣省曾經是銀行宿舍的土地賣給了美國大使館。壹開始美國大使館想從臺北北門搬過來蓋新房。誰知道就在這塊地賣給美國政府之後，美國就和臺灣省當局斷交了？後來臺灣省領導人李登輝在這裏建了官邸，那個大房子在2000年成了陳水扁的“玉山官邸”。
我們的家鄉過去住在上海杜梅路。我的祖父有壹個有70多個房間的大房子。美國當局打算從我祖父手裏買下這棟大房子，建壹個新領事館。我們也收到了美國人的錢。然而，在國***內戰期間，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1949年5月，***產黨解放上海，美國人撤離上海，領事館沒有建起來。
我祖父去世後，我們全家去了臺灣省。有壹天，我們去了臺北市長安東路的壹家廣東烤肉店，蔣經國也在那裏吃飯。蔣經國住在臺北市柳條塘，對面就是廣東烤肉店。他看到我們壹家人在吃飯，馬上走過來和他爸爸握手。蔣經國坐在父親旁邊，用上海話對他說：“我為上海感到難過！”蔣經國的道歉已經抹去了過去的敵意，過去的感激和怨恨已經消失了！
很多年以前，臺灣省有壹部電影《八百英雄》，裏面老臺灣省演員扮演我爺爺杜。在最後壹個場景中，常峰穿著長袍和中國夾克，站在第四排倉庫附近，看著河對岸的遠方。他的外貌和他的祖父杜相似。爺爺的影子在我夢裏，他會永遠活在我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