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王朝的建立，標誌著朝鮮半島與中國的關系進入了壹個新的歷史時期。朝鮮原封不動地繼承高麗末期的對明“事大”外交方針，企圖以此來保證：政治上李氏王權的安定；經濟上物資交易的要求；文化上先進文化的來源。因此，明朝與朝鮮的外交，在朝鮮視為重大國策。 朝鮮基於“事大”政策，面對明朝政治變化，往往是調整與應對，藉此取得較大利益，增進明朝與朝鮮的宗藩關系。
壹、朝鮮初期的局勢及對明政策的確立朝鮮王朝建立後，就以 思想上的“抑佛崇儒” 、 外交上的“事大交鄰” 和 經濟上的“以農為本” 為基本國策。
朝鮮把明朝尊為宗主國，對明朝采取事大主義，以示敬意；對女真、日本、蒙古采取交鄰主義，以強調平等之意。“事大”是上下的、向心的關系，屬於不平等的關系。這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與國際環境下，朝鮮與明朝交往的特殊形式。
事大主義的最主要的體現，就是每年的“朝貢”赴京使團。從朝鮮王朝建立開始，在朝貢體制下，兩國壹直保持著建立在漢文化禮儀之上的穩固的政治外交關系。而“交鄰”是平行的、松散的關系。
李成桂壹直是比較親明的，早在洪武二十壹年（1388年），高麗國王辛禑與崔瑩合謀攻打遼東之時，當時鎮守北邊的將領李成桂就上疏諫阻，說出師有“四不可”，第壹條即是“以小逆大”之不可。在諫疏不被采納的情況下，李成桂以兵諫阻止了那起“以下犯上”的事件。
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鮮王朝，是朝鮮歷史上的最後壹個封建王朝
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鮮王朝，是朝鮮歷史上的最後壹個封建王朝。此前的高麗王朝長達近五百年，在其國內有深厚的基礎。李成桂雖然奪取了權力，但國內仍然存在著壹些反對勢力，政權尚不穩固。
“以小事大，保國之道。”李成桂想要在國內站穩腳跟，仍須遵循高麗的舊路，尋求取得明朝的冊封。 因此，李成桂政權建立後，事大主義就成為朝鮮對明外交的基本策略。
同時，事大主義是儒家壹種外交理念，是小國保存自身、應對大國的策略。由於朝鮮長期受中國文化的熏陶，因此，包含著君臣關系規範的事大理論也被他確立為處理朝鮮與明朝之間關系的基本理念，也是朝鮮把儒家禮治當作立國之本的具體反映。
為此，李成桂對明展開了積極的“事大”外交，積極主動地與明改善關系，誠心誠意要與大明修好，借以消除高麗末年政權頻繁更叠給兩國關系蒙上的陰影。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七月，李成桂在廢黜高麗末王王瑤而親即王位之後，就命知密直司事趙胖作為正使前往明朝通報情況，沒有馬上更改高麗國號，對明外交也未稱王，僅稱“權知國事”。新朝國號也請求明太祖裁定，以此表明認同明朝的中華正統，中國天子擁有最終的決定權。
李成桂對明展開了積極的“事大”外交，積極主動地與明改善關系
從1392年7月到12月，在半年的時間裏，李成桂先後六次派遣使團來明朝，最終得到了明太祖的承認，信奉儒學的朝鮮王朝獲得了外在的合法性，並與明朝建立起密切的宗藩關系。
使臣帶回朱元璋的旨意後，李成桂宣布“可自今除‘高麗’國號，尊用‘朝鮮’之號。”以後的朝鮮，就在“事大”的原則下發展與明朝的交往，壹切以明朝為歸依，成為明朝最為重要的藩屬國。請求中國皇帝賜予國號，在朝鮮歷史上也僅此壹次。
此外，朝鮮還專門纂修了《事大文軌》，具體規定與明交往的各項禮節、制度等，這也是其他朝代未曾出現過的。
朱元璋雖賜朝鮮國號，卻並未冊封李成桂為“朝鮮國王”。所以，李成桂只能以“權知朝鮮國事”的身份屬理朝鮮政務。
朱元璋不冊封李成桂為“朝鮮國王”的原因，壹是中國奉行君臣大義，對於高麗的權臣廢立以及所發生的朝代更替，心中不能毫無遺憾。其二，朱元璋對朝鮮的開國國君李成桂存有壹個誤會，即將李成桂當作了高麗權臣李仁任之子，並將之載入《皇明祖訓》。這樣壹來，李成桂父子連弒高麗四代君王，過惡自是不輕。
朱元璋雖賜朝鮮國號，卻並未冊封李成桂為“朝鮮國王”
事實上李成桂乃是全州（位於全羅道）世家，其父李春仕恭湣王官至戶部尚書。
對於朱元璋將李仁任的過惡加在自己頭上，李成桂自然感到十分委屈， 所以多次上奏明朝，請求予以改正。
這壹時期，明朝與朝鮮的交往頗不融洽，邊界糾紛、女真問題、表箋事件，接連發生摩擦，但並不影響李成桂對明朝政權正統地位的認同。這樣，當時的兩國關系便在明廷承認李氏政權，又不正式對李成桂冊封的情況下進行，明朝與朝鮮的關系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
但 李成桂定下的事大之策，為其後繼者世代相承，成為朝鮮王朝世代遵循的國策，構成朝鮮與明朝關系的基礎。
朝鮮太祖三年（1394，洪武二十七年）六月，應朱元璋之意，李成桂派遣第五子靖安君李芳遠親自赴明朝貢。李芳遠在知中樞院事趙胖、參贊門下府事南在的陪同下，出使明朝。
他在明京師期間，“帝引見再三，殿下敷奏詳明，帝優禮遣還。”李芳遠之出使，使得朱元璋改變了對朝鮮的看法，成見有所減輕。
李成桂定下的事大之策，為其後繼者世代相承
二、太宗朝外交政策的傑出實踐1400年李芳遠即位，即太宗，這是壹位是頗有建樹的朝鮮國王。在位期間，太宗大力發展社會生產、推動文化進步，為與明朝關系的全面恢復，尤其是文化交流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李成桂易代過程中，李成桂諸子中李芳遠出力最多，其智慧及魄力也為他人所不及。
李芳遠即位初期，正值明朝處於“靖難之役”時期， 李芳遠利用明朝急需得到朝鮮戰馬以補充戰爭所造成的損失的機會，取得了在和平時期所不能取得的外交成績，如建文帝冊封李芳遠為朝鮮國王。
燕王朱棣入繼大統，朝鮮在得知明政權更叠的消息後，立即做出反應，李芳遠迅速派使臣赴明賀朱棣登極，“以（河）齋為左政壓賀登極”。同時，向永樂帝請賜新的浩命、印章。永樂元年（1403）二月，明成祖“遣使以金印、浩命賜朝鮮國王李芳遠”。
李芳遠如此順利地取得永樂帝的冊命，除了明朝對於朝鮮依然有馬匹的需求外，還源於李芳遠與永樂帝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系。
此前（1394），李芳遠曾以世子身份出使過明朝，回國途中拜見了時為燕王的朱棣，得到親切接待，“過燕府，燕王親見之，旁無衛士，唯壹人侍立，溫言禮接甚厚。因使侍立者饋酒食，極豐潔。”從而為朝鮮與明朝向著良好方向發展的外交關系奠定了基礎。
朝鮮建立初期的三朝，由於亟需取得明朝的冊命以鞏固其在國內的地位，對明展開了積極的“事大”外交，對於明朝的要求多委曲以從。到朝鮮太宗時期，雙方外交關系已經形成了穩定發展的局面。
建文帝冊封李芳遠為朝鮮國王
三、光海君的兩端外交與仁祖反正光海君時期朝鮮與明朝的關系發生過壹些波折。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公開與明朝對抗。雙方從各自的戰略意圖出發，都力圖把朝鮮爭取到自己壹方，使朝鮮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朝鮮與明朝維系了二百多年的宗藩關系，背明為禮所不容。特別是壬辰戰爭時隔不久，明拯濟朝鮮於水火之恩，也不容光海君背明。但朝鮮又必須正視來自後金的軍事威脅。
光海君非常了解後金的軍事實力，兵馬之精強，不下於完顏。朝鮮親眼目睹了努爾哈赤勢力的發展，又不能也不願意背棄父母之邦的明朝，只好努力在二者之間尋求平衡。
陷於尷尬境地的朝鮮，企圖在日益強大的後金與宗主國明朝的夾縫中謀求生存，實為光海君采取的不得己之舉。
另壹方面，明朝在冊立光海君事情上的猶疑態度，也是成為光海君外交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
努爾哈赤建立後金
當時朝鮮國王宣祖立世子時就認為長子臨海君無能無德，而次子光海君“自幼好學，聰明端厚，又能斥紛華，簡儉自奉”，以其為賢，希望明朝能冊封光海君為世子。但明廷禮部以“主器必長子”為由，多次拒絕冊封光海君為世子。
直到宣祖國王崩，明朝也始終未冊封光海君為世子，光海君十幾年都處於有實無名的狀態，得不到正統的世子身份。宣祖崩後，光海君已獲得“權知國事”的身份，明神宗依然認為“立國以長”朝鮮舍長立幼，要查問清楚，再作定奪。
五個月後，明廷禮部方才上奏：光海君襲封已成事實，只得以“事在彼邦，姑從其便”，勉強冊立光海君為國王。這件事深深影響到了光海君，造成了他日後斡旋與明與後金之間的原因之壹。
光海君在明與後金之間保持觀望態度，采取不背明、不怒金的兩面外交政策。這種政策招致了明朝的不滿，大學士徐光啟甚至主張對朝鮮實行“監護”。
光海君的兩端外交也招致了朝鮮群臣的極力反對。明天啟三年（1623），光海君的侄兒李倧斷然舉兵，奉金大妃復位，光海君被廢黜，流於江華島，史稱“仁祖反正”。 被廢黝的主要原因，是光海君在萬歷四十七年（1619）參與明朝與後金的薩爾滸之役前，對前往助明抗金的都元帥姜弘立授以“觀變向背”的密旨。
薩爾滸之戰是明朝與後金政局轉折的關鍵壹戰
薩爾滸之戰是明朝與後金政局轉折的關鍵壹戰，不僅對明朝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也在明朝與朝鮮關系上投下了陰影。
光海君和仁祖的理念及外交政策不同。仁祖是在朝鮮國內親明派的擁戴下上臺的，親明派認為光海君背棄了明朝的“再造之恩”，是對明朝的“不誠”，因此發動政變，迫其下臺。
金大妃的宣諭無異為仁祖的政治宣言，他要通過否定光海君的外交政策來團結士人，以鞏固自身的政權 。仁祖的上臺結束了光海君“不背明，不怒金”的兩端外交政策，尊奉“以小事大，保國之道”的外交原則。 仁祖的向明傾向恢復了二百多年來朝鮮與明朝關系的常態，完成了光海君在“事大”與“事強”之間遊移到仁祖“事大”的壹個轉變。
仁祖在得到明廷的認可後，更加堅定的實行親明排金政策，使得朝鮮和明朝在動蕩的明朝末年仍然維持著相互信任的宗藩關系，雙方又邁入傳統的關系形態之中。
隨著後金對朝鮮的入侵及明朝的衰亡，朝鮮被迫稱臣於後金，明朝與朝鮮的宗藩關系也隨著形勢的改變而走向結束。
皇太極迫使朝鮮斷絕與明朝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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