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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法理學家富勒在《哈佛法學評論》上發表了壹個假想公案。五名洞穴探險人受困山洞，短時間無法獲救，為了維持生存等待救援，大家約定抽簽吃掉其中壹人，犧牲他人以救活其余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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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特摩爾是方案的最初提議人，但在抽簽前收回了意見，但其余四人仍執意抽簽，並恰好抽中了威特摩爾做犧牲者。獲救後，這四人以**罪被起訴並被審判處以絞刑。對於這樣的判決，法學界的觀點自然也為此產生爭議分為了主要的兩派，有罪與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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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壹派的觀點是無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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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設身處地”的原來則來說，犧牲壹人救四人是多數人不得已會做出的選擇，就如同婦女強奸案，強奸犯把刀架在婦女的脖子上說：順從還是死亡時，給了她壹個選擇。給這四人的選擇類同：**或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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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刑法典本身有兩個意義，其壹便是 ——威懾，但對於本案威懾並無作用。因為面臨本就處於生死攸關的人來說，死刑的威懾或許沒有太多意義，而刑法典的另壹個意義——“為人們報復提供有序的解決方案”在案件中也沒有什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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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立法的精神，壹個人可以違反法律的表明規定而不違反法律本身，這是最古老的法律智慧諺語之壹。很明顯，要懲治的**犯是有惡性目的的兇手，而不是在多數人在這種情況下都會如此選擇的求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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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者是處於壹種不得已的特殊情況，並非惡性傷害，而且刑法的威懾與報復在此也毫無意義。那我們為何還要去以另外四人的代價去走壹趟法律程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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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派的觀點支持有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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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壹種法律與道德的兩難，如果饑餓不能成為盜竊食物的正當理由，那麽饑餓同樣也不能成為**為食的理由？或許對於最開始的立法機關來說，法律和道德不可分離，但對於司法機關而言，法律和道德相互獨立，法官所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的尊重法律，並忠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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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最為重要的是，此次判決的道德啟示。判決所影響的並不僅是這四個人的命運，更重要的是未來很長壹段時間類似案件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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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探索其**緣由，這四個人或許並沒有犯罪意圖，按照探究立法精神的原則，人們好像確實不應給予懲罰。但是，法律所要做的是對行為進行處罰，而並非對心靈進行探究，刑法的首要社會功能是保護公民免受犯罪帶來的實際傷害。很明顯，對心理免責事由的承認只會加劇問題，而不會有助於問題之解決。以後任何人犯罪只要找壹個令人同情，迫不得已的理由就可以減輕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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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嚴重的是，若無罪釋放這四個可憐的 “無辜人”，那未來更多的犯罪者便可以利用類似的方式來實施罪行——將某人帶入特殊環境，再為集體利益進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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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律是客觀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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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那條條框框的白紙黑字是存在的，而是說，不論這個白紙黑字如何，我們都會形成壹個所謂這樣的 “法律”，只不過如今白紙黑字的法律或許還不夠具體，甚至有些與實質的“法律”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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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並不是主觀人為規定出來的規則，比如現實生活中很難存在 “看見太陽就要處死”或者是“每年給國家上繳三千億元”之類的法律，不僅難以執行，而且沒有意義，甚至阻礙社會，即使有愚蠢的立法部門提出如此的法案，也會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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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法律的條文並不是人為主觀的隨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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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便可以大膽推測，或許這個世界上會有壹部所謂的 “終極法典”，就好像所謂“終極物理法則”壹樣，它的本質極其簡單，但卻在萬物的表現上又紛繁復雜。而人類目前所有的法律條文都在不斷地通過不同立場的博弈，不斷接近這部“終極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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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部 “終極法典”是要有壹個目的性的，壹定是要符合為人服務的原則，或許按許多人的觀念，這個目的性是維持公正，但更本質壹些，應該是維護效率。畢竟，最大的公正就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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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意圖探究來進行免責或許對這四個人來說意義重大，但對於整個法律界來說，將是壹筆巨大的成本。在還沒有足夠的能力降低判定意圖的成本之前，或許都是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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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看，我也是贊成有罪判決的。可能許多人依舊覺得這四茍活下來的四人非常無辜，但不得不承認，這就只是他們倒黴而已，他們的有罪或死亡，可能從被困洞穴中的那壹刻就已經被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