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進行到高潮時，由於袁世凱的告密，導致譚嗣同被捕。
為振興祖國而獻身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公元1865年3月10日出生於北京。他生長在壹個世代為官的封建官僚家庭，受過嚴格的封建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其父親譚繼洵曾官至湖北巡撫。譚嗣同從小胸懷大誌，為人瀟灑，文章新奇開放。父親向來為人謹慎經常教育他，因此父子倆關系比較緊張。譚嗣同從10歲起即從師於篤好經世之學的歐陽中鵠，後在著名俠客大刀王五門下學藝。他鄙視科舉，好今文經學，很欣賞顏元、龔自珍、王夫子、黃宗羲等人的著作。自公元1884年起，他開始漫遊了西北、東南各省，行程達八萬余裏。這不僅使他開闊了眼界，加深了對祖國的熱愛，也使他親眼目睹了下層人民饑寒交迫的悲慘生活，從而產生了挽救民族危亡，為振興祖國而獻身的念頭。
公元1895年，甲午戰爭的失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使譚嗣同受到極大刺激。他憤而賦詩曰：
“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壹哭休。
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公元1896年春，譚嗣同在北京結識了梁啟超，極受梁啟超的贊賞。他對康有為的變法主張非常欽佩，自稱是康有為的“私塾弟子”。此後，他積極投身於維新變法運動之中，並於公元1897年初，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仁學》。在《仁學》中，譚嗣同把矛頭直接指向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倫理道德，號召人們沖破封建倫常的羅網。公元1898年初，譚嗣同回到湖南。他主持時務學堂，創辦南學會，出版《湘報》，每次集會，都有數百人前來聆聽譚嗣同的慷慨陳辭，很快使湖南成為維新運動的重要基地。
軍機四卿
公元1898年6月，光緒皇帝下詔變法。受維新大臣徐致靖的舉薦，譚嗣同被征入京參與新政，授予四品卿銜，在軍機處任職。與楊銳，林旭、劉光第時稱“軍機四卿”。譚嗣同喜出望外，為了報答“聖恩”，他不顧“殺身滅族”的危險，不辭辛苦地積極推行新政。光緒皇帝準備召開懋勤殿，設置顧問官，命譚嗣同起草聖旨，並要求穿插壹些前代的典型事例，說自己將親自到頤和園去請示慈禧皇太後。譚嗣同退朝後對別人說：“我這才知道皇上壹點權力也沒有”。
當時榮祿是京師的總督，袁世凱以監司身份在天津練兵。光緒皇帝下詔提升袁世凱為侍郎，並要他到京師朝見。
光緒皇帝兩次召見了擁有兵權並表示過擁護維新的袁世凱，引得頑固派舉朝驚駭。壹些守舊的大臣紛紛到慈禧太後那裏去告狀，慈禧的親信、當時的直隸總督榮祿連忙調兵遣將以備不測。外面紛紛傳說榮祿將利用光緒皇帝到天津閱兵的機會廢掉光緒皇帝。光緒皇帝感到處境危機，於是向楊銳下了壹道密詔，其中光緒皇帝以緊迫的語氣向楊銳敘述了自己的皇位很難保住，慈禧太後隨時都會對他下毒手，希望楊銳等維新人士采用新的辦法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不要違背慈禧太後的意思，明確表示出自己試圖找到壹個折衷的方法，使變法繼續進行下去。
不願意逃跑的誌士
維新人士聽了痛哭流涕。此時，譚嗣同自告奮勇去充當說客，勸說袁世凱舉兵，殺榮祿、錮慈禧、救光緒、護新政，結果反遭袁世凱的出賣。政變發生時，他同梁啟超正在寓所苦籌辦法。當搜捕康有為的消息傳來，譚嗣同鎮定自若，從容地對梁啟超說：“以前我們沒有辦法救皇上，現在我們沒有辦法救康先生。我是不怕死的，就讓他們來捉拿吧！”梁啟超勸他壹起逃跑，他執言不肯，反勸梁啟超說：“如果沒有人躲過這次災難，將來也就無人繼承我們的變法大業，如果沒有人因變法而死，我們也就無法報答皇上的知遇之恩”。其後，譚嗣同又與大刀王五策劃營救光緒皇帝，但由於事起倉促，計劃落空。這時，譚嗣同的處境已十分險惡，許多人勸他出走，都被他壹拒絕。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諸自嗣同始！”他決心為變法流血犧牲，以此來喚起民眾的覺醒。
英勇就義
9月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他撫今追昔從容自若，用煤渣在牢房的墻壁上欣然題詩：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9月28日，清政府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將譚嗣同和林旭、劉光第、楊銳、康廣仁、楊深秀斬首於北京菜市口刑場，史稱“戊戌六君子”。在行刑前，譚嗣同橫眉冷對，正氣凜然，面對屠刀，他面不改色，對著上萬名圍觀者大聲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這使得劊子手不寒而栗，使在場觀眾為之震撼。這年譚嗣同才33歲。
譚嗣同死後，大刀王五收殮了他的屍首。次年，他的遺骸運回湖南瀏陽，安葬於城外石山下。後人為了表示對這位維新誌士的敬慕，在墓前華表上刻下這樣壹副對聯：
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
壹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
譚嗣同的死表現了愛國誌士們為了國家的強盛而不惜犧牲生命的英雄氣概，同時也說明了改良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國想要求得富強，就只有推翻腐朽的清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