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之前，革命黨人即以白旗為標識。如1905年5月，秋瑾制定光復軍軍制，規定光復軍“旗用白色，中書黑色漢字”。1906年12月，萍瀏醴起義爆發，起義軍“皆用白布裹頭，白衣白旗，旗書革命軍字樣。”
《易經》中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名言。武王伐紂，婦孺皆知。“武王左執黃鉞，右秉白旄以麾。……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斬（紂之二嬖妾）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百夫荷素質之旗（即白旗）於王前。”正義之師，白旗如林。這正是革命黨人寄情於白旗的主要原由。且看湖北軍政府的檄文：“本政府痛彼酋之無狀，哀漢胄之式微，特舉義旗，振此困厄。白麾指去，群醜倒戈；黃鉞揮來，罪魁遠竄。”加之，白色在傳統中同“兇”、“喪”聯系在壹起，這更賦予白旗報仇雪恥、光復山河，義無反顧、願為鬼雄的悲壯色彩。
辛亥革命期間，尤其是各地光復之初，白旗無疑是全國應用最為廣泛的旗幟：
湖北武漢，“革命黨既占武昌，周圍城樓蓋懸白旗”。湖南長沙，“全城已落入革命軍手中……到處飄揚著白旗”。江西南昌，“內外響應，槍聲不絕，全城盡掛白旗”。上海，“警局及各軍營已皆易幟反清，……於是白旗飄揚城內外。”浙江杭州，“各處均光復，懸白旗”。江蘇蘇州，“各門城樓均已高懸白旗。如觀前街閶門街……類皆白旗招展，有書新漢、大漢字樣，或書光復”。福建福州，“城內商民壹時白旗遍懸戶外”。安徽安慶，“安慶咨議局宣布獨立，所有省城壹律懸掛白旗”。廣東廣州，“通告全省水路部隊壹律改樹白旗”。江蘇南京，“獅子山炮臺上懸掛著白旗，……到處是許多白旗”。
從主動方面說，白旗是革命、光復的象征；而從被動方面來說，白旗則是響應、歸順的表示。掛不掛白旗茲事體大，是對革命的態度問題。上海光復後，軍政府發出傳單：“本軍政府現認定，三日以內，凡商家鋪戶上懸白旗者，即為吾民歡迎光復之證據。”杭州光復後，軍政府也致電省內各地，要求“已經歸順各屬，所有城寨、炮臺、商埠，壹律懸掛白旗”。白旗成了那個時代的集體記憶，魯迅印象裏，光復的紹興縣城“滿眼是白旗”。沈從文則記住了他十歲時湘西鳳凰“各處懸上白旗，寫個‘漢’字”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