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帝懲治和珅之後，欲整頓朝綱吏治，思治心切，下達求言詔書。而編修洪亮吉心胸坦蕩，欲竭誠建言報國，想不到上書卻獲“大不敬”罪，其中的是是非非成為千古之謎。
洪亮吉，字稚存，江蘇陽湖（今常州）人，為乾隆五十五年（1790）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此人性情豪邁心胸坦蕩，特別喜歡談論時事，對乾隆朝後期的種種弊政甚為憂慮，曾作《平邪教疏》、《治平篇》、《生計篇》等文章，針對整頓吏治，平定民變，控制人口增長等問題向朝廷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但為和珅所忌頗受壓制。
嘉慶帝詔求敢諫之士，洪亮吉備受鼓舞，自然要竭誠建言表明自己報國之願。經過幾個月的反復考慮，他於嘉慶四年（1799）八月寫了數千字的言事奏書，將其抄寫三份，分別交給成親王永理，大學士朱珪，禦史劉權之，請他們代為向皇上呈遞。疏中列舉很多事實，概括論述了朝廷“勵精圖治未盡法；權臣弊政未盡改；世風日趨卑下；獎罰仍不嚴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肅而未肅”等六個方面的弊端。其中既有對內外諸臣的彈劾，也有對當朝皇帝的規諫以及自己的政見。如：他認為朝廷在重用賢能，斥退不肖之官方面總是遊移不定，出爾反爾。處置了和珅，罷免了其黨羽吳省蘭等本來大快人心，但不久又為其“辯冤”，乃至重新起用，這分明是是非不清、邪正不分。洪亮吉指出，在平定苗匪、教匪中，福康安、和琳等人玩忽職守、貽誤戰機，朝廷也只是將他們暫時調換壹下職位，仍加以重用。由於賞罰不明、執法不嚴，諸臣已經不知畏懼國法，貪欺害政之官比比皆是。他甚至直接向嘉慶帝發問：江南洋盜壹案，參將楊天相有功被戮，世人皆知其冤，而江南查辦此案有意為贓官開釋罪名，堂堂聖天子不能明斷，其他沈冤何以得雪？自三四月以來，皇上視朝較晚，治事過於緩慢，想必身邊定有奸佞之人熒惑聖上，聖賢君主應多方詢求意見，偏信左右近習之人怎麽可以呢？之後，他又針對朝廷存在的弊端，提出應先效法雍正之嚴明以整頓吏治、使民安樂，再法康熙之寬仁以轉移風俗。其言語犀利、激切，句句切中時弊，為其他奏章言書所未見。朱珪、劉權之二人見到此書，怕惹出麻煩未敢呈遞，只有成親王手裏的那份呈達禦前，結果真如朱珪等所料，嘉慶帝讀罷言疏頓時火冒三丈，遂對洪亮吉發了難。他特諭內閣，說洪亮吉言事書劄胡編亂寫、語無倫次。指責洪亮吉：“區區小臣教導皇上，實乃狂妄”。接著又為自己辯解說：“在廷之臣誰都知道朕孜孜圖治，每日召見臣工、披閱奏章，按時視朝、整頓朝綱，為治理國家日夜操勞。洪亮吉非但不予體諒，反出視朝稍晚、有俳優近習之人熒惑聖聽之語豈不荒誕？特別是洪亮吉上書言事本可以自具封章上達禦前，卻以露章托人呈遞，以無稽之言、謗君之語向各處投劄是何用心？”盛怒之下皇帝還令將洪亮吉革職拿問，交與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定罪，眾議以“大不敬罪”奏請將其斬處。
其實，洪亮吉托請成親王等轉呈言事書劄並非是有意散布蜚語、煽動人心，而是因為他自愧職位低微，直接上書恐不被皇上重視和采納。況且臣工條陳事件交部院大臣代奏早為朝廷慣例，以此加罪於洪亮吉是沒有道理的。另外，嘉慶帝指斥洪亮吉“放蕩於禮法之外，儒風士品掃地無余”。事實上，洪亮吉大膽直言指陳時弊，正是盡人臣之義合乎禮法。所以當刑部審訊他問其為何上書之時，他從容回答：“身為翰林，受知兩朝，有話不講，愧對天子之恩”，可見他時時想著自己的職責，這恰恰體現了他的儒風士品，對於這壹點嘉慶帝後來也有所耳聞。至於說效法雍正、康熙之語也完全是從整飭吏治的實際情況考慮，何況效法先王則例又不是什麽壞事，嘉慶帝不也常以敬天法祖來作為治國從政的原則嗎？當然構成洪亮吉“大不敬”的倒是他對嘉慶帝的指斥，特別是視朝較晚之語與事實確有出入，嘉慶帝為此而動肝火是可以理解的。但有壹點嘉慶似乎明白，就是自己主動下詔求言，轉而又以言語加罪於人，會被視為誅戮言官、自蔽耳目的庸君，對自己名聲不好，出於這種考慮，當廷臣請將洪亮吉斬處時，盡管他聲稱洪亮吉實屬“罪由自取”，但還是決定對其從寬免死，發往伊犁，交與將軍保寧嚴加管束。在押赴伊犁途中，保寧為討好皇上，奏請將洪亮吉就地處死，被嘉慶帝嚴辭制止，這說明嘉慶帝還沒有完全喪失理智。
盡管如此，加罪洪亮吉對廣開言路仍產生了壹定的副作用。此後壹年中言事者壹天比壹天少，偶有封章上達，也是“毛舉細故，摭拾浮詞”不再涉言要政、議論有關君德民隱等與國家大政相關聯之事。以至於下情壅塞，這對於剛剛開始的內政整飭為害甚巨，嘉慶帝為此憂心忡忡，深感失策。
嘉慶皇帝其實在處理洪亮吉之時，嘉慶帝特意將成親王呈遞的那份言事書留下備覽，待他冷靜下來之後細細思考，又覺得洪亮吉之言確有幾分道理。第二年京師久旱，嘉慶帝多次禱雨未應，自認為有犯上蒼，於是令釋放囚犯，赦免戍邊之人。洪亮吉此時到達伊犁還不到百日，本不在“久戍”之列，嘉慶帝特頒詔予以赦免。言稱：“詳閱洪亮吉原劄，除視朝稍晚，熒惑聖聽之句過激外，實無違礙之句。而且言語中可見有愛君之誠”。傳諭將洪亮吉釋放回籍。敕諭下達後，次日朱珪入宮，嘉慶帝又將洪亮吉手書拿給他看，還說：“此書所論之事對朕很有啟示，所以朕壹直把它放置座右時常觀覽，以警醒自己勤政戒怠呀”。朱珪見文卷之首有嘉慶帝禦書“座右良箴”四字，頓時伏地叩首泣聲對皇帝說：有些話臣悶在心中多日不敢說，今日皇上自己主動做到了，我真是愧對皇上的信任啦。正巧洪亮吉被釋還之日，京師喜降大雨，群臣借此大發議論，說皇帝聖明感動上蒼。嘉慶帝為此十分得意，特作禦制詩壹首以記其事。
嘉慶帝錯罪洪亮吉尚能主動糾偏，這對壹個封建帝王來說是難能可貴的，但洪亮吉獲罪後壹直未官復原職，更沒有加官晉爵，而且釋放回籍後不準隨便出境，這實質上仍是壹種懲罰。可見，嘉慶帝糾偏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樹立自己的“可與言之君”的形象，以扭轉自塞言路的局面，但仍沒有做到“言者無罪”，那麽朝臣們誰還能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