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8日。
1926年3月12日，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奉系軍閥作戰期間，日本軍艦掩護奉軍軍艦駛進天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守軍死傷十余名。國民軍堅決還擊，將日艦驅逐出大沽口。日本竟聯合英美等八國於16日向段祺瑞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無理要求。
3月18日，北京群眾五千余人，由李大釗主持，在天安門集會抗議，要求拒絕八國通牒。段祺瑞執政府竟下令開槍，當場打死四十七人，傷二百余人，李大釗、陳喬年均在鬥爭中負傷。
三壹八慘案的影響：
“三壹八”慘案後，舉國震驚。中國知識階層無論其政治觀點與學術觀點有怎樣的不同，均紛紛痛斥執政府和“執政”段祺瑞的行為為“倒行逆施”、“暴行”，“是政府自棄於人民矣”，“是民國歷史上黑暗的壹頁”。
學人如蔣夢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聞壹多、王世傑、許士廉、高壹涵、楊振聲、淩叔華、邵飄萍、陶孟和等，均有文字見諸報端。
梁啟超剛剛動完手術，纏綿病榻之中，猶不忘口誅筆伐；劉半農與趙元任再壹次詞曲璧合，哀聲淒楚，傳唱京城；魯迅則有《記念劉和珍君》等文，尤為悲天憫人民意不可違。
為此，傅國湧先生稱：“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即使和俄羅斯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們相比也並不遜色，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知識分子最可貴的那些品質，他們是民族的脊梁，是我們心中永遠不倒的長城，是‘真的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