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壹直覺得宋朝是個十分神奇的朝代——壹頭是忠臣良將層出不窮，另壹頭則是奸臣壞蛋遍地開花。比如在各種評書、演義和影視劇中，把諸如楊家將、嶽家軍、呼家將、包青天、寇老西兒、八賢王什麽的，個個描畫得忠心耿耿、超級能幹，堪稱是大宋朝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仿佛只要得了壹個，就能上輔君、下保民，肯定讓大宋朝萬萬年。
北宋的歷史被各種小說、演義虛構得太厲害
那為啥北宋遭受了靖康之恥、南宋被逼得崖山蹈海？而且連續兩次被異族搞到團滅，這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上都堪稱絕無僅有，以至於“弱宋”這頂大帽子戴了近千年都摘不下來？
應該都是那些壞到透腔的奸臣弄的吧？大宋朝的忠臣良將赫赫有名，奸臣壞蛋更是不遑多讓。像什麽秦檜、龐太師、潘仁美、蔡京、高俅、賈似道，壹個個壞得頭頂生瘡腳底流膿，只要大宋朝冒出個好人就被他們害死壹個，幾乎是人盯人防守，沒壹個能逃得掉。這樣的大宋朝，自然沒個好。
長大了開始讀史，才發現這種現象並非都是虛構出來的，兩宋確實是個“忠奸”兩頭都分外拔尖的朝代。先不管奸臣，就說所謂的忠臣，僅宋仁宗趙禎壹朝42年間，湧現出來的各種名氣大得不得了的“名臣”，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史書說的）質量上都足以傲視包括漢唐在內的歷朝歷代——當然前提是我們不去追究為啥仁宗朝在內“三冗”問題和土地兼並泛濫得無法收拾，逼得宋神宗不得不啟用王安石變法；在外被區區西夏揍成了灰孫子、被遼國趁機大肆敲詐勒索。
北宋名臣輩出，但大多是“互吹”出來的，真沒幹過啥實事，就算幹大多也幹不成
難道這口鍋還得扣到“奸臣”頭上？可問題是秦檜、蔡京之流的禍國巨奸在這時候還沒來得及投胎，虛構出來的龐太師等大壞蛋自然也沒機會在真實的歷史中使壞。數來數去，宋仁宗壹朝最壞的蛋恐怕就非夏竦這家夥莫屬了，莫非讓坐擁名臣無數的趙禎無緣中興宋室的千古明君這口鍋，要扣在這家夥頭上？
縱觀夏竦的壹生，就算他是個大奸臣，似乎也沒有作奸犯科的空間和機會。夏竦這個名字，在不熟悉宋史的朋友那裏可能顯得有點陌生。不過想必很多人都熟悉下面這首詩：
“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
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詩壹首其壹》）
這首詩的作者叫張元。這貨本是北宋壹書生，才華大概是有的，就是運氣不咋地，所以屢屢科舉屢屢不第。於是自認懷才不遇的張書生壹怒之下叛宋投夏，還得到了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的賞識，把他當成了謀主。
張元可以稱之為漢奸，當然他肯定沒有這個意識和自覺
北宋慶歷元年（公元1041年），宋夏兩國爆發好水川之戰。在張元的謀劃下，李元昊親自率兵伏擊宋軍，使得後者幾乎全軍覆沒，主將任福也戰死沙場。戰後，洋洋得意的張元在界上寺的墻壁上題下了上面這首詩，還挑釁般的在詩後署名“（西夏）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隨大駕至此”，以示羞辱。
張元壹朝小人得誌便猖狂忘形，不過為啥要扯上夏竦和韓琦？因為在好水川之戰中任福只是名義上的宋軍主將，真正說了算的是時任北宋宣徽南院使兼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判永興軍的夏竦。而韓琦則是夏竦的副手，也是好水川壹戰真正的謀劃者，所以在戰後，陣亡將士家屬才會跑去圍堵，讓韓老倌引以為終生之恥：
“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鶴林玉露·乙篇·卷二》南宋·羅大經）
兩宋總是沒完沒了的打敗仗，其實就跟文官為帥瞎指揮有很大的關系，不過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好水川之敗，夏竦當然要負“領導責任”，這要是放在始終處於生存危機的南宋，肯定是壹個頂大的罪狀，因此而搖身壹變成為“奸臣”也不奇怪，比如韓侂胄、賈似道就是這麽倒黴的。不過在北宋、尤其是仁宗朝的情況就完全不壹樣了。畢竟趙禎手底下的那幫名臣裏邊，上過戰場又沒打過敗仗的還真不好找……比如前邊說過的那位韓琦，人家死後不但被追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又追封為魏郡王，後來還收獲了從祀歷代帝王廟及孔廟的殊榮，打個小敗仗算個毛線事情？
韓琦可是妥妥的名臣、正面人物，對此士大夫們可是不接受反駁哦
所以打敗仗從來不是夏竦成為奸臣的原因。那麽這貨到底幹了什麽喪心病狂的壞事，以至於在史書中與丁謂、王欽若並列為宋初三大奸臣：
“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為奸邪……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陰謀猜阻，鉤致成事，壹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贓賄幹吏議，其得免者幸矣。”（《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傳第四十二》）
這個指控對於夏竦來說實在有點莫名其妙。將丁謂和王欽若稱之為“奸邪”還有事實依據，比如前者慫恿宋真宗趙恒封禪、後者不但貪汙腐敗還幫著趙恒偽造天書，可夏竦呢？“陰謀猜阻，鉤致成事，壹居政府，排斥相踵”，看上去都是了不得的罪名，仔細壹想卻全都是“莫須有”——只有指控卻舉不出什麽實據，實在難以服眾。
宋初時的士大夫缺乏經驗，還不習慣給對手扣帽子，所以公認的奸賊只有丁謂和王欽若兩個
那我們還是從夏竦的履歷中尋找壹些蛛絲馬跡吧。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人，還是個官二代——他爹夏承皓在宋真宗時為抵禦契丹內寇，隕於戰陣，被追贈為崇儀使，夏竦也因此憑父蔭當上了個名為“三班差使”的小武官。
不過夏竦的才華顯然不在武功上。他打小就以文采出眾而聞名，12歲能做賦，17歲曾在通州狼山作《渡口》詩，被大名士王辟之贊為“後之題詩，無出其右”（《澠水燕談錄·卷七·歌詠》），自此壹舉成名，成為眾人眼中的名臣苗子。
寫了首好詩就能成為名臣？沒錯，起碼在當時人們的眼裏，這話絕對沒毛病。在北宋，能詩善文的不壹定能當上名臣，但要是詩文寫得不咋地的還想當上名臣肯定千難萬難。諸如像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轍、晏殊、宋癢這樣的人，很難說清其官聲和文名到底哪個更大；而那些官聲顯然大於文名的如韓琦、富弼、龐籍、曾公亮、文彥博、呂公著、章惇等人，其實也不是詩文作得不好，只是競爭對手太厲害，才顯不出他們而已。
想當官得先進“作協”，這種情況在古代司空見慣
比如前面說到的那位韓琦，詩詞作得就毫不遜色：
“病起懨懨，畫堂花謝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胭脂淚。
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回睇，人遠波空翠。”（《全宋詞·第壹冊》）
所以已經小有文名的夏竦，在那個文尊武卑的時代註定還是要回歸到文臣的隊伍中來的。於是這家夥也不去軍營好好上班，天天拿著自己的詩集去尋找自己的伯樂。終於，時任宰相的李沆看到了他的詩，覺得這是個人才，便推薦給了宋真宗趙恒，於是夏竦得到了個潤州（今江蘇鎮江）丹陽縣主簿的職位。
不過壹個小主簿哪能滿足夏竦的功利心？所以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夏竦應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制科考試。話說這個制科考試可是老厲害了，科舉跟它比都是小兒科——在兩宋319年間通過科舉考中進士的有2～3萬人，再加上亂七八糟的諸科、恩科、武舉等等弄不好能有近10萬人考中。可是能通過制科考試的有幾個？壹***考過21次，才錄取了49人而已！（詳見科舉很難考？在宋朝的制舉面前那都是小兒科?）
而且制科考試的成績分為五等，其中第壹、第二等從不授人，成績最好的是第三等。整個兩宋能拿到第三等的只有兩人，其中壹個還是才華橫溢到快要爆炸的蘇軾（另壹個叫範百祿）。
雖然錄取率低得嚇人，但通過制科的幸運兒大都名不見經傳，這事也挺怪的
夏竦最終錄得第四次等，這也是個頂頂了不起的成績，所以大名士楊徽之才會借品評夏竦詩作的機會，贊其為“真宰相器也”。
這下夏竦算是有了“出身”，被選進史館修《起居註》。這是個極清貴的職位，相當於成了“儲備幹部”，前途壹片光明。不過此時的夏竦還是個小憤青，非常看不慣權臣丁謂，屢屢與其發生沖突，還上書阻止了這貨為了拍趙恒馬屁、搞鋪張浪費的“求神工程”。這下可惹惱了丁謂，於是借夏竦的老婆撒潑的機會將其逐出中樞，攆到黃州（今湖北黃岡）任知州。
話說丁謂在當時可謂是權傾壹時，先後擔任過三司使、參知政事、吏部尚書、保信軍節度使等要職。在通過誣告促成寇準罷相以後，又登上了首相之位。在宋仁宗趙禎即位以後，又授丁謂司徒兼侍中之職，位列三公，顯赫無比。也就是說，丁謂掌權的時間超過了20年，而在此期間內得罪了他的夏竦自然沒好果子吃，根本沒指望升官回京，只能在地方上到處亂竄。
所以在黃州任職期滿後，夏竦又先後歷任襄州（今湖北襄樊）、壽州（今安徽壽縣）、安州（今湖北安陸）、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事。好不容易等到丁謂惡貫滿盈倒臺了，可能又因為夏竦在地方上實在是太能幹了，所以又在被加上了壹大堆榮譽官銜之後，再被調去知青州（今山東青州），後來又兼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判永興軍，跑去宋夏交戰前線去指揮打仗。
以文禦武純屬自找苦吃，夏竦也是這壹政策的受害者
古代的那些大壞蛋們，除了藩鎮以外，剩下的權臣、閹宦、外戚，還有紅顏禍水啥的似乎只有跑到京城裏才能有用武之地，否則壓根甭想搞出什麽幺蛾子來。可縱觀夏竦壹生，除了人生的最後幾年外幾乎就沒在京城呆過，凈在地方上打轉轉了，那他又是怎麽戴上奸臣這頂大帽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