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來看《紅樓夢》。這部被譽為中國古典文學的巔峰之作，在世界文學史上也享有極高的地位。其思想之深刻，文字之精美，藝術價值之高，幾乎無出其右者。上至王侯將相、學者大師，下至販夫走卒、野夫村婦，無不為之癡迷。然而，從教育的角度看，這部書也不壹定適合孩子閱讀，尤其是正值青春期的少年。
首先，盡管壹千個人對《紅樓夢》有壹千種解讀，但“色”、“空”、“幻”、“滅”的主題世所公認。對於孩子來說，這些觀念要麽不理解，要麽理解了就會影響他(她)們對未來生活的預期。教育應該點燃孩子心中的希望，鼓勵他們實現未來更加美好的人生，而不是提醒他們現實有多麽殘酷。其次，按照曹雪芹的原意，書中所描述的社會和家族壹步步從繁華走向崩潰，最終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凈”。如此悲情，悲到了極致，冷到了骨髓，固然深刻揭示了世情人生，卻不壹定有利於培養孩子樂觀向上的人生觀；最後，書中關於性描寫的段落也不宜讓孩子過早接觸。記得小時候讀《紅樓夢》，我雖然讀了十幾遍，但最前面壹大段看不懂的文字照例是跳過去不讀的，真正吸引我的是書裏的愛情故事。什麽“情切切良宵花解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之類的章節可以倒背如流。“賈寶玉初試雲雨情”壹章更是勾起了懵懂少年的好奇，傻乎乎地跑去問媽媽什麽是“那裏流出來的臟東西”，卻遭來劈頭蓋臉地壹頓臭罵。我當然不是迂腐的衛道士，生理衛生課也早已在學校裏開設。然而，科學地了解人體構造及性並無不妥，但恰恰是文字讀物中那些欲說還休、似實又虛的性描寫最易對少年男女產生誘惑，“淫書黃書”之所以害人不淺的關鍵就在於這壹點。實際上，脫胎於《金瓶梅》的《石頭記》在最初傳抄之際的確是被列為“淫書”而遭禁的，而孔子早就因為“少之時，血氣未定”而將“色”列為君子三戒之首。在孩子的性教育上，我們不能從壹個極端走向另壹個極端。開明不等於放任，引導更要註意方法和途徑。今天，青少年對性的無知、不負責任以及與之伴生的校園強奸案泛濫，是世界性的重大難題，包括哈佛、斯坦福等在內的世界頂尖大學對此十分頭疼。雖然眾多學者做了大量研究，卻至今缺乏有效的應對之策。
上面分析的是內容，單就文字而言，我認為也不壹定適合孩子——特別是小孩子——閱讀。四大名著半文半白，《三國演義》更近乎是完全的文言文，和現在的白話文其實還有相當的距離，小孩子讀起來困難很大。即使勉強讀下來也是囫圇吞棗，生吞活剝地看完故事了事。至於小說布局結構之宏大精巧，人物性格之生動鮮明，語言運用之神妙雋永，這些美學上的價值更非低齡兒童所能理解和領悟。
實際上，所謂“四大名著”的說法流傳時間並不長。《水滸傳》和《紅樓夢》之所以影響巨大，壹方面和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有著直接關系。胡適等新文化巨擘推崇這兩部書，固然基於其本身的思想和藝術價值，更重要的是，“官逼民反”和對封建大家族的批判主題客觀上契合了當時革命和反封建的政治訴求。另壹方面，雖然陳獨秀、胡適等人扛起“文學革命”大旗，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然而，除了《水滸傳》和《紅樓夢》等少數精品之外，幾乎找不出其他堪稱經典的白話文作品。因此，至少在1949年以前，並沒有所謂“四大名著”之說。明清之際的“四大奇書”、“四大才子書”和後來的“四大名著”並不完全吻合。這壹說法的大規模流行是20世紀80年代後出版業大繁榮之後才出現的文化現象。當然，名著自有其思想、文學和藝術上的價值與地位，由於時代和社會的局限，以及作家個人命運的際遇，即便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代表，也不可避免地雜糅了不適應現代文明社會的糟粕，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苛求作家在寫作時會顧及到孩子的閱讀和教育。他們並沒有這個義務。但是，作為教育者和家長，在指導學生閱讀時，卻不能不考慮孩子的年齡和生理心理特征，以及價值觀的引導，批判性地幫助孩子選擇適合他(她)們閱讀的作品，無論這些作品是經典還是非經典。我們有這個責任。
再擴大壹點兒範圍，除了“四大名著”之外，在我們的文學經典中，適合孩子閱讀的作品似乎也非常有限。《詩經》、《楚辭》、《史記》太過艱深，唐詩宋詞也不好懂，《聊齋誌異》裏全是鬼故事，孩子聽了可能會做噩夢。至於《說唐》、《說嶽全傳》、《七俠五義》之類則更是等而下之了。沒錯，這些文學經典的確是經典，只不過它們都是成年人的經典，並不是孩子的經典。人當然應該閱讀經典，但不是所有年齡階段的人都應該閱讀同樣的經典。
此外，還有其他壹些流傳甚廣的故事也不壹定適合讓孩子過早接觸。比如“田忌賽馬”。田忌之所以能夠戰勝齊威王，是因為他暗中篡改了比賽規則，沒有按照“上駟對上駟，中駟對中駟，下駟對下駟”的要求提供符合比賽要求的賽馬。實際上這就是作弊。這類故事聽多了，孩子難免不會認為，只要能夠取得比賽勝利，是否誠實和遵守比賽規則是不重要的。再比如，在民間廣為流傳的“三十六計”，每壹計都在描述如何騙過對手，贏得最終勝利。“三十六計”在冷兵器時代固然具有軍事上的價值，但在現代社會，如果將其運用於日常生活，則會嚴重損害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和社會和諧。有些計策，如“借刀殺人”、“趁火打劫”、“笑裏藏刀”、“上屋抽梯”、“反間計”等等，先不論其具體內容如何，僅從字面上看就令人毛骨悚然。倘若孩子過早接觸這些陰謀詭計，對他(她)們的心靈成長而言將是多麽可怕的壹副圖景！
那麽，到底哪些文學經典適合孩子閱讀呢？我上網搜索了壹下，看到的結果大多數是四大名著再加上壹些世界文學經典，例如《湯姆·索亞歷險記》、《安徒生童話》、《海底兩萬裏》，等等。不是說不應該讓孩子去讀國外文學經典，而是翻譯作品總歸和原作隔了壹層。即使譯者的水平再高，也很難讓孩子從中體會漢語文學作品的魅力，更不用說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了。當我給女兒讀“弗吉尼亞的兔子”時，我完全不知道“弗吉尼亞”對她而言意味著什麽。我倒寧願給她講講“寧夏的兔子”，起碼她知道那是爺爺奶奶住的地方。我們的白話文經典到哪裏去了？為什麽在推薦給孩子閱讀的文學經典中，純粹由現當代作家所寫的白話文學作品那麽少呢？
這個問題可能要由專門治文學史的學者來回答。我猜想，壹個原因也許是，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史中，絕大部分文學作品是以文言文和傳統詩詞歌賦的形式流傳至今的。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真正的白話文學作品的歷史尚不過百年。時間短則積累的作品就少，經典名著就更少，能夠適合孩子閱讀的經典名著自然就會少之又少。就好比西方的拉丁文，文言文距離今天的現實生活已經十分遙遠。學生很難在它們和現實生活之間建立起有效的聯系。現在很少有機會需要人們去做壹篇高水平的文言文或律詩。實際上，學生並不能通過學習文言文而掌握白話文的寫作與表達。為什麽學生“壹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恐懼源於不熟悉，不熟悉源於缺乏運用。當然，我的意思絕不是說學生不應該學習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經典作品，恰恰相反，現在學生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幾乎喪失殆盡，必須得到加強。這是我們的文脈。我的意思是說，為了有效提高學生在現實生活中的閱讀與寫作能力，我們需要更加關註白話文學經典的傳播和閱讀引導。這是更為緊迫的任務。
另壹個原因可能是，我們很少從孩子的教育和閱讀心理出發，為他(她)們提供適合其閱讀的文學作品。這樣的作品倒不壹定是兒童文學作品——當然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就更為罕見——而是說，要從孩子的年齡和特點出發，向他(她)們提供那些容易引起閱讀興趣，有助於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提高文學鑒賞能力的作品。這些作品至少要具備以下三個特征：壹是文字要盡可能地簡單。簡單的含義是字的筆畫少，容易記，意義單壹。最初級的讀本可以只有幾個字，以後拾級而上，逐步加深難度。讓孩子在閱讀的過程中認字，在認字的過程中培養起閱讀的習慣；二是故事情節要生動曲折，能夠勾起孩子閱讀的欲望和興趣；三是價值觀要積極正向。孩子的心靈成長需要得到引導和保護。要盡可能多讓孩子在閱讀的過程中體會到愛與良善、正直、誠實、負責任、獨立、勇敢以及人性的光輝與偉大，等等；盡可能少讓孩子去接觸虛偽、陰險、狡詐、欺騙等人性中醜惡的壹面，哪怕它們真實反映了社會的殘酷現實。生活自會教會孩子如何看清社會，卻很難再有機會讓他(她)們重拾美好。
這些工作並不容易，但必須要做，而且要由專業人士有意識地去做。我認為，為了有效提高孩子的中文閱讀和寫作能力，重點需要加強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壹，大學裏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們應該更積極地行動起來，接續“新文化運動”先賢巨擘的薪火，引導社會更加關註孩子的白話文學的閱讀生活和體驗，推薦並形成壹批新的白話文學經典，從而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據我所知，北大中文系曹文[微博]軒先生的作品就深受孩子們的喜愛。可惜這樣有情懷高水平的作家實在是太少了。更多的優秀學者應該加入曹先生的行列，不僅要向家長和孩子推薦現當代文學作品中的經典名作，甚至有必要親力親為，創作壹批適合孩子閱讀的優秀作品。就像100年前的胡適先生壹樣，為傳播白話文學而作《嘗試集》。
第二，從事兒童心理學研究的學者、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以及文學創作者應該攜手合作，從兒童的心理特征和認知能力出發，有針對性地為社會推介適合孩子閱讀的文學作品。作家具有創作的欲望和能力，但往往缺乏兒童心理學的專業知識。他(她)們的作品富於想像力和藝術性，但未必符合科學。兒童心理學家可以提供有效的專業支持和幫助進行“糾偏”，為孩子提供質量更高，教育效果更好的作品。
第三，出版界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並承擔起自己的文化使命，不能為了經濟利益而放棄了自己的道德責任和教育責任，更不能盲目迎合社會熱點而錯誤地推波助瀾。當前，打著“國學經典”旗號塞給家長和孩子的出版物汗牛充棟，其中的謬誤和粗制濫造令人觸目驚心。家長往往對此缺乏辨識的意識和能力。引導孩子讀書是好事，但如果讀書的方向錯了，還不如不讀。
我想，經過若幹年的努力，如果在孩子們的書架上，能夠擺放更多優秀的現當代中文經典名著，甚至比國外經典名著還要多，那時候也許我們可以欣慰地說：我們盡到了自己的教育責任，至少沒有辜負這個時代和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