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裏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遁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壹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壹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勛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
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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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方山子：即宋陳慥（狕à狅造），字季常，晚年隱於光州、黃州間。蘇軾任鳳翔簽判時，與其相識。 光、黃：即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黃州（治所在今湖北黃岡）。 朱家、郭解：二人皆為漢代著名遊俠，喜替人排憂解難。 岐亭：鎮名，在今湖北麻城。方屋：方頂。屋，古人帽子頂部高起的部分。 方山冠：漢代祭祀宗廟時樂舞者所戴的壹種帽子。唐宋時，隱者每喜戴之。 前十有九年：即嘉祐八年（1063），時作者任鳳翔簽判。 岐下：指鳳翔，因其地東北有岐山，故雲。 陽狂：佯狂。 儻：或許。
文章鑒賞
人物傳記，如果不是出於壹些外在的原因，如受人請托等，則定是有為而作。換句話說，作者選擇某人作為傳主，壹定是對方的身上有著某些令他特別感興趣的東西，因而願意將其記錄下來。那麽，在方山子身上，最能打動蘇軾的是什麽呢？是他的“異”。在文中，他就明確表示對方山子的行事“聳然異之”。
文章壹開始，作者便寫出了傳主與常人不同的生活道路：少年時血氣方剛，壹身俠氣；成年後折節讀書，有誌用世；到了晚年，由於無所遇合，乃隱於光州與黃州之間。但他的無所遇合，是否意味著無法走上宦途呢？作者寫道：“方山子世有勛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可見他的理想並不是追求個人地位，因而也就與壹般的因宦途失意而隱居者有所區別。同時，即使是隱居，是否壹定要過貧困的生活呢？作者又寫道：“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可見“庵居蔬食”是他的主觀追求。因此，他能夠“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戴著“方屋而高”的帽子，表現出種種奇異行為，也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如果僅僅這樣來寫，雖然也能說明問題，卻似乎過於簡略。於是，作者便有意識地選擇了傳主少年和晚歲兩種具有對比性的行為表現，來進壹步豐富其形象。寫少年，是何等地意氣風發，飛揚跋扈：“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壹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壹世豪士。”寫晚歲，又是何等地安貧樂道，心境恬淡：“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妻子奴婢都能自得，方山子自己就更不用說了。）總的說來，俠和隱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反映了兩種不同的行為模式，這壹對矛盾能夠巧妙地統壹在壹個人身上，難道還不奇異嗎？作者就是這樣寫出了壹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人們的社會經歷構成了各自的歷史，而歷史作為現在的過去，又必定會對現在起著或大或小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方山子的由俠到隱，由入世到出世，也不可能是思想感情上的徹底消解。作者已經從他的神情上看到了這壹點：“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那麽，這種思想感情的延續之下隱藏著的是什麽呢？文章的最後似也有此壹問：“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陽狂”二字透露了個中消息。原來，這些所謂“異人”的不尋常的行為乃是壹種掩飾，是為了壓抑心中的 *** ，平息心中的矛盾。方山子不正是如此嗎？他折節讀書，原是為了有所作為，幹出壹番事業，但由於無所遇合，只得被迫歸隱。他的心中怎能不縈繞著難以解脫的痛苦呢？他過去的少年壯誌怎能不以某種方式流露出來呢？作者以疑似的口吻問他是否能見到那些“陽狂垢汙”的“異人”，其實，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他自己就是這樣的壹個異人，當然會同類相求。所以，作者認定，方山子“豈山中之人哉”！作者所面對的是壹個受到時人註目的隱士，作者也用了不少篇幅去描寫這位隱士的生活、思想和行為。然而，在蘇軾心目中，傳主實際上又不可能完全做到和光同塵。困難在於，這後壹層意思並不能直接點出，而只能用暗示的方法在由俠到隱的過程中去進行表現，其效果應該是包孕深厚，耐人尋味。要想得心應手地做到這壹點，並不容易。於此，可以見出蘇軾傑出的創造力。
蘇軾對韓愈的道德文章壹向非常欽佩。從藝術淵源上去考察，這篇傳記顯然受到了韓愈的《送董邵南序》壹文的影響。韓文命意幽微，層次曲折，明為送行，實為勸阻。正如朱宗洛在《古文壹隅》卷中所雲：“本是送他往，卻要止他往，故‘合’壹層易說，‘不合’壹層難說。文語語作吞吐之筆，曰‘吾聞’，曰‘烏知’，曰‘聊以’，於放活處隱約其意，立言最妙。其末壹段，忽作開宕，與‘不合’意初看若了不相涉，其實用借筆以提醒之，壹曰‘為我’，再曰‘為我’，囑董生正以止董生也。想其用筆之妙，真有煙雲繚繞之勝。”過珙認為“唐文惟韓奇，此又為韓中之奇”（《古文評註》卷七），並非虛言。蘇文與之相比，不僅在思想意蘊的表現上所運用的方法相同，而且在謀篇布局上也頗為相似。如兩篇都是先從正面加以渲染，隨著文意的展開，從字裏行間，讓人體會出意旨的轉折。甚至連末段以富有包孕性的問句作結，都可以認為是受到了韓文的啟發。
《方山子傳》中表現出豐富復雜的心靈矛盾，是蘇軾當時的處境使然。北宋神宗元豐二年（1078），蘇軾被李定等人誣以詩文謗訕新法，下獄治罪，九死壹生。後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這對壹向胸懷大誌，希望做出壹番事業的蘇軾來說，無疑是壹個非常沈重的打擊。因此，他對方山子的“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的遭遇，別有感觸。寫方山子，實際上是自悲不遇。但他方以詩文被禍，不便直言，於是才隱約其辭，語多深婉。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方山子傳》是蘇軾在黃州的心態的壹種形象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