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下旬，蘇聯文學界文學界的"內戰"公開爆發
1986年蘇***召開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戈爾巴喬夫代表蘇***中央委員會作報告時，論述了改革需要重新評價歷史的問題，他說：認真剖析往事，有利於掃清通向未來的道路，而半是半非，羞怯地回避矛盾，有礙於制定切合實際的政策，妨礙我們前進。
他還說：我們今天有時持批評的觀點回顧自己的歷史，那是為了更好、更全面地考慮走向未來的道路。必須本著歷史責任感和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對過去做出評價。現在還可遇到有人企圖回避我們歷史上的迫切難題，對它們避而不談並擺出壹副姿態--似乎沒有發生什麽大不了的事。對此，我們不能同意。這是壹種無視歷史真理的態度，是對違法和專橫行為的無辜犧牲者的大不敬。
戈爾巴喬夫特別強調指出"改革需要重新評價歷史"的重要意義，那就是它有助於幫助我們解決現今面臨的問題：民主化、法制、公開性、克服官僚主義--總之，改革的迫切問題。
不難看出，戈爾巴喬夫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迫切需要重新評價歷史。正是在評價歷史的過程中，蘇聯最高法院為布哈林、李可夫平反，以後又先後為1932-1933年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聯盟案"、1935年1月的"莫斯科中心案"、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中心案"、1937年1月的"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案"平反。
蘇聯最高法院宣布，上述案件中的四個組織根本不存在，對其指控毫無根據，毫無原則，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皮達可夫、留京、葉多夫基莫夫等78人平反。蘇聯史學家認為，這些人恢復名譽，是在深入研究整個蘇聯歷史、尤其是黨內鬥爭史的基礎上作出的客觀的科學的經過權衡的結論。
在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蘇聯史學家及時修改了原來的研究計劃，提出了以下10個新的研究課題作為其遠景規劃：社會形態發展的規律性與特殊性；革命與社會進步；社會主義建設史；民族史與當代民族進程；蘇聯各民族文化史；蘇聯對外政策和國際關系史；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少數民族；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發展的歷史道路；宗教在歷史上的作用；世界文化史等。這些課題同以往傳統的史學研究課題相比，涉及到不少復雜的"敏感"問題和重大理論問題。
在世界史研究方面，註重歷史研究的時代感，有意識地關註現實問題的研究，如蘇聯科學院主持編寫的《20世紀的世界》（兩卷本），即強調從新思維出發去揭示和深入研究人類歷史發展的趨勢及相互影響。蘇聯史學家認為，研究20世紀的世界，其關鍵是提高史學研究的理論方法論水平。如果壹些基本的理論問題不解決，科學研究的學術水平就不能提高。
他們認為，壹些被忽略的，或很少涉及，以及根本沒有涉及的重要理論問題需要認真研究，這些問題主要是歷史規律和壹般社會學的規律、歷史分期問題、過渡時期問題、歷史發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問題、歷史時代和歷史地區問題、當代社會主義發展的特點、社會革命理論、全球性問題等。戈爾巴喬夫在蘇***二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當代世界是壹個相互聯系的整體，這是由使世界經濟聯系國際化的科技革命的全面展開，信息和交通工具作用的加強，地球資源的現狀，生態面臨的總危機以及各國嚴重的社會問題決定的。
這個理論成為不少蘇聯世界史學者認識當代世界的理論基礎。同《20世紀的世界》相類似的選題還有《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戰後的和解》等。這些選題縮短了歷史研究與現實生活的距離，歷史研究的成果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
8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文學界在社會"改革"的推動下，開始了"文學改革"。在壹些作家要求"創作自由"、"取消政治檢查"的同時，湧現出多種文學思潮，它們表現出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彼此攻擊，"內戰"蜂起。文學界出現了動蕩，這種動蕩和社會的動蕩相壹致，對當時蘇聯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56年蘇***二十大之後，蘇聯作家在克服個人崇拜造成的嚴重後果，繁榮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的同時，在文學界出現了壹股徹底否定斯大林，否定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醜化社會主義制度的逆流。詩人葉甫圖申科說，"不僅懷疑斯大林的價值，而且也懷疑全部過去的歷史"，則集中反映了這些人的觀點。
同年6月下旬，蘇聯作家協會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壹些代表公開提出廢除作品審查，改組作家協會，使其不再是"衙門"。會後，原來統壹的蘇聯作家協會趨於分裂，在文學界形成了相互對立的兩派："改革派"和"傳統派"。"改革派"也被稱為"自由派"、"西方派"或"民主派"，其代表人物巴克拉諾夫、貝科夫、格拉寧、葉甫圖申科、沃茲涅先斯基、雷巴科夫、沙特羅夫、柯羅季奇、維諾格拉多夫、薩爾諾夫等。與該派觀點接近的作家有艾特馬托夫、紮雷金等。該派掌握的主要刊物是《旗幟》、《星火》、《莫斯科新聞》。
"傳統派"同"正統派"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邦達列夫、別洛夫、拉斯普京、普羅斯庫林、庫尼亞耶夫、沃羅寧、阿列克謝耶夫、柯日諾等。傳統派的主要刊物有《我們的同時代人》、《莫斯科》和《青年近衛軍》。這兩派在關於蘇聯文學的許多原則問題上，都存在著尖銳的對立。他們在各自控制的刊物上發表宣揚自己文學主張的文章，並對對方的觀點進行批判。特別是改革派，他們依仗自己在各方面的優勢，率先發難，向傳統派頻頻發起挑戰。
1987年4月下旬，全蘇作協理事會召開全體會議，改革派和傳統派在會上展開激烈論戰。如果說在這以前蘇聯文學界在壹些問題上只是存在著激烈的爭論，那麽在此之後，文學界的"內戰"則公開爆發。這表明，兩派的矛盾已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兩派原則性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如何認識戰後，特別是60年代以來蘇聯文學的成就；如何認識1985年改革以來蘇聯文學界的形勢；如何評價現代西方的文化；如何評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原則等。
在壹些具體的文學問題上，也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如，如何評價帕斯捷爾納克、普拉東諾夫、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等作家；如何評價《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雷巴科夫著）、《日瓦戈醫生》（帕斯捷爾納克著）、《人生與命運》（格羅斯曼著）等轟動壹時的文學作品。應當指出，他們的分歧還不僅僅在文學問題上，還表現在壹些敏感的政治問題上，如，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如何評價斯大林等歷史人物等。兩派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是和文學問題上的分歧緊緊聯系在壹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