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7日，《雲南日報》刊登馮友蘭的新體詩《擬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錄作七七抗戰二周年紀念》,該詩改自“西山蒼蒼”。
1939年7月下旬，張清常把《滿江紅》和“西山蒼蒼”譜寫成“獻給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組曲。曲譜上寫明《滿江紅》羅庸作，“西山蒼蒼”馮友蘭作。這份曲譜在1939年10月由馮友蘭提交給聯大常委會、經清華校長梅貽琦批復歸檔。
1946年聯大結束前，張清常作《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行曲》有引、校歌、勉詞、凱歌詞四個部分。1967年3月1日臺灣新竹版《清華校友通訊》新第19期刊登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行曲》，篇首署名：“羅庸作校歌詞，馮友蘭作引及勉詞、凱歌詞，張清常作曲並指揮”。其中勉詞就是馮友蘭所擬校歌歌詞“西山蒼蒼”。
1980年上半年，在清華大學校史組工作的黃延復先生通過寫信或訪問方式與王力、馮友蘭、鄭天挺、張清常、施嘉煬、沈有鼎等先生聯系，詢問聯大校歌作者問題。王力先生的答復是：“《聯大校歌》的作者，妳們說是羅庸，林樹永同誌說是羅常培，我聽說是馮友蘭，此事妳們可以詢問張清常，也可以詢問馮友蘭。”黃延復訪問馮友蘭先生時，馮說歌詞應是他的作品，因為“當時聯大常委把這個任務交給我，我不記得另外委托過別人，所以應該是我作的。”
1980年6月19日黃延復給張清常寫信詢問聯大校歌作者問題，張清常於7月10日回信，提到1938年初冬收到朱自清寄來的兩份歌詞，並註明《滿江紅》作者為羅庸，現代體詩《西山蒼蒼》作者為馮友蘭。張清常只為《滿江紅》譜了曲，把歌譜寄給朱自清。張清常回憶說，“五線譜譜本封面上寫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滿江紅》，羅庸詞，張清常曲’，簡譜譜本寫有：‘羅膺中制校歌《滿江紅》詞，張清常廿七年十二月於廣西宜山。’”之後，黃延復在清華大學檔案館查到張所說的五線譜曲譜，正如張所說，羅庸的名字寫在歌譜的封面上。
1980年11月1日《北京晚報》刊登張清常文《西南聯大校歌的作者》“西南聯大校歌詞作者是誰，現在眾說紛紜。蔣（夢麟）、二羅（羅庸、羅常培）、朱（自清）、聞（壹多）、馮（友蘭）六人被提到，馮本人說是他作的。這寫說法都有壹定原因，實際上是羅庸作詞”。
1980年11月23日《北京晚報》以《來函照錄》形式刊登馮友蘭的答復文字，“委員會公推我執筆寫校歌，我遂寫了這首《滿江紅》詞。經委員會通過，送常委會，上報教育部。
“上報文件雖附有歌詞、歌譜，但卻沒有報告歌詞或歌譜作者的名字，因為我以為，詞雖我寫，卻是校歌委員會通過，是集體的事，不該寫個人的名字。我親筆書寫的歌詞原件，現存西南聯大檔案。
“張文所謂馮友蘭所作‘現代詩體的歌詞’，只不過是馮氏後來應張清常要求，特別為張清常個人創作的《西南聯大進行曲》所寫的幾句白話詩，與制定校歌並無關系。”
1981年2月馮友蘭應北京圖書館之請，把聯大校歌詞《滿江紅》寫成條幅，並註明錄四十年前舊作。
1981年4月《清華校友通訊》復3期刊登黃延復先生的《西南聯大校歌考》，考證歌詞作者為羅庸，文中附有張清常《獻給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組曲曲譜首頁的復印件。
1984年12月 馮友蘭著《三松堂自序》出版，認定自己是校歌詞作者。《三松堂自序》還說校歌評審階段有三首歌詞，分別為馮友蘭、馬約翰及張清常所作。因校歌委員會從未對外征集歌詞，後兩人均不可能寫校歌歌詞而參加評審。所以在以此書的某些內容作為史證材料引用時還須事先考證其是否符合史實。
1987年6月，《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發表黃延復、張源潛的文章《西南聯大校歌制作經過》，該文依據西南聯大的檔案材料和張清常的回憶文章，認為羅庸是聯大校歌《滿江紅》真正作者。
此後，聞黎明與侯菊坤合編的《聞壹多年譜長編》，姜建、吳為公合編的《朱自清年譜》，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編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王學珍等主編的《北京大學紀事》，齊家瑩編《清華人文學科年譜》等，均認定羅庸是聯大校歌歌詞的作者。
2000年4月香港司徒華先生得到友人從《西南聯大校友通訊錄》上剪下的聯大校歌歌片，其上印有：“羅庸等詞，張清常曲”。司徒華先生還猜測：大抵馮友蘭是“等”人中的壹個罷。
2001年第12月臺灣學者翟誌成先生發表《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作者考辨》壹文，論證馮友蘭是歌詞作者，文章的結論說：“本文用了四萬多字的篇幅，從正反兩個方面層層加以考述和論證，從而推翻了黃延復、張源潛的結論，否定了大陸學界的定論，證明了馮友蘭是西南聯大校歌歌詞的真正作者。相信日後即令有新材料面世，也只會加強本文的證明。或者，應當更保守或更保險地說，在沒有更新的核心材料的出現足以否定本文立論之前，本文的結論，已經是整個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作者爭論的定案了。”
2009年11月嶽南先生發表《破解西南聯大校歌懸案》壹文，文章稱翟文的“結論壹時成為定案，學術界莫可駁之”。
2011年11月清華大學新聞網“清華史苑”欄目刊登孟凡茂的《關於西南聯大校歌歌詞的原創作者》，該文論證羅庸為《滿江紅》的原創作者，並認為在校歌定稿階段，馮友蘭提議把“倭虜”，改為“仇寇”，也就成為歌詞的作者之壹，考慮到校歌歌詞由專門委員會指定起草人及最終認定，不完全屬於個人創作，應以1939年6月的油印歌片作為最初版本，認定羅庸和馮友蘭同為校歌歌詞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