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擅長詩歌寫作，駢文文學價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詩人之壹。以下是我為大家整理的有關詩人杜甫的簡介相關內容，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杜甫(712～770)唐代詩人。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於河南鞏縣。由於他在長安時壹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稱少陵野老，後世又稱他為杜少陵、杜工部。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可是作為“詩史”的杜詩並不是客觀的敘事,用詩體去寫歷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現實的同時，還通過獨特的風格表達出作者的心情。
杜甫生長在“奉儒守官”並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7歲即開始學詩，15歲時詩文就引起洛陽名士們的重視。他的生活從20歲後可分為四個時期。
漫遊時期：從玄宗開元十九年（731）至天寶四載(745)。杜甫進行了兩次長期的漫遊。他在這兩次漫遊裏，過的是登山涉水、高歌遊獵的浪漫生活。他在這時期寫的詩只有二十幾首流傳下來，主要是五言律詩和五言古體詩。《望嶽》便寫在這個時期。天寶三載，在洛陽與李白相遇，二人暢遊齊魯，結下深厚的友誼。次年秋，杜甫將西去長安，李白準備重遊江東，他們在兗州分手，此後沒有再會面，杜甫為此寫過不少懷念李白的感人詩篇。
長安時期：從天寶五載至天寶十四載，杜甫在長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創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杜甫“嘗困於衣食”，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出入貴族府邸，充當“賓客”，同時,他結交壹些與他同樣貧困的朋友,也比較廣泛地接觸勞動人民。他的足跡從貧乏的坊巷走到貴族的園林，從重樓高閣互競豪華的曲江走到征人出發必須經過的鹹陽橋畔，仕途要求的失敗使他能客觀地認識統治階層的腐敗，個人的饑寒交迫使他能體會到人民的疾苦,這兩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詩中得到反映。天寶十壹載以後，他寫出《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後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天寶十四載冬,杜甫探視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寫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表達了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深情，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概括了社會上尖銳的矛盾，又描繪了“入門聞號□，幼子饑已卒”的家庭景況，這是他十載長安生活的總結，也標誌著唐朝盛世最後的總結。這時期流傳下來的詩約壹百余首，其中優秀的詩篇大都是五七言古體詩。
任職左拾遺與流亡時期：從肅宗至德元載(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祿山起兵後，長驅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陽、長安。杜甫不幸被叛軍截獲，送往長安。杜甫陷城中將近半年，看著莊嚴整飭的京城壹片荒涼，生靈塗炭，聽著唐軍兩次反攻，先後在陳陶、青阪兩處都全軍覆沒的消息,滿腔悲憤,寫出《悲陳陶》《悲青阪》《春望》《哀江頭》等詩。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逃出長安，奔赴肅宗臨時駐地鳳翔，受任為左拾遺。八月，完成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先後媲美的長詩《北征》。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視舊居，歸途上親眼看到人民在官吏們殘酷的壓迫下蒙受的苦難，寫出著名的《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組詩六首,後人簡稱為“三吏”、“三別”。杜甫對政治感到失望展轉走上艱難的蜀道，後來到了成都。
漂泊西南時期：從肅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歷五年(770)。11年內,杜甫在蜀中8年，在荊、湘3年。實際上他在成都先後住過5年,生活還是比較安定的。但他並不曾忘記流亡失所、無處安身的人們，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名句。寶應二年春,延續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結束,杜甫聽到這個消息，驚喜欲狂，脫口唱出《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七律，迸發出內心的歡悅，這是杜甫生平壹首最快樂的高歌。
大歷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後兩年，他沒有定所，往來於嶽陽、長沙、衡州、耒陽之間，大部分時間是在船上度過的。他在大歷五年冬死於長沙與嶽陽之間湘江上的舟中，終年59歲。杜甫死後，靈柩停厝在嶽陽,43年後即憲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孫子杜嗣業移葬於河南首陽山下。
詩歌風格
壹、沈郁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沈郁”的特點，“沈郁”壹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沈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沈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沈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壹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誌，“會當淩絕頂，壹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沈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沈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雲：“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壹句只說得壹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壹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裏內，杜詩壹句能說數百裏，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二、兼容並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壹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沈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壹《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三、煉字對仗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四、內容深遠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註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壹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壹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後世影響
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壹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壹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沈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後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後。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範圍。生平詳見《舊唐書》卷190。
杜甫雖然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羈的壹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幹雲。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後的壹些年，沒有受到多少嘉獎和重視，這在壹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風格和格律上的創新所導致的，某些評論家認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膽古怪。他在世時關於他的參考資料幾乎沒有，只有6名詩人***11首詩。而且這些詩關於他的影響這壹方面，都沒有提及他是詩歌和倫理觀點的模範。然而，就像孔慶翔說的壹樣，杜甫是“中國唯壹影響隨著時間不斷增長的詩人”。
公元九世紀時他的作品開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積極評價來自白居易，他推廣了杜甫部分作品倫理觀點，盡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這些觀點。除了白居易，還有韓愈，他撰文以此批駁反對李杜的聲音，捍衛了他們的美學地位。同時，這兩位詩人的詩文中都有杜詩的影子。
公元十世紀初，五代前蜀詩人韋莊找到了草堂遺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這壹個時期，中國刮起了“新樂府運動”的狂潮，杜甫作為這壹次現實主義詩歌運動的啟發者備受推崇。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自白居易後，影響了皮日休、曹鄴、聶夷中、杜荀鶴等人的創作，從而形成壹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風騷。
到了宋朝，杜甫的聲名達到了頂峰，黃庭堅、陳師道等，專門探究杜詩奇峭的壹面，形成了“江西詩派”，之後的王安石、陸遊、文天祥也都在壹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響，文天祥在獄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裏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魯迅也評價過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裏似的”。而杜甫更廣泛的影響是，杜甫的作品將律詩從文字上的遊戲變成了抒發政治抱負的載體，對後來的詩人政治題材的寫作奠定了基礎。
宋朝理學的發展確保了杜甫作為詩的典範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蘇軾闡釋了理由：“古今詩人眾吳，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壹飯未嘗忘君也歟！”。他思考的能力鑄就了他的影響力，出於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習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家學習他在藝術手法上的創新。
清初文學評論家金聖嘆，把杜甫所作之詩，與屈原的《離騷》、莊周的《莊子》、司馬遷的 《史記》、施耐庵的《水滸傳》、王實甫的《西廂記》，合稱“六才子書”。在當代，杜甫對國家的忠心和對人民的關切被重新詮釋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含義，而他本人因為使用“人民的語言”而受到現代研究者的贊賞。
杜甫對後人的影響還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紀，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認為杜甫所關心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愛，人跟人之間的寬容和同情：“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裏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和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
杜甫不只在中國流名，還揚名海外。1481年朝鮮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杜詩諺解》。他對日本文學影響相對較晚，直到十七世紀他在日本擁有和在中國壹樣的名聲。杜甫對松尾芭蕉的影響尤深。杜甫也是美國作家雷克斯羅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歡的作家。